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八、各方面对事变的反应
米暂沉
张、杨实行兵谏，发出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救国主张。
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切重大的政治事件都直接牵动着国际间的风云；而中国的抗日事业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其成功失败与世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西安事变的骤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也强烈地震撼了国民党政权的中枢。亲日派首先打起讨伐张、杨的旗号，部分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的嫡系随声附和，一时主战的鼓噪甚嚣尘上。四大家族为首的英美派从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出发，则力求通过和平解决的方式来保住蒋介石的性命。于是，南京政府中出现了“戏中有戏”的暗斗。
各地方实力派的反应也十分活跃。
社会舆论更是纷纭不一。
不同认识、见解和主张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在民族危亡中政治态度上的种种差异。同时，与南京政府的封锁消息，也不无关系。
通电全国 颁布“八项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文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以上这八项主张，就成为西安事变的政治纲领。当时称为张、杨的八大主张。张、杨在起草这个通电的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问题。
一、关于这次义举的称呼。捉蒋是为了实现八项主张，本是一种革命行动；但既要逼蒋抗日，就不能用“革命”字样。而且捉蒋原定是要捉活的，但在当时情况之下，谁也不能保证突袭行动能够一枪不发，更不能保证在双方的交火中不会一枪把蒋打死。如捉到活的，该怎么说?捉到死的，又如何说?这在事前都研究过，但还定不下来。现在既捉到了活的，究竟用哪一个适当语汇，颇费考虑。最后有人提出用“兵谏”两字，大家认为兵谏这两个字虽然封建的色彩很浓，但勉强还可以用。因此以后对外(基本上是对国民党)，就用了这两个字。
二、西安事变的纲领，是对内要求民主，对外要求抗日。由于事变前，张、杨曾经派代表和各地方实力派首脑做过联系，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对外推动抗战，对内促进民主，当然没有谈联共问题和最后不得已而捉蒋的计划。韩复榘、宋哲元表示同意张、杨意见之后，曾说过：“你们在西北，自然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抗日口号，我们就不便立即对外这样说了，这一点请你们谅解……”为了争取更多的反蒋力量，认为已有救国两字没有显明的抗日字样，并不致妨害总的方针，因此在八大主张中没有“抗日”两字。
三、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政治感召下发动起来的，张、杨已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密切合作关系。但是当时对外还不便公开提出联合共产党，或“停止剿共”等字样。因此，八大主张只有“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没有直接提出联合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张、杨的对外文告和公开讲话中，也没提到。事实上，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法西斯统治下，国民党内部固然派系多如牛毛，而公开以政党出现并与国民党相对立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党，任何人一看就会明白所说的“各党”，就是指的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时，中国除蒋介石要发动“剿共”外，没有其他内战，所说“内战”显明地是指蒋介石的“剿共”内战，而且既然提到了“一切”，故无论如何解释，都包括停止“剿共”在内。
四、八项主张的基础，是张、杨为响应“两广事变”与韩复榘、宋哲元三方商定的六项政治主张(见前述)。在商议八项主张的通电时，十七路军方面有人提出了这六点，大家一致同意。为了表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抗战与投降的斗争，防止南京政府给张、杨扣上赤化的帽子，主张中又加入“确实遵行总理遗嘱”一项。同时大家感到这次事变是一次爱国运动，对“七君子”事件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便把积极营救七君子作为第三项列入。
张、杨在向全国发出通电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和对外联络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张、杨分别致电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和其他一些国民党要人，申述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和要旨，争取他们的谅解或支持，并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姿态。
张学良致宋美龄的电文有：“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等语。致孔祥熙的电报中有：“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讨，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
张、杨致冯玉祥等的电报指出：“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翻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爱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
二、张、杨分别致电阎锡山、宋哲元、李宗仁等各地方实力派，谋求他们的合作。并派了蒲子政、苗浡然、解方、金锡如等人分途前往山西、北平、山东、四川、广西等地，与当地的军政首领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刘湘、李宗仁、白崇禧等取得直接联系。
三、杨虎城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西安公安局长，以加强西安市的保卫工作和维护社会秩序。
四、释放西安及权力所及各县在押的所有政治犯，总共约三百五十多人。这些政治犯被释放后，大都参加了西安的群众救亡工作。将原为蒋系势力控制的《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与《西北文化日报》等一起，积极进行舆论宣传。
五、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任主任委员，杨副之。
六、建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王炳南为主任委员，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方仲如、潘自力、宋黎、张性初等人。
七、改组陕西省政府，以杨虎城的总参议王一山为民政厅长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长，原建设厅长雷葆华未动。对于陕西省政府的人事安排，张学良明确表示，陕西的地方军政人员完全由杨虎城选择决定，东北军有关人士不要参与陕西地方军政机构。人选的原则是以进步人士为骨干，吸收部分中间人士，保留个别原来邵力子省政府的技术人员。上述具体人选是符合这一原则的。
八、十七路军成立了抗日同志会，以杨虎城为会长，孙蔚如、赵寿山、王炳南等人参加领导工作。为加强和便于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杨虎城派人从天津请来了南汉宸，南到西安后，也参与了这个机构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九、临时军事委员会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并任命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就此向全国发出通电。同时做了军事上的部署，调东北军的主力部队置于渭南一带，负责陇海线的警戒；十七路军部队负责警戒兰田、商县和蒲城、大荔两个侧翼。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准备抗击中央军的进攻。
这些措施扩大了西安事变在全国的影响，稳定了西安的局势，巩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还极大地发动了群众，在西北形成了群情激昂的抗日高潮。西北各救国团体计三十八个单位，联合或单独发表通电拥护八项主张。许多救亡组织公开挂出了牌子进行活动，而人去楼空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则成了他们最好的办公地点。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摘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牌子，把这里变成西安群众救亡团体的中心。西救的组织迅速扩大，工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西安的各界人民被迅速发动起来，成为张、杨八大主张的坚实群众基础。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