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二十五章 荣哀与后事
杨瀚
杨虎城倒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下，这位心胸狭窄的“政治家”，终于报了13年前蒙受“奇耻大辱”之私仇。也通过这种血腥的屠杀，维持了蒋家王朝两代人在台湾的小朝廷。同时成就了一个与岳飞、文天祥等齐名的民族英雄，现代中国民主斗士。
1．重庆移灵 魂归故里
1949年重庆解放后，由群众和自首的特务提供了杨虎城等人遇害的经过和藏匿尸体的地点。12月1日，解放军重庆军管会立即组织人进行挖掘，果然发现了尸体。当时尸体面部被特务用强酸毁容，又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掩埋，已开始腐变。经原十七路军在重庆人员的初步辨认，确定了杨虎城及子女被害的情况。
杨拯民说：“1949年10月，我在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后，正准备回所在部队——大荔军分区办转业交接手续。突然接到时任一野副司令员赵寿山将军的电话，让我即刻到他家去。心中狐疑，什么事呢?肯定是关于我父亲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赵家，只见赵将军脸色凝重，我的心也随之沉了下去。
“他拿出两封拍自重庆的电报，一封是重庆高桂滋、康心之、康心如、刘宗宽等陕西驻渝同乡拍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人员安志坚、胡三高等人拍来的。内容大致为：重庆解放前夕，磁器口大屠杀，杨虎城将军和眷属、秘书、副官皆已遇难，尸体已收殓，希派人来渝主持丧事。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禁泪如泉涌!看完电报后，随即与赵将军驱车同赴中共西北局，向习仲勋书记汇报请示。习阅电后说：这是件大事，需要报告中央，遂叫秘书陈旭起草了发给中央的电报，并建议我去重庆接灵，西安方面由赵寿山将军负责筹组治丧委员会等事宜。
“当我回到家里，母亲张蕙兰急切地问我：‘你赵叔叫你去什么事?’当我把噩耗告知后。母亲当即昏厥过去，几个妹妹也哭作一团。当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那种悲惨凄苦的景象，如今忆起，仍感心痛。
“很快，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他让我转告我娘，务必要节哀保重身体，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说他已经关照了沿途地区有关领导，要他们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
“两天后，1949年12月16日收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给我们家属的唁电。中共中央的电文是：
“惊悉杨虎城将军于今年9月17日①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囚禁达12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主义而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谨电哀悼，并望勉节哀思，为继承杨将军的爱国事业，彻底消灭反动匪帮的残余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的唁电是：
“杨虎城将军长期系狱，复遭残害，举国闻讯，同申愤慨，将军推动抗日，有功民族解放事业，今时牺牲，将永远为人民所悼念。
“我们当即在家中设置了灵堂，父亲在西安的部属、亲朋相继来家吊唁。娘和我们兄妹都穿上了白色孝服。娘一向敬重父亲，对父亲爱之极深。她意见要按照旧的丧仪为父亲办丧事，认为这种仪式比较隆重，能更好地表达哀思。我们也理解她的心情，所以就完全尊重了她的意见。
“接着，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通知，中央已有回电，同意我去重庆移灵。
“经商议决定由孙辅丞(原十七路军的旅长)、申明甫(原三十八军的交际科长，曾是我父亲的随从副官)、白心镜(原十七路军的秘书)、张国光(原十七路军的团)随我一同赴渝，加上我的警卫员程双才一共6人。我们计划从西安乘火车去武汉，再改乘轮船去重庆。离西安前，习仲勋书记还给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林彪、邓子恢、谭政；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党政军领导人写了介绍信。
“杨拯民一行经过武汉，由水陆(那时重庆不通铁路)赶到重庆已是12月下旬。他们来到磁器口歌乐山原中美合作所。当看到停放在‘白公馆’下边小广场上排列着的几十副棺木时，杨拯民的情绪非常激动。真是百感交集，是悲?是恨?是怒?交织在一起。”
杨虎城与杨拯中、宋绮云夫妇、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的棺木都排列在“白公馆”的广场上，夫人谢葆真的骨灰盒也被装在一个棺木中。
晚上杨拯民拖着疲惫的身体、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宾馆，与同来的几人一起交换意见。孙辅臣等人提出现用的这副棺木质量不好，提议另买一副好的，在开棺验证时就可以换上。大家研究还得买几匹白布，用以包裹尸体(考虑到，烈士们遭杀害后又遭镪水腐蚀，埋在花坛中许多天，尸体已开始腐烂)。买白布的事当时就决定下来了。
