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国民阵线
（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第二天，首批南京军队抵达西安。
他们进城时乘坐的两辆大型军用卡车，径直驶到西安宾馆近前，御下了几位军官。我们的视觉对原先军队穿得那身兰灰色服装才开始逐渐习惯，紧接着来的这批穿卡叽布制服的人，倒令人感到新奇而陌生。就连那些配有防雨篷布和软座的卡车，也凑热闹似的与原来那些载着戴皮帽的东北军，在大街上到处乱窜的破烂敞篷货车进行着比较。
然而，封锁终于打破了。旅馆经理站在台阶上，面含喜色高兴得直搓手；荒废已久的休息室，也意识到了新生活的来临。数周来在寂寞中闷闷不乐的职员们，也重新把头发梳理得光光亮亮，摆出职业上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派头。
“火车什么时候重新开通?”
唯有这一次他对你的提问什么也没有查阅。“第一班快车今天午夜发出。车票已经卖超——售票处的门都关上了。不过，他们会留有少量票。你想今夜离开吗？”
“好，来张到北平的二等卧铺票。”
我走出旅馆，来到现在我已经相当熟悉的西安大街上——这条尘土飞扬的大路经过新城的白色大门，然后是宽阔的西大街。我经过《西京民报》的办事处，我的朋友过去就在这里工作。陈翰伯还留在那里，可是印刷机却闲着。出版暂时中断，等待新的主管机构验收。
“中央军已经来了，我今夜也要离开。”陈翰伯点着头慢吞吞地说；他那明亮的黑眼珠显得非常忧伤。
“张兆麟哪儿去了?”
“你想见他?”
“是能安排一下的话，我想大家可以办个聚餐会。他能来吗?”
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聚会地点。现在这家报社的办事处就象一座被遗弃了的矿井口，显得忧思重重。编辑部的职员，或者就叫编辑部的残留人员，满腹忧伤地围坐在火炉旁，就象“空虚的人”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靠在一起，
满脑子稻草哟!
当我们一块儿窃窃私语时哟，
乏味无聊的话儿
是平凡而无意义的……。
我注意到，他们中有一个人把脚翘到炉子上，正在读列宁的著作。
“你最好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蓝衣社’就要来了。”
“他们昨夜就在这儿。现在我们有几个人在站着岗。”
“不过，还是读‘三民主义’安全些。”
他们都把各自仅有的那点东西打点停当，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在中国，所有胆敢涉足政治的记者，都生活在危险中；他们要是明智，最好还是随时打点好自己的行装。
“报纸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还属于张学良，是吧?”
“张学良是囚犯。我们原想把这些印刷机搬到兰州，可是来不及了，顾祝同明天就到，他不喜欢记者。他屠杀过许多新闻记者。”比起由此而引起人们联想的实际情况，他的这番话说得更平淡，更轻松。突然，我想起了我的那个萦绕于心的问题。
“你听没听到过孙铭久、苗剑秋和有关他们那伙人的事情?”
“我们都没得到他们的消息，”他慢条斯理地说。“不过，我今早听到谣传说……。”
“快说下去。”
“……在咸阳，他们受到了王以哲的人袭击，全都被杀了。也许这是真的。”
“昨夜?”
“是的，是昨天夜里。”
这一阵儿的谣言实在太多了，可是，这一个也许是真有其事。任何事情都可能真得发生，因为西北的整个这场运动正在解体。在南京军队面前退却也许是个策略问题，然而，它却从内部被搞得分崩离析。
“你们对和解怎么看?”我问这几位东北青年。“它真的是一次投降吗?”
