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七、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米暂沉
一九三六年冬，日军进犯绥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剿共”。一时，通往长安的古道上，兵车相望。蒋亲自坐镇西安，威逼张、杨与红军开战。
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并在西北交织成无可回避的焦点：这里，集中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对立，国共两党及其两个政府的矛盾，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人民大众奋起抗日救国与蒋介石妥协退让的矛盾，举国上下要求停止内战与蒋介石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矛盾……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取决于西北事态的演进。
首先面临这一历史抉择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置个人的毁誉、集团的安危于度外，他们采取了无可选择的选择——兵谏，毅然决然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智斗特务 支持爱国运动
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为西北形成一个抗日局面奠定了基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首先是西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救亡运动，激发和提高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杨虎城、张学良先后与红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定，使西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对西北的“剿共”在事实上陷于停顿，十分不满，一再严厉督促张、杨两部。同时不断地加强其以西安为中心的特务力量。一方面监视张、杨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活动，一方面破坏和镇压西北人民的救亡运动。
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力量，最初比较薄弱。随着蒋、杨之间矛盾的逐渐尖锐而日益加强。接着，由于蒋与张、杨的矛盾日趋激化以及西北形势的不断演变而达到顶点。
杨虎城的政治倾向，蒋介石及其某些高级将领并不是不清楚，一九二七年他和共产党在皖北的合作，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于杨的夫人谢葆真，国民党方面也有怀疑。顾祝同夫妇某次来到西安，杨夫妇欢迎接待，顾曾告诫他的妻子说：“杨夫人是共产党，你可要注意!”杨周围的一些进步干部，也常为南京政府所怀疑。何成浚曾以关切的语气对杨虎城说：“共产党无孔不入，对自己周围的人必须特别注意。张辉瓒就是让他的秘书出卖了的。”所有这些，都说明蒋介石系统对杨虎城的政治倾向是有所了解的。
一九三○年，杨虎城又以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蒋介石为使杨虎城替他卖命彻底消灭冯玉祥残部，勉强表示了同意。凡此种种，都使蒋对杨虎城倍加戒备。因石友三的叛变及“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蒋不便也无力向西北进兵，只有积极加强特务监视控制之一法。因此，在一九三○年杨虎城率部入陕不久，特务头子戴笠就到西安视察布置。之后，国民党特务的机构与人事便逐步有所加强。
自一九三○年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以来，从他的用人行政、释放政治犯、教育方针等具体措施，可以看出当时西安比国民党其他地方的黑暗统治要开明一些。那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不少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与开明士绅。“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杨虎城的管辖下，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是自由的，对进步书报也不加禁止。这既与杨虎城的民主主义思想有关，也是对蒋介石政治斗争的一项具体措施。据当年在西安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徐彬如同志谈，他于一九三二年奉派到西安后，很快就感觉到那里的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他随时随地可以遇到进步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物，像武念堂、韩望尘、刘文伯等陕西大绅士都可以和他毫无顾忌地谈论反蒋抗日问题，并帮助他进行某些工作。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经地下党的联系、教育与统战工作，发挥了不少作用，成为西安事变群众基础的组成部分。国民党特务组织对上述情况非常恼火，但苦于无法对付。不能轻易说这些士绅们是“共匪”，这些人在杨虎城的总部有顾问、参议之类名义，搞得不好，不只社会影响极大，也会引起杨虎城的反感。CC特务头子宋志先曾经说过：“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个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特务对上述那些人不能下手抓起来，只能进行攻击谩骂。曾有一好心肠的人对宋志先说：“某某人不是共产党，你们何必那么攻击?”宋的答复是：“他们不是共产党，我们很清楚，但他们绝不是国民党。这些人实际做的是共产党所做不到的事。他们随时可以去陕北或参与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他们比共产党更危险。”特务们所谓“精神北向”的说法，就是对上述进步知识分子及开明士绅而言的，即这些人身在西安，思想却倾向于陕北。