至于棺木，杨拯民说：“我有点顾虑，怕花钱多，影响不好，所以只让他们先在市场上看看，有无现成的，价钱如何?一切安排妥当，第二天，我去拜会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谈话中，小平同志问到棺材怎么样时．我稍微犹豫后回答说：‘还可以吧。’小平同志立刻说：‘不好!换个好的，这叫共产党办事，必须办好，有个影响问题。’他回过头去对程子健同志交代说：‘要换个最好的。不要怕花钱。’他的这一决断，明察秋毫，事后赢得了陕西同乡和十七路军旧部的好评和敬佩。”
为了进一步确认杨虎城的尸体，重庆军管会还找到一位在杨囚禁期间为杨医过牙病的蒋祝华医生，经蒋医生的辨认，尸体被最后确认。之后对遗体重新进行装殓。
杨拯民回忆说：“启棺后看到尸体的样子，我几乎晕了过去。简直惨不忍睹，父亲的容貌已无法辨认(因被特务用镪水淋过)弟弟拯中的腰部被砍断了。新娘在狱中所生小妹妹拯国(生于贵州玄天洞)，她生于监狱，死于特务的屠刀下，活着时没能呼吸过自由的空气，未享受过人间正常人的生活，死后没留下任何物件，就连尸体也寻觅不到，只找到一块头皮，上面附有一些稀疏的黄头发。经特务认证后，放进了新娘的骨灰盒里。
“1950年1月15日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中华路举行了磁器口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位领导亲临致祭，各界送挽联花圈的不计其数，记得西南局送给父亲的挽联是；
“西安义举，振奋全国；重庆成仁，永垂不朽。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各民主党派、民众团体的代表约1千余人，会场肃穆，群情激愤。
“追悼大会后，把我父亲与随同死难者的灵柩移至市内沧白堂，群众来沧白堂吊唁者，人流似海络绎不绝。有一天，有个吊唁者要求见我。该人原来是杀害我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叫杨轻典，是河南人。他来向我表示悔过，说他不是杀害父亲的主犯，掩埋我父亲的花坛就是他向政府坦白的……他对父亲遇害过程讲的比较详细(当时让白心镜作了记录，只可惜在十年浩劫中遗失了)。大家听后都很气愤，张国光提出把杨轻典带回西安予以处决。我考虑，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
参与杀害杨虎城的主凶周养浩、徐远举后来在云南起义时被卢汉逮捕，解放后一直作为战争罪犯关押。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释放，他特赦后在北京期间，曾遇见了杨拯民，向杨拯民表示悔罪。之后，他要求去台湾不被蒋经国接纳，只好去了美国。在香港期间，他接受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专访，详细叙述了蒋介石杀害杨虎城及家人、部属的经过，并表达了歉疚之情。许远举没等到特赦病死在狱中了。刽子手杨进兴，逃到四川广元一个偏僻的农村，藏匿到1958年，终于落入法网，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安文芳1951年也在大陆落入法网。其余凶手大都去了台湾，只有杨轻典因在大屠杀时私下释放了一些犯人，得到宽大处理，还健在河南省老家。
杨虎城等人的灵柩由民生轮船公司的庆华轮承运。起灵时，举行了庄严的移灵仪式。
杨拯民说：“重庆多山路，经沧白堂到轮船码头，棺木只能用人抬，除我们计划要搬运的7副棺术之外(父亲、拯中、宋绮云夫妇、阎继明、张醒民和装新娘骨灰盒的棺木)。还增添了黄显声将军的一副(黄将军的灵柩是吕正操、刘澜波同志从北京打电话，要我带运到河南郑州的)，共8副棺木。看到8副棺木，加上众多的送灵队伍，使人感到即悲哀，又壮烈。沿途设有路祭，我在灵前扯纤，尽孝子礼，于学忠、高桂滋、孔从洲几位前辈陪伴在侧，我请他们歇步休息，他们坚持不肯，他们的心愿是一定要把父亲的灵柩送上船。
1月24日，灵柩到达武汉，在码头迎灵的人非常之多。1月25日，在汉口工商联合筹备会举行公祭，由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主祭，参加公祭的有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各界代表3千余人，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的挽联是：
“大义凛冰霜，民族千载存正气；一棺掩巴蜀，江河万古有哀声。
“灵车离开武汉经郑州于1月30日到达西安。路过郑州时，把黄显声将军的灵柩交给了黄将军的长子。”
在西安火车站，西北局的领导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了迎灵仪式，在新城广场停灵7日，由各界人士公祭。陕西的乡党们怀着思念和悲愤的心情，怀念着这位曾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的陕西老乡杨虎(在陕西特别是在农村许多人都简称杨虎城为“杨虎”以示亲切)，每日自发来吊唁者络绎不绝，送挽联的很多。
在派人去重庆移灵的同时。西安方面也组成以赵寿山为主任，蕙兰夫人、杨茂三和一些故旧参加的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在西安南郊长安县韦曲乡杜甫祠西侧，给杨虎城及诸烈士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陵园。之所以选择在那里，是因为地处塬上地势较高；坐北朝南，居高临下，望到一马平川的樊川，景色很美。特别是春天，绿油油的麦苗、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红桃花相互交映，甚是美丽。希望烈士们的灵魂在此得到安息，精神得到传承。
1950年2月7日，西安人民为杨虎城举行隆重的葬礼。当时，送殡的队伍长达3华里，有关家属、亲友、旧部几各界代表执绋者就有l千多人。沿途商店挂半旗志哀，并设路祭。从出城到墓地20多里，沿途民众自动结队，神情肃穆，迎送者不绝于途，犹如当年送别杨虎城出国之情景，只是情绪更加悲愤。从此，杨虎城等烈士安息在西安南郊。
大风起兮扬四方，英魂终归回故里！