其中一位耸了耸肩，说道：“是这样——否则就要内战。就目前而言，不管采取什么步骤都比打内战强。只要南京信守协议，我们就得到了某些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东北军呢？”
“他压低声音说：“他们对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满意。当最后一批东北军撤离时，他们说：这是又一次‘九一八事件’。他们中有许多人非常痛恨红军。”
这些我能够理解，仅从表面上看，东北军是这场交易中的损失最大者。红军通过与南京的讲和，不仅什么也没有失去，而且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如果这次是按他们的条件讲和的话。
我按原计划继续在市内到处转悠。店铺敞开大门，准备欢渡新年，少数街道上挤满了人。周围还有一些杨虎城的军队，但他们都已不带武器。
国民党党部的外面，是一片乱哄哄的景象。一长串马车满载着报纸和办公设备，正准备离开。这座建筑物过去是“群众运动委员会”办公的地方，在西北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也是最使人感兴趣的组织活动中心之一。过去他们还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总是挤满了学生，编发着那些无穷无尽的宣言、海报、以及从各县区归来汇报工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它曾是革命活动的繁华场所；现在呢，我估计，“新生活运动”将确保它那宁静的统治地位，昔日的官员们也将重新恢复其边上班、边打盹的昏昏噩噩状态。
宽阔的大街显得比以前更加开阔空旷。我意识到，这是由于昔日漫延于整个街道每个街口的横幅标语和旗帜，全都消失了。我来到鼓楼，只见工人们正在那些巨大的绿色海报上忙碌着。这些海报贴在四周墙壁的石基座上。张学良最初提出的“八点纲领”也在这里，用巨大的白字刻写在上面：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全面政治自由!可是现在呢，我留神注意到，这些字迹正在被用国民党的蓝颜色所涂盖。他们的行动可真是不失时机。
那些熟悉的海报全都从墙上消失了。我百无聊赖地瞎猜测：这是否接到了什么命令，或者是西安的市民们，由于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为了不再出现新的风暴，才要采取措施把一切有牵连的痕迹彻底消除。不过，可以确切地说，这座城市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受到征服、历经磨炼的外表。我信步来到了无线电电台；原来的那些工作人员正在放着留声机唱片。一切都彻底崩溃了。
“您瞧，中国的事情总是这么结束的，”那位教士说。“一种良好的传统中国式妥协。”我感到情绪特别低落，不想跟他争辩；况且，他显然也说对了。
这次茶话会颇有点象个样子，因为在座的六位，包括了自大撤退后仍留在西安的全部六名外国人。我是在到浸礼教会寻找我的朋友时，无意中偶然遇到他们在一起坐谈的。我还有点担心会不会由于我的突然插入而扫了他们的兴。
“这些年青人是诚挚的，”那位发言的教士继续说。“可是，一切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金钱交易罢了——是大批的金钱在将军们中不时易主而已。而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人民才会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他会见过23位叛乱的领导，应该说他对所谈及的问题是了解的。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住得时间愈久，就变得愈象中国人那样，遇事能够容忍。在我想来，对于任何一位传教士来说，要想长期保持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观念，是很不容易的；而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肯定非常困难。
我环顾在座的这几位(碰巧，又全是英国人)。他们为了一个许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的目的，选择了在外国渡过其一生。他们中有三位，奉献给自己信仰的是劳碌一生的苍苍白发；他们是在西安从事教会工作的人中最优秀的人，或者，至少也是最虔诚的。这是因为，在危险当头的情况下，坚守了自己工作岗位的，只有他们。可是，我觉得他们中只有一个人——还不是最年轻的——似乎对过去八周来在西北一直非常富于戏剧性，从而引起争议的那些问题有一点真知灼见，我转向了他。
“那么你对这一切有何高见?”
他仔细斟酌了一下，答道：“对于行使暴力，当然了，我感到遗憾。可是，这么做也带来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例如，我们就了解到了某些有关共产党的情况，而这些以前根本无法知道。我和周恩来进行过交谈，当时的气氛就象现在你我交谈一样平静。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种印象：他们是真诚的，而这对我来说，要比无论什么宣言都更有意义。我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他应该明白的道理。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真正统一的前景，今天的条件要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为有利。”
我感到，他的这番表白不是盲目乐观。“你喜欢周恩来?”