一九三五年“西北剿匪总部”成立，以曾扩情为首的特务组织大规模地设立了起来。到了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为配合向陕北的军事进攻，更将特务机构大大加强了。西安事变前夕，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反动机构多至一百二十个单位，有武装的四十二个。各部队留守机关尚不在内。著名的特务头子，属于CC系统的有民政厅长彭昭贤、教育厅长周学昌、教育厅科长郭紫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宋志先、陇海路西安车站站长李某，共产党叛徒杜衡(原陕西省委书记)也是属于CC系统的特务。军统的特务头子有：“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长曾扩情、“剿总”第二处(情报)处长兼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长江雄风、西安省会公安局长马志超、中央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震亚、交警总队公秉藩、保安处长张坤生等。随蒋介石而来的还有蒋孝先等一批大特务。军统特务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中都有骨干分子潜伏活动。在西安事变中得到证实，“西北剿总”交通处长蒋斌和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黄念堂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蒋斌扣压了事变后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黄念堂则走漏了消息，致有洛阳派教练飞机“北平”号到临潼营救蒋介石之举。后二人均被枪毙。
蒋介石还任命晏道刚为“西北剿总”参谋长，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特务，企图控制西北的整个局面。
总之，西安事变前，国民党特务布满了西安各个角落，以及张、杨部队的内部。对此，张、杨部队经常秘密地与之进行收买与反收买、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有时甚至对两个系统部队间发生的无原则纠纷，也有意不加制止，以迷惑特务。这些纠纷与冲突，前一时期虽然对双方关系起到了破坏作用，但到了后一时期，却对双方的密切合作，起到了掩护作用，使特务们只看到这一表面现象。记得在一次双方发生了不小的冲突之后，有人向杨虎城报告情况，并提出如何消除此等冲突，以免影响双方关系。杨虎城说：“冲突没有什么坏处，也许还有好处，让他们冲突去吧!没有这些冲突，反而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西安事变后，从特务机关抄获的材料中，有关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上层不和、下层火并的内容最多。证明这种做法对麻痹蒋介石确有实效。
在发动群众运动并与特务斗争的事件中，以下几件比较重要。
一、《活路》事件。一九三六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常聚会，商讨如何在西北进行抗日救亡的问题，并决定将这些谈话的内容整理成为文章，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内部秘密刊物，广泛地宣传抗日。这个刊物定名为《活路》。
在第一期中，有栗又文写的如何解决抗日经费的文章，有高崇民的《抗日问答》，及孙达生执笔的关于西北大联合的文章等。这几篇文章，曾由高崇民拿给张学良看过，张对此表示默许。高崇民又与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联系，以解决印刷问题。因为当时省党部有命令，凡印抗日文字的都按共产党论处，谁承印谁就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来交印的，应把稿子扣下，立即报告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西安几家常有来往也比较可靠的印书馆都不敢承印。经杨虎城同意，决定在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的印刷所印刷。在印刷装订过程中，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由军需处长王维之和科长高自振亲自监督，按实印张数配给纸张，夜间突击工作。连续几夜印出了几千本，大部交高崇民在东北军中散发，少量在十七路军的部队散发。
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特务必然会知道，是无密可保的。杨虎城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但是如果特务发现这个小册子是十七路军为东北军印的，就会暴露出张、杨密切合作的痕迹，使蒋介石有所警觉。果然不出几天，特务头子晏道刚找杨虎城，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匪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呀!”
杨虎城感到晏的这番话必有所指，经过密查，果然是《活路》的印刷泄密。有两个曾在警察局做过事的工人，在续印过程中，事先带入同样的纸张，将印好的书页替下夹带出去，交给了军统特务头子江雄风，并领取了六十元的赏钱。杨虎城发现后，立即逮捕了这两个被特务收买的工人。
这一重大泄密事件危害很大，很可能使特务们了解到张、杨的政治倾向和主张，特别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制造矛盾，互相制约，是蒋介石统治杂牌的重要手段之一，如蒋发现这一着失灵，很可能会采取对张、杨极为不利的措施。幸而，特务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到张、杨二人的身上，而认为是十七路军的人以东北军的口气写的，于是密捕了他们认为嫌疑最大的、实际却于此事毫不相干的十七路军总部参议并兼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郭增恺，迅速解往南京。后来，特务们才了解到《活路》是东北军的高崇民等人干的。但此时，高崇民早已不在西安，他先在杨虎城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躲过一段，后到了天津。直至西安事变爆发，才回到西安。张、杨便将一切都推在高崇民的身上，表示对《活路》一无所知。才使这一事件逐渐平息下去。
二、宋黎被捕事件。宋黎是东北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曾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宋黎等作为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会的代表来到西安。当时适逢张学良外出，宋黎等受到冷遇，而杨虎城却把他们视为上宾，并请他们向十七路军的将领做了讲演。宋黎同志在《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风潮》一文中详细记载了这段经历：
