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虹霖博士论文的情结
赵杰
1999年6月，我以特邀撰稿人的身份，随同辽宁电视台摄制组赴美采访有关张学良和知情者，中午，我们刚步出旧金山机场，前来迎接的祖炳民先生，就直接将我们送至中餐馆“真北平”，说是给我们一行接风。席间，他介绍采访计划时谈到，还将安排我们对他夫人的采访。当时碍于初次见面，我也没好意思询问他夫人的身份。
第二天，我们如约步人他的家中时，茶几上一叠有关张学良的图书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指着其中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对同伴们说，这本书在大陆影响很大，这是作者傅虹霖当年的博士论文。
话音刚落，女主人走过来看了看我说：“我就是傅虹霖”。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惊异地抬起头。接着，我又把惊异还给了她，我说：“这本书中借用了我的四幅照片”。于是，她又同样将惊异的目光投向我。
我打开书卷，指着其中的照片：元帅林宝顶，张学文在宝顶前、张作霖墓地全景、张学文全家在墓园前合影，感叹说：“世界真是个大村落，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意外相会”。
1987年5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文携夫人和四子张彤光，从巴西回故里祭扫，我曾陪同了全程。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同辈的第一次祭扫，这些照片便是当日的场景。祖炳民先生闻听这一情况也十分欣喜，急忙问：“书中照片署您的名字了吗”?我回答说，当日辽宁大学出版社将此书作为重点图书，苦于没有新角度的照片，所以通过史学界的朋友向我借用。后记中不但作了说明，还注明了我的名字。他听到这里，连连点头称是。傅博士说：“我在自序中提到了感谢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帮助，想不到竟会与你在美国相会，而且是在我的家中”。
在洛杉矶采访张素久后，我也成了《侨报》记者石磊的采访对象。我在介绍海峡两岸以及美国学者对张学良的研究时谈到，大陆的学者遵循“千古功臣”的提法，台湾学者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美国学者则侧重围绕张学良的生活方面整理分析，其中傅虹霖独树一帜，直接面对西安事变。她的观点虽然有些尖锐，但评价不失客观。
飞往旧金山之前，这篇采访刚见诸报端。想不到的是，前天在采访中提到的傅博士，今天就在她的家中与之意外地相会了。
我早就闻知，傅虹霖博士是美国研究张学良问题的著名学者。她出生于中国的四川，小学、中学时代在香港、日本和台湾渡过。而后赴美深造，先后获得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学土、及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据祖博士介绍，他的夫人在呼吁张学良的自由中，做了许多工作，所以才被确定为采访对像。可是我对她缺少深入地了解，刚才在赶往祖炳民博士家的路上，我还苦思采访时如何找到语言的交叉点，以便采访更有价值，使拍摄的画面真实而又生动。想不到刚一搭话，双方竟不仅因张学良将军话题有此联系，而且她就是久仰的傅博士，真是柳暗花明。
采访地点选择在她家房后的花园里，静寂的院落环抱在葱绿和盛开的鲜花中。和煦的阳光下，花木随风飘散着阵阵馨香。虽然摄像机的镜头对着我们，但我们围绕张学良这一主题的谈话，却如同泉水般畅涌。
起先我倒像是端着茶杯在与知己交流，直到看到摄影师的目光才猛然得到提醒，这是在采访，莫要使录制的镜头变得太碎，不利于后期制作。于是，我尽力用目光和点头动作表示我的赞同或看法。我不用深思，就确定了采访时与之对话的切入点，就是她对张学良研究的 起因及经过，以及她的感受。
傅虹霖博士深情地回忆道：我研究张学良的起因，是因为撰写博士论文。开始时选择了陈独秀，可是在查阅资料中感到，写他的人太多了。于是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一定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经过一番思考，认为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上很有地位。特别是在台湾，我们小的时候，根本就不了解他，自己仅是听父亲提到过，说他在中原大战的时候帮助过蒋介石，蒋介石对他没有像对杨虎城那样，认为蒋介石对他不错了，虽然没有给他自由，但吃住和物质方面没有缺。尽管人们不把他看作反面人物，可真正认识他的人却不多，写他的人就更少 了。于是自己开始收集资料，那时美国境内哪个地方有中国近现代史图书我就去，越查越觉得应该与他本人谈一谈。