“非常喜欢。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他带点激动地补充说：“对共产党在西北的行动，我们的某些教友居然散布了一些毫无根据、最能使人恐慌的谣言故事，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这些故事不是从事实出发，完全出于一种最恶劣的偏见。他们应该被公开否认，因为它一点也不利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
最后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毋庸置疑，这是指少数教士所做的夸张性报告；这些报告描绘了一幅“赤色西安”的情景，从而导致对在该市的外国人的安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庸人自扰式的行动。我感到不解的是，教士们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大多数程度上有可能持续下去？那些坚持下来的教士们对于那些未能坚持下来的，有多少成分是真正出于自发的义愤？不过，人们普遍同意：共产党总的看来是“行得端，走得正”。周恩来是当今获取成功的英雄。只须对教士过去对中国红军平时所执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有个起码的了解，便会认识到这种认识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了。
事实上，在中国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有了改变这一点，是从西安事变中可能取得的(说早已经取得尚为时过早)一项显而易见的成果：例如，光是人们觉得他们能够使内战得以避免这一点，就使人们普遍松了一口气——如果剿共战役不中止，将会出现何种结局呢?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对该国传统军事思想为害最烈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轻信那种能平息战乱，恢复秩序的势力。当南京政府的权威，通过采用各种计谋取得一个又一个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从而不断扩展到中部和南方各省时，在该国的大多数外国人，也就转变了态度，坚决地亲南京。尤其是自从委员长改信基督教，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来，传教士们毫无例外地全都成了蒋介石的热情支持者。他使他们成了既得利益者，因为基督教终于在中国达到了一个荣耀的位置。
凭借着某种奇怪的心理学花招(这是任何生活在中国，依靠官方新闻媒介精心编造的报导来获取消息来源的人最容易下意识地相信的一种花招)，现在剿共战役已不能再被看作是“内战”了。因此，贴上一个“共匪”的标签，这才是真正的精明。在中国，匪、也和穷人一样，是随处可见的，因而剿匪也就必然成了一个有效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一种正常职能。但是十年来对红军发动的战役所损失的生命数目之巨大——仅管中国农民的生命价值是那么低廉，在任何一个有真正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早就会激起社会舆论的愤慨。共产党决不是“匪”；就其作风而言，早期江西的红军比起把蒋介石推向执政地位的那支军队，似乎更有权力把自己称为“国民革命军”。
这是一种纯理论的观点。可是，任何一位对中国的民族独立斗争怀有同情心的人，也只能对“剿匪”战役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深感遗憾。十年来，共产党一直是南京政府的主要内政问题，除了把他们斩尽杀绝，绝对不容许有其它的任何解决方式。然而，这种斩尽杀绝的政策。实际上不仅代价很大，而且也没多少效果。尽管“第五次剿共战役”摧毁了共产党在江西和福建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主要根据地，红军也只不过是改换了一下他们的阵地。处在运动状态中的红军，比起被铁臂合围在他们山区的要塞里，对南京的危险可能要大得多。随着他们跨越半个中国那坚韧不拔的脚步，土地革命的风云在他们身后蓬勃兴起；而他们在1936年占据的最后位置，则还远不能使南京政府感到放心。
那些并没有竭立反对在西安事变期间与红军达成临时协议的人——他们代表着中国最有勇气，最讲究自由的力量——常常以红军处于“削弱状态”为口实来缓和争议。他们坚持认为，残留在西北的只不过是一些被连续不断的战斗和强行军所拖垮、毫无斗志的乌合之众，且孤立于一片贫困不堪的区域内，因而在军事上不堪一击。他们争辩道，在这种情况下，赐给这些处境艰难的亡命之徒们一点和解姿态，只消把赦免他们当做一种施舍，就算是南京政府方面做了一件令人满意的事。
可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中国西北红军所占据的，实际上是一片范围较大，比较独特的区域——虽然较为贫穷和人口相对稀少——与他们过去占领过的任何地方相比较而言。由于他们可以退回到几乎无法攻破的甘肃山区据点，因此，这里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区；而对于像他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来说，粮食问题也绝对不成其为什么严重的困难。不仅如此，那里还有取之不尽而异常珍贵的生活必须品——食盐，它的缺乏曾使遭受封锁的江西“苏区”处境极端不利。