在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因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二百块钱。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道：“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里的一个礼堂。
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进入会场，礼堂内庄严肃穆。那天是星期六①，适逢“纪念周”(国民党纪念孙中山的日子)，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稍顷，杨主任登台当众宣布：“今天开会，是欢迎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抗日学生的代表，他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现在欢迎他们给我们讲话。”这时，我们暗自惊异，心里想：“杨主任原说要我们跟他的参谋长谈谈，怎么现在却让我们向他的众将领讲呢?”我们三人面面相顾，觉得事已至此，无法推辞，有此良机宣传抗日也实为难得。推让一番后，我鼓足勇气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讲了“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在场的军官全神贯注，屏息静听。接着我还讲了西北军与东北军、西北人民与东北人民的团结问题。因我们曾听到有些人议论：东北军扔掉东北跑到西北来，是为了抢西北军的地盘……这显然是造谣中伤，有害于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的团结抗日。因此，我大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出卖了东北，造成东北四省沦陷于日寇。国破家亡，弄得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落异乡。我们再不枪口对外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任日寇蚕食、蒋介石揖让，全国，尤其陕西(当时日寇正在进攻绥远、察哈尔)将步东北人民的后尘，落得同样做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全国应该一条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首先西北和东北两兄弟携起手来，西北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使祖国破碎的大好河山得到完整统一……我越讲越激动，引起了西北军将领们强烈的共鸣，他们用雷鸣般的鼓掌表达心声!杨虎城将军激动不已，他两眼熠熠闪光，向众将官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们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说到这里，他振臂领头高呼口号：“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鼎沸!从此，学生抗日运动和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有了良好开端。
当宋黎一行到达西安后，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但他们不顾危险，四处宣传抗日救亡。张学良在听了他们关于学生救国运动的报告后，也很受感动，便将他们留在西安协助进行工作。尽管有张学良的保护，但是西安的特务们在请示了南京之后，仍然决定要对宋黎等人下手。终于有一天，特务们在西北饭店将宋黎逮捕，准备解往南京。特务们带宋黎刚刚走出饭店不远，适遇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经过，宋十分机警，大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宪兵们立刻将特务们拦住。十七路军宪兵营中共产党员很多，一般士兵也经常受到抗日教育，而且他们与蒋系特务的矛盾也很深。当他们了解到是特务秘密逮捕抗日青年时，便将宋黎从特务手中夺下，连同特务一同带往宪兵营的驻地。宋很快地被张学良派人接回。
三、发动和掩护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政治教育，是西安事变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陕西人民受过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有革命的斗争传统。“九一八”事变后，这里的抗日宣传也较之其他一些省份更为活跃，因此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在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进入了有组织的新阶段。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李木庵、谢华、徐彬如等同志在杨虎城的掩护下，除联络上层人士外，主要还是组织发动各学校教职员学生的工作。自“一二九”运动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就在西安各学校开展起来：驱逐反动校长和教员、编印宣传品、刊物等。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起西北抗日救国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由于张、杨的支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西安各学校都先后成立了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并进行各种斗争。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后，西北抗日救国会即改组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以韩卓儒、杨明轩等人为领导。同时，东北旅陕人士刘澜波、宋黎、高崇民、车向忱等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
西救、东救这两个组织相互间密切配合，在西安的群众救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时候，由西救、东救联合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举行示威游行。十月十日举行大会示威游行。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中，西安各中小学校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十一月，当日寇进攻绥远战事紧急，全国人民呼吁援绥的时候，西救、东救和学生联合会发起西安各界抗日援绥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情绪空前激昂，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些活动由于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积极支持和掩护，特务们也无可奈何。
