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二章 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
申伯纯
张学良本是奉系大军阀的首领，“九一八”事变中，他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毫不抵抗地失掉了东北四省，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他在亡省亡家，亿万人唾骂，东北军流离失所，在“剿共”战争中受重创，又遭蒋介石冷遇的种种条件下，他的思想也逐渐地在起变化。以下就叙述他的这种变化的过程。
一 张学良从苦闷中寻求出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他这次到南京，心情有些暗淡，因为一个月以前一一〇师被红军消灭了，十天前一〇七师又受到重大损失，而蒋介石对他既没有什么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又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而且还要减发军费，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他既挨了红军的打，又受了“中央”的气，所以临来之前，心里就已经憋着老大的不高兴。及至他到了南京，飞机场上冷清清的，只有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他，同从前他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时候，每到南京，总有何应钦、宋子文等一大群高级文武官员迎接他的那种声势烜赫的场面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不使他有一种今昔异势的感觉。他把这种冷落场面和不久以前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心里更觉得非常难受。
十一月下旬某日，张学良在南京又接到一〇九师全军覆没、牛元峰师长阵亡和一〇六师也受到损失的消息，这更使他又气又急，非同小可。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时间不到三个月，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照这样下去，不要一两年，东北军岂不就全部完了?!军队是他的命根子，这在张学良是何等痛心的事！因此，他在盛怒之下，立即撤了董英斌的军长职务。这时蒋介石、何应钦、陈诚这些人，都在忙着开五全大会，对于这件东北军存亡攸关的大事都不去理会，连情况都没有好好问一下；甚至张学良向他们报告，他们也不耐烦听，好象与他们痛痒无关似的。这就使得张学良更加难堪了。
接着，北平大中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和华北政权特殊化，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示威大游行，影响所及，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种炽烈的斗争形势更刺激了亡省亡家、愤懑异常的张学良，使他不由得想起了几年来的遭遇：在日寇要灭亡全中国、全中国人民都起来要求抗日的局面之下，自已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为了复仇雪耻，本来应该到前线抗日；但是自己几年来总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而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自己因为受了蒋介石的欺骗，相信了他的话，以致丢掉了东北，离开了华北，弄到中国之大，无自已容身之地，并忍受了一切因不抗日所招致的唾骂和耻辱，跟着蒋介石去打共产党。现在事实证明，不但共产党打不了，反而毁了自己的部队；自己受了损失，得不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一点鼓励，反而要看他们的嘴脸，受他们的窝囊气，这太使人难堪了！这是一条什么路?是不是一条错路，一条死路?继续走下去，自己将得到什么下场?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领导着全国人民从事热火朝天、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同自己和东北军全体官兵抗日复土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到达了陕北，并且在长征疲惫之际，还能以劣势的武器击败了他的装备优良的东北军。这其间必有不可战胜的道理。既然如此，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跟着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占据了张学良的头脑，缠绕着他，使他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翻来复去地想，最后他想到因从事抗日活动而在上海坐牢的杜重远。
杜重远是辽宁人，九一八后，到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邹韬奋、胡愈之等相友好，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宣传抗日。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由于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被日寇认为“侮辱天皇”，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抗日运动，取媚日寇，将杜重远逮捕，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押在上海曹河泾江苏第二监狱。由于全国舆论的声援，杜在狱中颇受优待，会客通信，都很自由。后来又移到虹桥疗养院去治病，就更自由了，有时还可以偷着回家。张学良想到杜重远一贯宣传抗日，在上海结识一些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会有一些好的意见。于是他在五全大会闭幕后，就托故去到上海，与杜重远秘密接触。
据说在那次接触当中，张学良把他自一九三四年冬从意大利回国以后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跟着蒋介石剿共，希望国家统一然后再抗日，这一套做法十分坦率地说了出来，然后说明他现在认识到共产党是打不了的，感到过去这一套做法走不通，请杜指教一条明路。
杜重远也以很诚恳直率的态度批评张学良过去这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这个建议大意是说，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父老，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张学良个人的荣誉，为今之计，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他又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现在走联合抗日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中央红军现在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他说，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
当时张学良对于杜的建议表示同意，但是还有些顾虑。他觉得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抗日都好办，因为他同杨虽有些隔阂，但他知道杨是同情抗日的，而且与蒋也有矛盾；盛是东北人，联合抗日更不成问题。只是对于共产党，他感到摸不着底：他虽然想着同人家交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他这个朋友呢?
