浅析西安事变对张学良的影响
李巧宁 张 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使中国的时局由国内战争开始转向抗日战争，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摆脱了被“围剿”的困境和危局，重新赢得了恢复与发展的机会。无疑，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作为西安事变发起人之一，张学良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像张学良自己所说，“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整个事变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①。当然，事情也有其另一面，即西安事变对张学良也影响深远。西安事变到底对张学良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一、由地方统帅变成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前，虽然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在东北军中很有作为，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都算不上民族英雄，也不是什么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甚至还因为“九一八”事变对日抵抗不力而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然而，西安事变使他名声大震，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②
的确，西安事变至今，张学良一直备受关注和爱戴。其中以周恩来所说“千古功臣”的赞誉为最高。1990年5月30日，邓颖超在张学良90寿辰的贺电中这样说：“忆昔54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家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敬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③在大陆，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以各种方式对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先的高尚情操表示由衷的敬意和钦佩；在台湾，也有很多人难掩对他的尊重；在海外，许多华人曾为他获得自由而奔走、呐喊。
二、将生命的三分之二耗于幽禁中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30日，南京军事法庭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违反军纪，以下犯上为由对他进行了审讯。31日，他被判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随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但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个冠冕堂皇的特赦令，实质上是改10年有期徒刑为终身幽禁的“无期徒刑”。
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出来，张学良就被送往幽静的孔祥熙公馆软禁起来，门外有军统局及宪兵监视着，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此后，张学良先后幽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苏仙岭、湘西沅陵凤凰山、贵州黔灵山麒麟洞、贵州开阳刘育乡、贵州桐梓，然后辗转重庆被押送到台湾，直到1990年6月。其间，张学良从不满40岁年轻力盛的中年走入人生的暮年，就如他1938年9月的《自我遗憾作》诗中所说：“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④而且，虽然许多中外人士都热切地关注他的安全与自由，但他的消息却一直被封存着，他的情况少有人知，他可谓热点中的“冷”人物。
1990年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有许多台湾政要参加的张学良九十寿典隆重举行。自此，张学良始获实际的人身自由。
三、对政治与名利逐渐淡漠，人生态度日益通达
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位“爱国狂”来说，在国难深重之际过着无人身自由的幽禁生活，满腔抱负难以施展，无异于猛虎被囚，是对他身心的无情摧残与折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学良曾数次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参加抗日，蒋介石或不予理睬，或回信拒绝，让他好好读书。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时如此说：“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几次，蒋总统没答应……”⑤一次次，张学良的满腔热情被浇灭，渐渐地，被幽囚、被压抑的烦躁与苦闷归于淡漠。他难以参与政治，也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尽量回避政治，寄情于读书与宗教。1972年，与张学良频繁往来了数年的蒋经国当上了台湾“行政院长”，张学良在祝贺之外明显表示，鉴于蒋的身份和工作繁忙，希望今后减少来往⑥。他的人生态度变得通达，他看淡了尘世的名与利，无心于名利之烦扰，只求平安度日。
1956年以前，张学良用心于治史，尤其是治明史。他曾自己收集了许多史书，也托亲友帮他购买过明史书籍。1947年5月20日，张学良的老友莫德惠到台湾井上温泉探视期间，张学良表达了他对明史的深厚兴趣，说他想到大学教明史，又想到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员。并把自己的近作五言绝句一首抄给莫：
柳老渡台来访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毅庵 丁亥立夏后七日⑦
读书治史使他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从中找到了乐趣，也找到了人生寄托。
1956年，张学良皈依了基督教，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基督教义的研习。随着对基督教义的理解逐步深入，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常常以基督的宽容与胸怀去对待世人。就连曾限制了他数十年自由的蒋介石，他也表示“不恨蒋先生”，说他俩“情同骨肉，宋美龄最了解”⑧。他还多次题字“爱人如己”，希望别人也能有此胸怀与爱心。
随着年事的日益衰老，他的心态愈益淡然。1984年他曾作诗一首：
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⑨
1990年6月1日他的寿宴上，张学良坦然地说：“我是完全活在耶稣基督内，我有喜乐，一切平安都从他那里来的。所以，我现在一切事情都交给主耶稣，其他我就没有所求。”⑩
我们可以看出，治明史和皈依基督教使张学良的人生逐渐通达。
四、赤诚爱国之心历久不衰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一次行动。事变后经过了漫长的不公正待遇，张学良依旧铁骨铮铮，不改坚毅豪放的本色，最让人惊叹的是他能永葆一片赤诚爱国之心。1990年他在公开场合讲：“我虽然是年迈，上帝有什么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地方，我必尽我的力量，我所能做得到的地方，我还是照着我年轻时一样地情怀去做。”(11)
抗日战争期间，张学良多次请求抗日，不断地勉励东北军旧部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同时热切地关注着抗日时局的发展。中国将士的每一次胜败都紧紧牵系着他的心。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幽禁中的张学良获此消息万分欣喜，如孩子般又跳又唱，手舞足蹈。幽居台湾后，张学良一度十分沮丧，1954年蒋介石约见他，劝勉说国家还有需要他的时候，张学良听后相当振奋。90年代重获自由后，张关心国家的统一，他向大陆的记者表示如果能帮忙，很愿尽一份力量。
对于张学良，西安事变以来的风风雨雨改变的只是他的容颜，他爱国的风骨依旧。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人生之旅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此后的他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事变前，他是花花公子，是雄据一方的东北军统帅；事变后，他是一个被幽囚者，是毫无影响力的孱弱老人。没有改变的，是他“顶天立地男儿汉”的磊落光明。(12)
(作者单位：陕西汉中师范学院；邮编：723001、710086)
①张学良1993年对台北《时代周刊》编辑的谈话。
②转引自杨景华《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载姜铁成主编《张学良旧居》，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20页。
③转引自杨景华《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载姜铁成主编《张学良旧居》，第116—117页。
④转引自杨景华《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载姜铁成主编《张学良旧居》，第97页。
⑤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521页。
⑥转引自杨景华《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载姜铁成主编《张学良旧居》，第112页。
⑦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93—494页。
⑧1993年4月19日张学良对《文汇报》记者的谈话。
⑨转引自杨景华《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载姜铁成主编《张学良旧居》，第114页。
⑩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501—502页。
(11)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501—502页。
(12)张学良有一首小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