1976年我到台湾时，竟想去找张学良。也许由于不了解张学良的处境，也许是当年年轻，不加思索地贸然给台湾教育部写了封信，说明自己由于博士论文的需要，因此想采访张学良。教育部很快就回信说明，张学良由有关方面管理，他们没有办法满足采访的要求。当时我先生祖炳民有个学生是蒋经国的政工干校毕业的，这个学生的爱人还在政工干校，他们都是总政王升的学生，他答应帮助见张学良。没等到他的准确消息，我就来到台北。见面后他才讲出实情，想见张学良是件很棘手的事情。但是又无法直说其中的原因，就介绍去找台湾国史馆的馆长黄缉戮，经同意得以到大溪资料库里去查阅资料。可是在里面不但根本看不到有关张学良的资料，而且有关西安事变的也没有。最后他们给了我一个档案袋，里面只有《大公报》的两个版面的文章，还是当年发生事变时的简报。
看到我很失望，友人提议说张学良每个礼拜都要到教堂去，可以到教堂去等他。我听后拒绝了，我说，我不是新闻记者抢新闻，我是学历史的，要和他对话。现在不让我见张学良的经过，我将来可以写在书上，这本身就可以说明历史了。
我当时研究西安事变很困难，主要是没有资料。后来我采访了许多诸如斯诺夫人似的知情人，当年就采访过张学良。1979年我第一次去了北京，接待人员安排我到天安门广场旁的历史博物馆。在西安事变史展出中，有周恩来当初处理西安事变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个资料很宝贵。知道我需要这份资料，他们特意把电文拿下来让我抄写。那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正在北京住院治病，我想采访他，他回话说，自己生活安静，不愿意接受采访。我在美国想采访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陶鹏飞夫妇，见面时他们不但不理睬我，而且后来见到我就躲开。
1980年，台湾方面请我先生回去，他就提出了以见张学良为条件，台湾方面虽然答应了，但没有成功。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不同意，理由是，祖先生是我的同乡，他要提出见我，我同意，而当局安排我会见，我不见。
后来张学良有病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联合报》的记者相机采访了他，张学良说了很多话。看过文章后，我觉得我不要见他了。倘若见面后他将我的论文推翻了，我这七八年不白白花费这番精力了吗?于是我埋头写完了博士论文，就是你见到的这本书《张学良政治生 涯》。书出版后我就想把书带到台湾，亲手交给张学良，但因为是大陆出版的，是简体字，他根本不要看。大概在1988年左右，大陆的书可以在以台湾出版了。这就是后来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这本书在各方面的反映都不错。先后在香港、台湾、日本再版。
我这本书的序是我的导师唐德刚写的，登在了台湾《传记文学》上。张学良看到这篇序后，才看了这本书，买了很多本送给他的亲友。等到后来我们见面时他说，书中90％多是正确的，但有两点不正确。一点是叔父(二伯父张作孚)不是土匪，是被土匪杀了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九一八”事变不是蒋介石不叫他抵抗，而是他自己不抵抗。这两个观点错了。
当时，第一个是我弄错了，资料没有查全。第二个再版时我没有改，我不同意。我说，那时如果蒋介石不要你抵抗，是你自己不抗日，可为什么西安事变你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呢?这一点你说不过去，但我没敢多谈。
1995年，张学良定居夏威夷后，我在那里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已坐在轮椅上，不大说话，也不愿见人了。据说他住的地方很小，约好的会见就在公寓上电梯的大厅里等候。他早晨和傍晚都出来散步，如果想见他，就在路上等他。
问：您在书中收录有关张将军的几张照片，使人看过之后得悉了汉公生活一斑，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如何拍下的?第一次书上使用的照片，是在张学良家门口拍照的，那时他还不能随便见人。我的一个朋友，是我弟弟的同学，他也住在北投，所以他知道张学良住所，于是他就带我去了。刚好走到他家门口时，有一辆车开了进去。我们认为可能是张学良的车，于是赶快下来了。但这时车子已经进去了。待我们随后在门前照像的时候，对面房子里出来的人就追问我们在干什么?我那朋友就说是姐姐从美国回来，看到这里的风景挺好，拍张照片 留做纪念。但是他要拿走我们的照相机，我们就赶快上车走了。
