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留给人们的思索
傅 壮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60多年了，人们对这一事变的回忆和论证也60多年了，其中各抒己见，各说不一。
然而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主要人物都已相继离开人世，只有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已是百岁老人的张学良将军而今依然健康地与世界同在。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①。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尽管言简意赅，但却道出了西安事变的伟大作用和意义。转换时局，发动全国抗战，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作。而在当时的中国能够做这么伟大的工作，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的贡献是最大的、最关键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中国的全面抗战，同时也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以德、意、日为轴心国发动的第二次法西斯战争在中国、在亚洲、在太平洋遇到了坚决的反击。中国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是重创日本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主力。所以我认为西安事变在当时的中国和当时的世界都是一件重大的划时代的进步事件。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一生。张学良将军少年时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接受过世界近、现代的民主、科学教育。张学良将军有自己的理想和治国之道，他主张国家统一富强，主张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待，反对外来侵略。所以在他正式执政东北时，鄙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断然易帜，维护祖国统一。实现民主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张学良将军正是承接这一传统的最杰出的人物，他也是本着这一根本的精神去面对民族和国家的一切。
张学良将军主政中难辞其咎的是“九一八”战争的失误，尽管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是作为地方有决策权的首脑是不应该放弃对侵略者的抵抗的。“九一八”战争由于不抵抗丧失了东北，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及东北的军政人员、学生、难民的流亡集团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当时的中国政局是地方各派各据一方，张学良的东北流亡集团离开了东北，无论在财政、军政上都有极大的困难。面对日本的加紧侵华，张学良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收复失地。长城抗战失败，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考察，后又被蒋调回剿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与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为此，张学良将军多次找机会苦谏蒋介石，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只有全国全民族团结一致，坚决抗日才是中国最大的任务。然而蒋介石却一心剿共，而共产党早已宣言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将军诤谏蒋介石，他据理力争，如果不及早结束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则华北危机、国家危机、民族危机。苦谏、诤谏没有说服蒋介石，张学良将军以广大流亡将士、学生、难民的悲惨景况，以将要亡国之危动之以情，感之以怀，哭谏蒋介石，但蒋介石仍是一意孤行打内战围剿红军。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已成为中国时政之焦点。1936年6月，张学良公开发表演说：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惟有抗日，中国才能统一。在致蒋介石电中说：“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总之，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②11月10日，张学良在对骑七师官兵讲话中说：“在目前中华民族最切要的工作为抗日救亡。中国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一切工作，无由而起，永无复兴之望!”③张学良将军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仅靠那一党一派抗日是不行的，只有全国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在与周恩来会谈后，他说：“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同时他又联络各地方实力派以推进全民抗日。但是，蒋介石不为所动，变本加厉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并亲临西安部署围剿红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以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和胆略，联合杨虎城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行兵谏。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6年12月12日，五年多，张学良将军带领东北流亡集团，历经各种磨难，政治上已成熟。在兵谏之前，张学良将军就已有了一个政治、军事、思想各方面行动之准备。张学良将军抱定了“兵谏”必果的把握和信心，为了唤起全国各民族的抗日决心，抱定了牺牲自己的决心。
张学良12月12日致宋美龄电说：“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石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④张学良还说过：“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⑤“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⑥
张学良将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目的是逼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实现全国全民族的一致抗日，所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既定方针贯穿始终。在扣蒋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与蒋谈判，希望蒋介石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并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西安做蒋的工作，也请端纳、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说服蒋介石改变态度。其爱国精神可昭日月。张学良在“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⑦张学良将军这种视国家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言行一致，只知前进，不思后退。当蒋介石答应谈判条件后，他就不计个人安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将军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他以政治家的胸怀、胆略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环节。这件事实际上更加反映了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的成熟。在国难当头，为把着眼点放在一举就要成功的关键所在时，不具有成熟政治家思想的人是做不到的。张学良将军少年时代就是一个“爱国狂”，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胜于爱自己。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从捉蒋、放蒋到送蒋，张学良达到了一个魄目的，那就是全国全民族抗日，那怕牺牲自己，这种极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境界，如果不是成熟的政治家，能做到吗?在当时的中国，历史赋予了张学良将军挽救危亡的使命，而张学良将军用西安事变完成了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也是政治家的大义之举。毛泽东是一位洞察事物敏锐的政治家，看看他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看看他是怎样看待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中国也许由此亡国。”⑧所以张学良送蒋回京之举绝非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也决非是一时感情冲动的鲁莽举动。至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软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那是蒋介石对国家和民族的罪过。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一个时代。事变之前的中国是内战不息、军阀割据、四分五裂，虽有南京政府，可各地自行其是，但事变之后，全国一致对外，中国走向统一，在抗日大旗下，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事变之前，中国工农红军，刚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处在低潮。事变之后，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击围剿，得以缓冲喘息，进而加速发展，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江泽民总书记曾说过：“西安事变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启示，最重要的是，它表明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⑨
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们干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这件大事情推动了中国的前进，他们不愧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
(作者单位：张学良暨东北军史鞍山研究会，辽宁鞍山；邮编：114001)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6页。
②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021页。
③《张学良文集》2，第1044页。
④《张学良文集》2，第1057页。
⑤《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18页。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22页。
⑦《张学良文集》2，第1067页。
⑧1937年3月29日《新中华报》。
⑨江泽民：《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1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