杜重远针对张学良的这种顾虑，着重向他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张今后只要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他联合，这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
杜重远还劝张学良学习一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介绍给他阅读。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而又性情爽快的人，听了杜重远的这些意见后，当时表示完全接受杜的批评和同意杜所指出的联合抗日的道路，同时也接受了杜重远的劝告，此后他经常带着一本讲述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书，有空就阅读。
张学良在上海，除了与杜重远接触以外，还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往苏联以后，就同共产国际组织有了接触，回到上海以后仍然保持着联系，这一点张学良是知道的。所以他这次到上海特地同李杜会晤，向李杜郑重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并希望能沟通苏联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苏联的援助，因此希望能够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他请李杜替他秘密介绍共产党的关系，并且表示如李能负责介绍，一切保密和安全问题他完全负责。李杜当面接受了张学良的这个请托，表示在找到关系以后，就设法通知他。
张学良在上海秘密地接触了杜重远和李杜以后，到一九三五年年底才回到西安。这个时候，张学良对于联合抗日的道路到底能否走得通这个问题经常盘旋脑际，揣摩不定，因此他极盼早日找到共产党方面的人，一探究竟。除了静候李杜这条线索外，他还想到了另外两条线索。
当时张学良知道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也知道以他为校长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之一。因此，他想到也许可以从东北大学这个线索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未回西安之前，就打电报给东北大学，一面捐了一千元现款给学生会慰抚参加“一二九”运动受伤的学生，一面要东北大学学生会的学生代表到西安去见他。果然，东北大学学生会就派宋黎(中共地下党员)当代表来到西安。张学良回到西安以后，马上召见宋黎谈话。宋黎向他报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的详细经过和当前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向他诉说了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讲得有条有理，激昂慷慨，甚至声泪俱下。张学良听了大受感动，当即向宋黎表示，他现在坚决主张抗日，东北由他手中失掉，一定要从他手中收回。他和宋黎连续谈了三个半天。他不但看出宋黎是一个优秀的进步的好青年，而且从宋的言论和态度上，也估计到宋可能已经参加了共产党。最后，他诚恳地悄悄问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宋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也就不再追问，但因此更加断定宋是共产党员。当时，张学良本想把自己要找共产党的心事告诉宋黎，通过他去找共产党，但又顾虑他太年轻，不便把那样的机密轻于相告，于是便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打算经过进一步考察后，再寄以心腹。
同时，张学良又想到了另外一条线索——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设法沟通红军的关系。他把这个意图秘密地告诉了他的心腹大将王以哲。
二 高福源奋勇传消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学良忽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防地打来的一个密电，大意是说：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张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乘他的波音号座机飞到洛川，接见这位突如其来的也是他正在设法寻找的红军所派来的使者。
原来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作了俘虏之后，被红军带到了瓦窑堡附近。他自忖必死，但又悔恨为什么自己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想到这里，心中又难过，又害怕。头几天红军虽然把他同被俘的士兵分开，但是对他的待遇还是同士兵们一样，红军的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创伤，丝毫没有苛待，更没有要杀头的样子。过了几天，就听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了。又过了一个来月，一〇九师的大批俘虏军官也被送来，他这才知道一〇九师也被消灭了。自从一〇九师的俘虏军官来到以后，在共产党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下，他们的待遇更好了，吃的饭比红军士兵还好些，行动也比较自由了。因为高福源被俘时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军衣首先发给他一套御寒。每天共产党还派人来同他谈话，态度都很和蔼。最使高福源感动的是来的人都告诉他：共产党现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也就是为的北上抗日，等等。
高福源象许多其他东北军人一样，由于身受家乡沦亡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本来都很强烈，而且秉性爽直，具有正义感。他被俘后，在这两三个月的生活中，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又听到了很多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亲身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这一系列的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对红军的疑惧心理逐渐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天，他突然提出要求，希望见红军负责同志，说有重要的问题商谈。当由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志亲自接谈。他在向李克农说明几个月来思想认识的变化以后，表示他赞同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很爽快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红军合作。我现在激于抗日的热情，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当时正是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从各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的时候，高福源的这个建议，当然是符合这种政策要求的。李克农就表示可以同意派他回去，但考虑到他回去后本身会不会有什么危险。高福源颇为自信地说，他回去是有把握的，并表示为了联合抗日，他决不怕任何危险。于是党中央就同意高福源回东北军去的请求。临行时，李克农嘱咐他说，这次回去，先以他个人的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离开了陕北红军根据地，向东北军驻地走去。党并派了周桓同志帮助高进行工作。