西北红军的实力(处于常备和武装精良的军人，以有别于民兵)，据外国某观察家估计，约十万人左右，首次置于一个统一领导之下，包括其几乎所有经验丰富的领袖——毛泽东、朱德、林彪、贺龙、肖克、徐海东，以及其余这些名子几乎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多年来第一次取得了全面协作。从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境的根据地出发，他们可以挥师向北，向西，从而与新疆、外蒙建立起联系，开辟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而这自广东汕头失陷后，他们从未取得过。在许多有资格的评论家看来，无论是防御，还是未来的潜在军事行动能力，在1936年，中国的红军比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强大一些。
毋容置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也由于政策的改变而大为加强，而这种政策的转变自1936年开始以来，已经生效。建立统一战线，对付那个几乎无可辩驳地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主要敌人的国家，这一主张使他们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支持。正如出席1936年8月召开的：“太平洋学会”①尤塞米蒂②会议的一位代表所说的：日本的侵略正在使共产党成为中国的‘优秀公民’。昔日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反共的势力，现在也开始陷于瓦解。
这两种观点——中国红军完了，以及他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富于挑战性的战略位置上，要想对付他们，必须设计出新的战术——都开始出现在由周恩来参加的西安谈判桌上。可是，共产党绝对不是在对他们完全不利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不象南京——只要他们能够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们可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首先由周恩来亲自向蒋介石提出，其后又提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建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提议一年前可能就已初现倪端)，是一个正式的妥协方案。当然，双方对于究竟能做多大程度上的相互妥协，无疑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只要愿意，南京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说是共产主义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共产党方面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必要的妥协，以解决国家日益深化的危机问题。
在蒋介石被捕获的时候，“叛军”方面可供考虑的有两种可能——这时的叛军，随着红军的加入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第一种可能是采取断然的军事行动。他们可以抢占潼关，加强这一要塞的防御力量；在西北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人民政府”，公然反抗南京；并向西南和华北的地方军阀(他们出于各自的原因也都反对南京)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实现其所提出的彻底改组南京政府，开放救国运动等项主张。这就是为象孙铭久这样的左倾分子所推崇的行动方针，一度也为共产党所支持。如果采用了这一方针，导致爆发比实际上发生过的更大规模的敌对行动，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释放蒋介石是一张牌，这张牌总能够在方便的时候加以利用，以带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双方重归于好。而且在政治自由方面，大概也会实有所获。至于它是否会导致同日本的战争，这就说不准了。
由于种种因素，这个机会还是失掉了：占据潼关失败了，与各省建立联系也遭到了困难；而且从事变一开始，西北方面内部就对运动的目的发生了意见分歧。在一种行动方针被放弃的情况下，妥协——同时也释放蒋介石——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南京的情况演变得颇为奇特：由于一帮实权人物迫不可待地企图利用形势，为自己谋取利益，使得蒋介石夫人和宋子文的调解工作变得尤为及时。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他们似乎比其它任何一方都更为迅速地充分估量了这一形势的前景——早已改变航向，避开“分裂主义分子”在西北建立“人民政府”的设想，表现出支持通过调解解决问题，释放蒋介石，和以南京作为国民阵线起点的强烈愿望。一经认准了这条路线，在变化莫测，争吵不休的以后几周里，他们就不再偏离这一点；最后他们还能够——站在许多心怀不满的反对派的反对面前——劝告西安当局接受他们的政策。因此，公开的破裂得以避免，而且在对某些大人物最敏感的尊严问题多少可以令其容忍的情况下，南京给予一切方便，支持国民阵线的正式成立。只要谋求真正政治团结的实质性内容能够得到保障，那么，解决这一极端复杂局势的光辉成就和荣誉，就赋予了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也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南京到底有没有良好的信誉来保证呢？为了谋求最终的和解，西北联军放弃了战略位置，而这些地方在未来再也不可能重新回到他们手中了。蒋介石也不会重蹈复辙。