我第二次到台湾(1990年)，是与我的爱人一起去的。那时正巧赵一荻到美国探亲去了，张学良请我们在饭店吃饭。那天他很开心，谈起了过去，谈冯玉祥，但没有接触西安事变的话题，我们也没有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的兴致很好，吃完饭又约我们到他家里去，将楼上楼下参观了一个遍，尔后又派车将我们送回旅馆。这个司机谈话很风趣，他说已给张学良开了几十年车了。
傅虹霖博士谈到这里停了下来，她惟恐自己的谈话跑题，所以征询我还应谈些什么。如果不是有采访任务在身，我真愿意与她海阔天空地聊下去。我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交流机遇。
问：您从开始论文写作题目的确立，一直到与张学良将军的接触，整体上对张将军的印象如何?或者说是在情感上的见解如何?
我在后来的研究中才发现张学良这么重要，他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当整个研究完了之后，我又感到他是个特别的奇才。他以前是靠父亲才起来的军人，而且那个时候，他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当年在中国抽大烟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抽大烟的人能改变中国历史，成为在中国很有功劳的人。他是很独特的，传奇的，而且是有争议的人物。他主张蒋介石停止剿共，带领军队打日本抗日，完全是出于真心。我的结论是，他从军阀转变成为民族英雄。
问：您能不能谈一谈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这也是我在美国采访中最感到棘手的部分。如果您感到不方便的话，简单地谈谈对张学良发动这一事变的看法也可以。
我对西安事变做了些研究，觉得张学良太感情用事了。虽然他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迫不得已，又得知蒋介石要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的消息，胡宗南的部队调进来的原因。但他这件事做得还是太草率了，事先没有周详的计划，所以把蒋介石抓起来之后，蒋的态度很强硬。张学良这个时候才打电报给延安，给中共中央，他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后来，周恩来到了西安才得以和平解决。从这个情况来看，张学良当时做真正的领导人还不够，不够成熟，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轻率地进行。此外，送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很轻率的。好像他是一个人做 事一个人当，但他没有想到一定回不来。他到底还不是一个政治家。
问：您对张将军在以后六十多年生涯中的精神状态如何评价?
他多次谈到，我做事我负责。这六十多年，他研究明史、信基督教、对过去事情看得很淡，任何经历了这个事情的人都会这样的。别说他没说什么，就是说了也没有用。一个很辉煌的人，突然被关了几十年，所以研究明史、信基督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假如我碰到这个事情，我也会这样的。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停止了摄像机的转动，我们合影留念后，她将已经准备好的一叠照片送给了我，并将照片上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那故事很生动，有些我在她的书中读过，有些虽读过却不知生动中的艰辛。我们一行整理器材时，她将再版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送到我的手中，上面端正地写道：“谢谢您的帮助”。
我也将自己有关张学良的两本专著送给她。她顺手翻开散文集《情奉张学良》，看到是彭定安老师作的序，惊喜地说：“我的那本书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也得益于彭先生的帮助”。她说的是实情，彭老师对此在序中曾描写过一笔。
世界真是太小了，太小的路径是心意的相通，那是张学良将军搭就的。不是吗?
(赵杰，辽宁省政协文史办副主任)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