当时甘泉城有东北军两个营驻守，由某师参谋长张文清指挥，已被困半载；立石寨有东北军一个连驻守，也被游击队长期围困。高福源同这两部分军队很相熟，就分别到甘泉城和立石寨，劝说他们不要再替蒋介石打内战，应该同红军联合抗日。守城部队表示，他们虽不愿打内战，但同红军联合抗日是大事情，他们不能自作主张，要高先去征求军长王以哲的同意。高福源怕贸然去见王以哲有危险，就先给王以哲的参谋处长佟道(佟是高的同学好友)写了一封信，雇了一个老百姓送到洛川军部。信中说明他被俘后的经过，中共的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中共和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以及他这次回来的目的等等，请佟向王以哲代为转达，并要求面见王以哲。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听说红军让高福源回来，便立刻要佟设法把他接到洛川。高福源一到洛川，王以哲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同他谈了一次话，就立刻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第二天便乘飞机飞到洛川。
张学良为了考查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要考验一下高福源的胆识，就同王以哲商量好，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当天晚上赵镇藩引着高福源来见时，张学良的态度显得特别严肃。高福源对张行军礼，用立正的姿势向张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张学良不容他再说下去，就拍桌子大骂说：“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竟然这样对待他，也就把心一横，不顾一切，从衷心里发出了一段痛快淋漓的慷慨陈词。他说：“报告副司令，我要怕死就不回来干这种事。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消灭完了，更有什么理由还去再打人家?”说到这里，高福源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学良听了高福源这种激昂慷慨、义正词严的话，自己不由得也流下了眼泪，马上站起来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的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很好，现在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高福源于是详细地把他所见到的关于红军的一切说给张学良和王以哲听，并强调说明：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是绝对真诚的；共产党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一齐打回东北去，是极端可靠的。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对高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个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办理。”
高福源于一月十六日回到陕北苏区，把这次回到东北军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告诉李克农，李克农还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面受到了奖励。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
在李克农出发之前，高福源又被派去洛川一趟，约好了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和密码。二月中旬，双方电台已经叫通。党中央即于二月二十一日李克农由陕北苏区出发的前两天，以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名义将出发日期由电台直接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三 洛川访问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克农带着四个随从人员——秘书钱之光、译电员戴镜原、警卫员一人、饲养员一人，由高福源作引导，由瓦窑堡出发，应邀赴洛川访问张学良，沿途经高福源的接洽，取得了东北军的秘密保护。李克农等一行于二月二十五日到了洛川，先见到了王以哲，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出面接待。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复电说，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再说。王以哲、赵镇藩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把李等几个人藏在一个小院子里，派了两个副官陪着住，院子周围密布岗哨，不许他们出门，也不让他们会见除王、赵以外的任何人，但是招待得非常殷勤周到，生活供应也很丰盛。
在张学良未回西安以前，王以哲、赵镇藩按照他的指示，与李克农商谈了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的局部关系问题。经过几天磋商，取得口头协定如下：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五)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鄜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去白区办货时可着便衣。
以上各项局部口头协定商定以后，由李克农电报中共中央批准，并约定自三月五日双方秘密下达施行。
在商谈的时候，王以哲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了两批物资之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返西安，第二天即飞洛川会见李克农。他们在李克农等住的那间小屋子里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王以哲、赵镇藩也在场参加。在会谈开始以前，王、赵二人把他们同李克农商定的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定内容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带着开玩笑和告诫的口吻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整销，不是零售。”会谈开始后，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坦率；李克农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盎然，而又辞意恳切。尽管有时双方为了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颇为激烈，但整个说来，会谈的气氛是轻松而和谐的。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主要谈了有关抗日的问题。张学良当时曾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1．为什么共产党主张反蒋抗日，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2．共产党对于国防问题怎样看法?也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力量的对比是敌强我弱，要抗日应该怎样抗法?