至于红军方面，他们虽然成功地在南京获得了立脚点，但代价则是失去了他们的西北盟友。对此，人们大概都很明白，在西安临近和解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联合工作几乎完全破裂了。东北军自己内部也陷于分裂；自从王以哲死后，高级军官们惶惶不可终日，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杨虎城打算自谋生路；他看来象是个最大的输家，直到南京把他的全部人马全部收买了去。充当“保皇派”这个自己也不熟悉的角色的红军，正在试图以比上海金融家更高的调门，赞美着蒋介石。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十年来不间断地和他打仗这一事实的本身，细想起来都象是一场演得非常逼真的戏。
在我们晚上相会的那个餐馆外面，南京士兵正好当街挂起了一面新的横幅标语。白布上写得黑字几乎尚未干呢。
“上面写着什么?”我问。
张兆麟戴了顶压扁了的礼帽，做了一个鬼脸，念道：“打倒共匪!”与共党勾结者死路一条：”这是汪精卫之流常说的话，对国民阵线来说决非好兆头。
这是一次奇特的最后一次宴会。就在这家餐馆的内室(我们也是才搞清楚的)，后门居然直通厕所。南京军队的司令顾祝同定于明天到达；而且他们还告诉我，“虎城”的私邸——该市最富丽堂皇的住宅——正在被安排作为顾祝同的司令部所在地。杨本人也象一切知趣的人一样，呆在新城之内。所有“新生活运动”的标语也再次重返各家店铺的门口。由此看来，西安似乎要按照老传统，准备过中国人的新年，而国民党的天蓝色也将成为最时髦的色彩。
起初，大家的话说得都很谨慎，因为每个人心里好象都搁着点事。对于在西北的许多人来说，现在依然是一个心情焦虑的时期；或迟或早，逮捕乃至可能出现的大屠杀，不可避免地会随之而来。这就是搞政治的风险。一想起这些，谁也没心思饮宴作乐了。
“也许结局不会那么糟，”我提出。“去年在广东，他们仅仅调换了全体文职官员的工作，驱逐了旧党派。我并不认为还有谁想在西安搞什么另外的暴力行动。此外，西安市内只确一个团的中央军。”
“早已两个师了。”有人反驳道。“你没见他们在外面张贴的标语。
“这也许只是做样子罢了。” (这话说对了；事实上，这些反共标语并未悬挂多久)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祝贺新年呢?至少，我们期待着新年好运的降临。”
我们要来了黄酒，为张少帅——还在奉化被囚禁着——的身体健康干杯。几杯热酒下肚，谈话的气氛立时松驰了下来。
“你们应当首先为蒋介石干杯，”张兆麟坚持道。“你们难道不知道，统一战线嘛!蒋介石现在是我们的领袖了。”
他说得对，于是我们故意大喊大叫着干了这一杯。“最好还应该为红军而干一杯，”一个忧郁的声音传来。“很快就没有一个红军了——即使在特区，也只有更多的政府军。”
“但红军是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武装的，对吧?”
“这个，眼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似乎奉命取消自己，以解除蒋介石的烦恼。”
“不对!”有人怒气冲冲提出抗议。“红军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武装，或者他们的‘苏维埃’组织。他们可以改变名称，使南京满意。但这只是一种战术——统一战线总战略下的一种战术。”
“多么笨拙的战略!这种战略使他们充其量只能维持到蒋介石把他们再度孤立起来，并把东北军调离西北!”
“不对，”蒋介石真地变了。他变得更民主……。”
我们重新回到以前那种夹杂着争论和吵闹的亲切气氛中。这种气氛我在北平时曾是那样的熟悉。现在即使这么谈一下，也令人感到快慰。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更清楚了解到实际情况倒底如何。
然而，在聚会结束之前，我们还要为一件事来干这最后一杯酒。我们祝愿道：
“为了中国的统一!为了国民阵线!”
眼前的情景很富于浪漫色彩，宪兵在窗外来回走动，侍者在屏风后频频往来。
“也为了我们再次相会，干杯!”
我的包裹在旅馆已打点停当；从这里到火车站仅需一刻钟。旅馆的经理(也已换上了另一位，因为他能够安安生生地躺在床上睡着觉)，与我殷切话别。他对不能亲自送我到车站表示了歉意。
“我现在实在太忙了。您瞧，这儿一切还都是乱七八糟的。许多客人明天就要来了。”他颇为不愿地咳嗽着说：“您在这儿过得还舒服，对吧?”
“非常舒服，多谢了。我过得很痛快，再见。”
从西安的城墙下面走了出去，再次回首远望；发电厂里灯火通明。为一团巨大的阴影所笼罩的古城墙上，已看不见枪炮。城门上空，在一束探照灯光柱的映照下，可以看见迎风招展的国民党的国旗。
译注
①太平洋学会1925年7月由美国一些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成立，目的是“通过会议讨论和长期调查工作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它以学术团体的姿态出现；在经济上，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等垄断资本的资助，会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日本、荷兰、新西兰、英国、美国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曾出版《太平洋事务》，《远东文摘》等刊物。1961年解散。
②尤塞米提，美国加利福尼亚中东部的自然山谷风景区，1936年太平洋学会在此召开年会。
③中央军进入西安后，大小特务弹寇相庆，在大街上粉刷反共标语，企图用高压手段对付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见此挺身而出，亲自到“西安行营”严词质问顾祝同，迫使其不得不下令取消反动标语，特务们的嚣张气焰亦有所收敛。
中国的第一幕. 西安事变秘闻/（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