2．缅怀先烈 陵园修缮
杨虎城等人下葬后，儿女们各奔东西，去忙自己的工作、学习了。整个陵园的建设都由蕙兰夫人承担了起来(陵地的购置，和建设费用都是杨家出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她每天都要乘坐人力车到长安县陵园往返行程40里，亲自监督指导施工。一边请人为陵园做设计，一边从事陵园的修建(建陵门、竖碑、挖排水沟、修围墙、修台阶、植树等等)。使陵园在不长的时间里建了起来，她又雇请了园工负责陵园的日常管理，为陵园栽种了许多树木。
蕙兰夫人应被称为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杨虎城和他的孩子们。
杨拯民说：“我一生敬重父亲，总把父亲的信念作为自己的意愿，按此处世待人。”当他迁住到西安后，当时中国民盟西北地区负责人杨明轩先生向他提出需要一个与共产党人、开明人士接头的地方(即联络点)时，他毫不犹豫地将红阜街自己的住房中的一处，提供给杨老使用。国民党特务在他住宅的对门设置了个卖开水的炉子进行监视。但他表现得不慌不乱，泰然自若，以迷惑特务，保护着联络点。
“当父亲1937年被蒋介石扣留囚禁后，他支持我和坤妹先后去了延安。他不顾自己的寂苦，考虑的是我们的前程和愿望。当我到延安后，他又顾虑陕北生活条件艰苦，我年少体弱，便想方设法找到一位在陕北跑生意的商人关系，不时托其给我捎点零花钱。在坤妹去延安前，妹妹到什么地方上学，为了能照料妹妹，他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住。据我所知就曾迁居过城固、西乡、蒲城等地，对妹妹关怀备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葆真娘去北平时把四个女孩都安排由她母亲代养。到解放前夕，拯英妹独自先回到红阜街蕙兰娘的身边。蕙兰娘欣然接受了她。(其他三人在得知葆真夫人遇难后也回到她的身边)。蕙兰娘把我们这些早年丧母，又失去父亲的孩子视为己出，爱屋及乌，只要是父亲的孩子她都给予关怀。她不单抚养了我和坤妹，还抚育过我们的孩子——她的孙子们，替我和坤妹连同帮拯美、拯英妹妹们抚育的孩子先后就有十个之多。她后半生的精力主要花在了支持子女工作，抚育孙子们身上了。‘文革’时期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未直接遭受迫害，但也饱受惊吓。”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杨虎城的陵园也遭到了破坏。先是看守陵园的工人被赶走；驻在陵园旁边的解放军的一个通讯团，先是侵占了陵园的汽车道路，后又侵占了陵园的一块地方，离阎继民、张醒民烈士墓旁不远处；还拆取陵园围墙的砖头盖猪圈。如此行为，在那个年代老太太无可奈何，只能自己生闷气。直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猪圈才被拆除，侵占的土地至今仍未归还。陵园遭到破坏后，蕙兰夫人再无力管理下去，“文革”后就交由长安县民政局接管了。后来国家投资修缮，面貌有了改观。但她已于1975年起卧病在床，再也没有机会去看看丈夫的陵园了。
1992年2月7日张蕙兰夫人病逝于西安，享年90岁。按照她的遗愿，安葬在了丈夫杨虎城墓的东侧。亲友们对她的评价是：“蕙兰女士与杨虎城结婚后，一直操持家务，侍奉老太夫人，至亲至孝，亲朋有口皆碑，毕生关心杨的革命事业，她的高风亮节，堪称贤内助。”乡亲们送的挽联为：贤妻良母敬老抚幼堪称懿范；辛劳一生节烈奉献功在国家。横批为：无名英雄。
杨家陵园埋葬着杨家忠烈，成为后人缅怀先辈纪念地，1991年陵园被列为国家级(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
3．杨家后人 继承父志
解放后，杨拯民主动要求要求到经济战线工作，到条件艰苦的玉门石油基地一干就是8年。先后担任过玉门石油矿务局局长，党委书记。玉门市市长，中共玉门市委第二书记。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58年后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书记。1963年1月任天津市副市长，文革中饱受冲击。1978年到北京任国家第三机械部规划设计院院长，党委书记。1979年8月任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2年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88年任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他是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四届委员，第五届至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他广泛团结海内外各界人士，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他最后的一个愿望是去看望旅居美国的张学良，因身体生病未能成行。1998年10月病逝于北京。
长女杨拯坤(周盼)，1941年进入延安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49年前后先在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工作。解放后到北京，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7年至1962年先后在北京丰台区任宣传部长，教育部长，区委常委、副区长。后调任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文革中被下放昌平县沙河镇劳动。1972年恢复工作，担任“国旅”北京分社副经理。1980年后担任北京旅游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北京旅游学会长。全国妇联第四、五届执行委员。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常务委员。1994年病逝。