3．目前红军标榜抗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按红军已于二月十七日渡河东出抗日)，一定会遭到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有力阻遏，恐难顺利进行；宁夏地区接近察绥抗日前线，又与外蒙的国际路线毗连，阻力小，进展比较容易，但是为什么红军不去宁夏?
4．红军与东北军如何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联系有关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张学良认为现在中国国家的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是有抗日的可能的，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但是共产党主张反蒋抗日，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这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当时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不许进行抵抗，可是，却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大肆进行“围剿”。因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不能包括蒋介石在内，所以李克农对于当时党所坚持的反蒋抗日的主张作了解释。他强调说明共产党现在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而蒋介石既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所以不能把蒋介石列在团结的范围之内。
张不同意李的说法，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虽然李克农解释说，如果蒋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团结全民抗日，我们对他的态度是可以重新考虑的，但是仍然没有能说服张学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看法始终没有取得一致。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克农说明抗日应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和尽量争取国际的援助，武器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人，因此唯武器论是错误的；战争的方法应该是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密切结合；抗日将是长期的，我们有最后胜利的前途，因为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作长期战争，因此速胜论和投降论都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张同意李的看法。
关于第三个问题，李克农只说明红军东渡，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而对张学良所提红军为什么不去宁夏的问题则未作更多的表示，张也未再进一步询问。
关于第四个问题，张李商谈了一些去苏联的路线问题。
总的说来，张李会谈是和谐的，诚恳的，是有重大收获的。会谈结果归结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周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即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2．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3．商定中共方面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张李会谈于三月五日结束后，李连电向党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行动。六日得中央复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并要李即日赴山西石楼前方晤谈(那时红军渡河东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均在前方)。李克农在三月七日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径赴晋西石楼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报告会谈的详情。
四 刘鼎当代表
张学良把李克农送回陕北以后，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一看就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找到了。张那时还认为共产国际组织或中共中央仍在上海设有机关，所以他虽然已经和李克农接触，同党中央建立了联系，但是他对李杜所介绍的这个关系仍然同样重视。为此，他特地选了一个亲信的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去接。
其实，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那时都早已不在上海了。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因为连遭破坏，损失很大，只有少数党员隐蔽在地下坚持斗争。刘鼎同志那时由江西苏区出来，到了上海，正想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设法到陕北去找中央。恰好地下党正在应李杜的要求，想物色一个适当的党员去和张学良联系。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有相当的斗争经验和政治理论水平，地下党认为他是担任这个任务的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于是就同他商量，要他先到西安去和张学良联络，然后再找机会去陕北中央。刘鼎最初还不大放心，后来由党的负责人向他说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和追求进步的情形以后，他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赵毅到了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刘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一同由上海到了西安。
刘鼎初到西安，住在张学良预先指定的一个机关内，第二天即会见张学良。他们第一次见面谈话的情形大致如下：
刘鼎首先说明此来是奉上海组织指示，特来西安听取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负责转报陕北中央。张学良虽然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但不了解他的底细，而且又是第一次晤面，因此没有把他所要谈的事情说出来，只是带试探性地提出几个问题：(1)为什么共产党骂他投降卖国、不抵抗?(2)为什么苏联为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还骂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3)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对于这几个问题，刘当时没有贸然答复，只表示在第二次见面时再谈。