四、追悼鲁迅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之后，西安文教界进步人士于十一月上旬筹备召开追悼大会。事为特务闻悉，多方进行威胁、破坏，不让开会。主办人请求杨虎城予以支持，杨虎城立即送去一个花圈，张学良也表示支持。特务闻悉之后，不便再加干涉。但以军统头子马志超为首，带了一批小特务也去参加大会，企图从中破坏。马志超还抢着在会上讲话。一开口便“鲁先生”，引起在场的群众发出哧哧之声，马志超表现出一副尴尬相，胡说了几句便结束了。在群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中，马红着脸溜出会场。这次大会取得了胜利。
五、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杨虎城一九二六年率领他的部队坚守西安胜利纪念日。在过去几年中，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一九三六年是十周年，大家认为今年的活动，应该比往年规模要大一些，以配合当时的群众救国运动。因此，由西救发起组成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在考虑参加大会的单位时，以为这个会的性质，应以陕西地方为限，因此只召集了西安各机关、各团体、各群众组织、各学校师生、十七路军各部队参加。对于东救和东北军主办的竞存小学认为不便召集，当然也没有通知东北军部队参加。开会前夕，张学良闻悉此事，立即派人通知大会筹备处：他已告诉东救及竞存小学和东北军部队届时参加，并说明他自己也要出席。这样一来，大会的规模比原计划扩大了许多，便连夜改变计划。
大会在当时的革命公园举行。东北军部队和十七路军部队肩并肩站在一起，竞存小学的学生和西安各校学生站在一起。大会开幕前，竞存小学学生领头高唱救亡歌曲，全场也跟着一起唱起来，气势极为雄壮。当杨虎城陪着张学良在大会主席台出现时，全场欢呼，掌声经久不息。大会首先请张学良训话。张对杨虎城坚守西安，策应北伐备加赞扬，并予以高度评价，嘉勉十七路军以更坚决的意志与牺牲的精神准备与东北军一起对日寇作战，引起群众雷鸣般的掌声。双方部队的掌声更为热烈。
杨虎城的讲话，首先感谢张学良莅会训示，表示十七路军愿在张副司令领导之下共同抗战。杨虎城还讲到：“现在危害我们幸福的帝国主义又来了!这比较军阀十百千万倍的可怕，这是亡国，这是灭种!同胞们：这不是虚声恫吓，“九一八”以后，我们的东四省怎么样了?是不是土地被他们侵占了，房屋被他们居住了，同胞被他们赶走了?冀察又怎么样了?是不是主权被他们侵蚀了，经济被他们掠夺了。领空中他们的飞机可以自由来往，都市中他们的军队可以自由演习。所谓《塘沽协定》，所谓某某协定，哪里是协定呢?这真是我们忍辱含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又驱使着伪匪来侵占我们的绥远，以完成他们的‘大陆政策’。什么叫‘大陆政策’?就是将我们赶走他们搬进来。我们倘再不起来争这一个最后的生存，将来地图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华民国。世界人种表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国人种。古语云：毁家纾难。难来了要不自毁，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毁的。又云：舍身卫国。国危要不自舍，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舍了……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十年前守西安就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一城与守一国没有什么分别的。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
杨虎城讲话后，由当年跟于右任万里跋涉，并担任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翻译的马文彦说明斯大林支持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大会气氛之热烈，在西安以往是罕见的。会后群众分路游行，高呼抗战救亡口号。
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爱国请愿运动，参加人数达一万五六千人。队伍首先到“西北剿匪总部”要求见张学良，再到省政府见邵力子，然后到西安绥靖公署向杨虎城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绥靖公署，是由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代见的。李对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赞扬，对所提出的要求愿负责向杨主任报告。游行队伍，非常整齐，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等口号。整个西安为之震动。
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命令东北军的卫队团和十七路军的宪兵营，要严格保护学生的安全，跟着游行队伍维持秩序，不得干涉他们的活动。但在同时，中央宪兵第二团的部队和省警察局的武装警察却多方干涉，还要求张、杨部队帮助他们制止学生游行。张、杨部队对他们的答复是：“学生的爱国游行是正当的，而且秩序很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涉呢?”中央宪兵和警察进一步要求制止学生游行时，张、杨部队一致表示：“你们要制止，你们制止好了，我们没有奉到这样命令，不敢制止。”这样他们也只好跟着学生队伍走。
竞存小学学生在整队出来参加游行的时候，受到了警察的阻止。双方发生冲突，警察开枪打伤了一个学生。游行大队闻悉之后，非常激动，愤怒高呼“惩办凶手马志超”的口号，群众激愤的情绪达到最高潮。到了下午四时以后，游行群众提出要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更忙坏了中央宪兵和警察，虽用尽方法阻止，群众仍冲出中山门向临潼前进。后被张学良劝阻，返回西安。这次活动，得到了西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影响很大，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心情。对张、杨最终发动西安事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① 总理纪念周一般是在星期一。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