杨拯美1948年上高中时秘密参加了共青团组织。解放后不久被选派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8月学习结束后分配到西安共青团西北工委工作。1954年作为调干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48年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工作，1985年以前先后在甘肃省经济委员会、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轻纺工业厅工作，曾任副处长、处长，轻纺工业厅副厅长等职务。为改变甘肃轻纺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她深入全省各地进行调研，制订发展规划，为发展甘肃的轻纺工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85年后任甘肃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87年至1988年11月到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任党委书记。1988年9月至1998年3月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祖国统一委员会、民族宗教和三胞联络委员会主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为联络各界人士，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曾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后离职休息。
杨拯英1950年6月加入共产党后在西安高中从事专职党支部工作。1950年到中共西安市委机关工作。1959年到西安市第19中学任校长，党支部书记。文革中工作几经变动，1979年任西安中学副书记兼副校长。1981年参与筹备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和西安事变纪念馆，先后到国内杨虎城生活过的地区和不同的囚禁地，收集了相当数量的资料与实物。曾任陕西省政协五至八届委员。1986年任西安事变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对杨虎城被囚期间的情况开展了认真的调查与研究。1985年退休后筹建了“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一直担任会长。
1950年，不满16岁的杨拯汉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机要干部学习班的学习。学习结束后，前后在中共西北局机要处、中共中央机要局和国务院城市建设部机要室从事机要工作。1958年中央机关精简机构，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锻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验了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一年后，回到建设部系统，先后在江西九江水泥造船厂和西安电机厂担任秘书工作。1963年，到新疆克拉玛依市与丈夫谢宏团聚。在新疆石油管理局下属的生产厂、处，先后担任劳资员、劳资工程师、经济师、主任经济师等工作。1987年任新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主任经济师。1988年获高级经济师职称。曾任克拉玛依师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疆自治区第六、七届政协委员。1998年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在杨虎城的子女中杨拯陆的事迹最为突出，她在姐妹中最小，1955年大学一毕业，19岁的拯陆自愿报名去了偏僻艰苦的新疆从事地质勘探工作。那时地质勘探队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她到新疆后，拒绝留在科室工作的安排，选择了从事艰苦的野外地质勘探工作，曾担任地质大队大队长、大队党总支委员，管理局团委委员多项职务。她工作作风泼辣，认真勤奋，善于体察队员情况，工作颇有成绩。
1958年9月25日，她在野外工作告一段落，正在巴里坤做收尾工作时，突遇暴风雪。在与风雪搏斗中，为了保护辛苦勘探获得的资料不被狂风吹散，她把地质资料掩藏在自己贴身的衬衣里，最后被冻死在野外。
杨拯陆牺牲时，才22岁。当时她已和恋人谢宏(后担任过克拉玛依油田管理局局长、新疆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商定，准备这次野外工作结束后就办喜事，孰料天不从人愿。
为了纪念她的精神，国家上把她为之奋斗献身、她所勘探的当地地质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层”。新疆石油矿务局授予她“党的优秀儿女、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称号。她的骨灰被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她是杨虎城家在和平时期为祖国建设而捐躯的一员。
① 这个时间有误应为1949年9月6日。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