第二天刘再见张，对张学良所提的几个问题逐项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主要内容如下：(1)张学良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当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地守军不放一枪一弹进行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数日之内，东北广大土地沦为敌有，因此，为首的将军不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2)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东北当局一方面首先挑衅，进攻苏联，一方面又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量扩张势力。东北当局亲日反苏，事实非常明白，而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国土，进行反击，完全是正当行为；对你张先生的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3)东北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一支“剿共”大军，先在鄂豫皖，继在西北，都很积极卖力气替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与苏区遭受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这能算打得“厉害”么?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也对它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而且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实际上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消灭东北军。因北,东北军当前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
刘鼎继续说，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这是东北父老和全国人民对东北军最为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以后，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东北军和张学良将首先占了一页。
刘鼎这一席话，打中了张学良思想上的要害，不得不使他衷心佩服，感到十分高兴。
张学良此时全神贯注地在努力设法搞好同共产党的关系。为了等侯周恩来同志会谈，同时也为了便于同刘鼎谈话，他带着刘鼎提早飞到洛川去住，对外则托词说是因为红军渡河，他奉命到洛川去督师“剿共”，以作掩护。他和刘鼎住在洛川军部西院，同饮食，共起居，每天有十几小时在一起。十多天之中，他们谈的问题很多。张学良把高福源如何沟通消息，李克农如何来访以及现在约定等候周恩来会谈等等情形都告诉了刘鼎。刘鼎也尽可能地给张学良讲明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运动战、游击战等问题。张学良此时特别注意研究红军用什么方法使部队能够那样能征惯战，能够那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在任何情况下能够那样团结一致，不致溃败。刘鼎对他说明，这是因为红军是土地革命的产物，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又有党的组织和阶级觉悟的关系，他还向张学良建议将来在东北军中可以用抗日的民族意识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张对这个意见极为赞同。
张学良在这十几天和刘鼎相处，得益不少。他从此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并为即将到来的延安会谈作了有效的思想准备。
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带着刘鼎一同参加了会谈。会谈以后，刘鼎随着周恩来同志一同回到瓦窑堡住了几天，详细报告了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中央决定按照“互派代表”的协议，派刘鼎到东北军当联络代表。刘鼎奉命后，经延安回洛川再见张学良，又继续谈了几天，说明此来任务，张表示热烈的欢迎，约定此后刘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代表名义在东北军内部出现。张带同刘鼎飞回西安，从此，刘鼎就长为张公馆的上宾了。
五 延安会谈
李克农同志等离开洛川，于三月十六日赶到山西石楼去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此行的经过，并提出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中央当时认定张学良的要求是诚意的，此举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即日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负责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延安(肤施)会晤张学良。
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带着电台和一个小部队由河东回到瓦窑堡，候与张学良约定时间即赶赴延安。原定在三月底晤谈，后因张学良患喉痛，经往返电商，最后决定推迟到四月八日在延安会谈。在周、李临行前，又由毛主席和彭德怀于四月六日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这次会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廿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二十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时，直到九日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经张学良派人前来联系后，于当日下午八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见了面。他们进城之前，曾与留下的人员约定天明前出城回到川口。随行的红军部队为了防范万一，在周、李等进城以后就秘密地控制了延安城外的飞机降落场，在周、李回来以前，不让飞机从降落场起飞。
那次在一起参加会谈的共有五个人，即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在彼此寒暄之后，首先就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很坦率地说了出来，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法西斯蒂的道路。他说，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见张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周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他指出，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听了周的这样明确的分析以后，就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他近来也渐渐有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至此，张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随即表示他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思索了一下，然后郑重地提了他的看法和主张。首先，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在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接着张又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蒋的错处只是在于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最后，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虽然蒋的左右有不少亲日派，如何应钦、张群之流，要蒋下决心抗日是不容易的，这还需要我们作许多艰苦的工作。至于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他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蒋如果真降日，他一定离开蒋另作打算。他还说，他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学良这番话以后，对于他所提出来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他们还继续谈到许多国际国内方面的其他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问题，等等。周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使张极为心服。
除了关于以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外，这次会谈获得了以下的结果。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六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继续驻防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驻保定一带)不加阻挠。
此外，(1)张还谈到：“我还有一笔私人存款，必要时我愿意拿来作抗日公费。”(2)谈到双方各自训练抗日干部时决定：红军开办红大(后来发展为抗大)；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3)为了准备抗日战争，周提到必须准备无线电器材和卫生器材，请张帮助采购。张接着说：“我已有大批这样的物资，库存西安，可供我们双方共用，不用发愁，由我负责。”(4)临别时张亲赠周一本《申报》出版的中国地图，表示留念。
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张学良以爽朗的态度和沸腾的热情向周恩来披露肺腑，掬诚求教。周恩来同志则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才能以及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言辞风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印象极为深刻。双方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之中，对于重大问题既圆满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同时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因此，这次会谈不仅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同时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出于原来意料之外的收获。
双方一直谈到黎明，吃过夜餐后，十日晨四时才握手告别，珍重再会。及至周恩来、李克农等走出延安城时，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东方红日已经冒上山头了。
六 开辟下层统战工作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党中央和红军不但开辟了对东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也还对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效果很好的统战工作。这一工作主要是依靠教育和释放俘虏来进行的。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个战役，东北军有将近三个师全军覆没，被俘虏的官兵有数千之多。当时红军执行了毛主席关于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俘虏的官兵不但一个不准杀害，还不准搜他们的腰包和没收他们的私人财物，更不准有打骂虐待等情事。俘虏的食宿待遇同红军一样，几乎毫无区别，甚至红军有时还把好粮食、好房子、好窑洞多分些给俘虏。特别使俘虏感到兴奋的，是每天上政治课，教课的人都很会讲话，所讲的内容更是俘虏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故事，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和我们应该怎样去抗战，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东北军应该怎样打回老家去，什么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这些讲话的内容都是东北军俘虏们最爱听、最受感动的，同时也是他们迫切需要知道的。俘虏们经过短期的宣传教育和考察以后，红军就对他们宣布：有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参加红军；有愿意仍回原部队的，发路费，开路条，释放归队。
这些东北军俘虏们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的毒害，在被俘之初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现在既受了优待，又受到教育，懂得了许多道理，而参加红军或者归队，又可自由选择决定，因而无不欢天喜地，感激万分。思想进步而又没有牵挂的士兵和少数军官佐都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一大部分军官佐和一部分士兵则报名愿意回原部队去说服更多的人同红军合作抗日。红军一般地都按照他们的愿望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参加红军的从此自然都成了光荣的人民战士；愿意归队的，每人都领了三元钱的路费，带了一些宣传品，在红军开过欢送会以后，大家三三两两，陆陆续续，高高兴兴地返回原部队。当时，东北军的最上层已经同共产党和红军秘密地建立了合作的关系，已经化敌为友了，所以对于被释放归来的官兵们，也就采取了不闻不问、不加防范的态度。上面的态度既然这样，下面的办法也就是“既来归队，一律留下”，而且还要仔细地打听一番红军的情况。这样一来，被俘归来的人们就都变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都变成了连队里边最受欢迎的“说客”。他们三三两两，几十几百，一批一批地归来，他们带回来的巨大宣传力量，也就一传十、十传百地越传越广，就象平地突然刮起的一阵大风一样，很快地使东北军全体将士受到了一次“神奇红军”的宣传和“神圣抗日”的教育。这是一场非凡的“运动”，经过这番“运动”以后，东北军全军上上下下都起了思想变化，认识到红军是朋友，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去打日本。在前线的东北军连队也和红军连队发生了往来，在两军对阵之下，却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东北军驻地的柴草、副食品经常由红军发动苏区老百姓替他们解决。红白地区间互市已经普遍实行，成为惯例。有的东北军士兵还把子弹拿到市上去换猪羊肉鸡蛋吃。红军的连队暗地里给东北军连队送来两只羊，东北军那个连队马上就加倍地送去十斤白糖和两大匣香烟作为还礼。红军的文工团晚上在边境上演戏，暗中通知东北军的弟兄们可以去看戏，到时台上汽灯一亮，果然戏台下坐着很多东北军的士兵。当红军开赴山西东出抗日，路经甘泉城下时，甘泉城内的东北军有成群士兵站在城墙上向过路的红军热烈鼓掌。红军一面整队行军，一面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城下，激荡着抗日热情的交流，十分动人心弦。
一九三六年共产党和红军对东北军所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但打开了东北军上层的关系，还在东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中间建立了可靠的友谊。既然两军之间建立了这样亲密的关系，难道还能够彼此打仗，互相厮杀吗?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还一味施加压力，强迫东北军去打红军，怎么能不碰大钉子呢?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