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父亲出国前
杨拯民
拯人弟是西安事变后，我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我娘只有这一个孩子，抚养到五岁而夭折了，这对娘是个莫大的打击。伤心之极，致使神经一度失常，失去知觉，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还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竟嚎啕大哭不止。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凄惨悲凉之极。
这时，南京当局一再催促父亲赴沪出国。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
我从北平到青岛后，就住在薛强初院长家，他家里没有暖气较冷，因而无事我就到医院里呆着，看看报纸，中午和薛院长一起去饭馆吃饭。
当时于大夫想回西安，可对形势又不摸底，所带的钱也快用完了，他就给周梵伯发了个电报索要。不久却接到了蒲子政从天津的来信说他带了一千元，要于大夫到天津去拿。于大夫到天津把钱取回，给我留了一半，他拿了一半就动身回西安了，我只好留在青岛过春节。
我从报纸上获悉，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且由张学良亲自陪送到南京。蒋一到南京即凶相毕露，先是发表了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话”。接着，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软禁，随后又受到南京当局军事法庭的审判。后得知张送蒋走后，东北军陷入群龙无首之状，内部发生混乱，王以哲军长被杀等等。整个西安事变自此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当时心里异常焦急和烦闷，急切地想打听父亲的消息，但就连报纸都没有一丁点儿消息来源。为了排解心中的焦虑和忧郁，只好自找乐趣，自我排解。当时正值著名京剧花脸金少山到青岛演出，我就每晚去看戏，以岔心焦。
可焦虑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消减，怎么办呢?我又想到北平的同学和朋友，便写信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告诉我想去北平找他们。我觉得青年人在一起，性情相投，便于交流会比在青岛要好过一些。当我把去北平的想法一提出，就被薛院长否决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没你父亲的信，你哪儿也不能去。无奈之下，我只能表面应承，暗中却做着离开青岛的准备。
在正月初三晚上，我借口去看戏，这一去就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到济南转车时我给薛院长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去北平了，以免他着急、瞎找。
离青岛时，为遮人耳目，只带了一个小提包。到北平后住公寓没有铺盖，就临时到商店买了被里、被面、网套，一天之内店家就给做好一床被褥送来了。那时我感到很方便，店家的服务很周到。几天后，觉得住公寓不方便，太乱。就又搬到了蒲城设在北平的会馆，这里都是同乡，且多为学生，也比较安静。
到北平两个月后，考虑到西安形势仍然非常暧昧，扑朔迷离，父亲的处境如何?我还是一点都不清楚，我若此时回西安怕会给父亲增添麻烦，相比较而言，北平的时局还算稳定。经与朋友商量，决定先留在北平上学，上高中一年级，这样又可以跳一级(后来回想我的两次跳级，对学习并不利，因自己非聪明用功之辈)。留北平上学一事，我也写信告诉了父亲。
父亲让秘书周梵伯寄来三百元费用，并托王时曾照应我。王是北师大三年级的学生，他父亲王子义是十七路军旧部。王时曾请了两位师大同学为我补习英语和数学，他象老大哥那样安排我的生活、学习。
后来我就考入了中华中学。中华中学是北平比较进步的学校，校长是张伯英，绥远人，较开明，其后台是傅作义。学校教职员中多为进步人士，学生中也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民先队员在该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比如可以在教室里开小组会，在校内搞一些宣传活动等等。我就是1937年在中华中学上学时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同学在外边吃了一顿馅饼和粥回到蒲城会馆的住处，大约是八点钟，看见一辆黄包车(人力车)停在门口，车子属于比较气派的那种，车两边的灯擦得铮亮。心想，不知什么人来了?待进了院子，小伙计告诉我，有位太太在屋里等你多时了。进屋后看到葆真娘正坐在我的书桌旁，她问我干啥去了?我问她怎么来了?，她说来北平已一个多月了。西安事变后中央军三十六师进驻西安，她把家从新城搬出后，就带着拯中弟和副官等到北平来了。开始住在东交民巷一个旅馆，后在孙岳家人的帮助下，租下东单观音寺象鼻子后坑一个四合院居住，她要我也搬过去同住。当时我感到好象她要在北平长住了，我向她说了自己近一段时间的情况。她说她在北平曾见过张申府、刘清扬、徐维烈等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向他们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平时来往较多的是孙岳的遗孀，邓宝珊的如夫人。
我问了父亲的情况，她也没说父亲生病，可能她一个多月前离开西安时，父亲尚未得病。我抽了个星期天到象鼻子后坑去了一趟，那是个较大的四合院，大门进去一排平房住着随从副官、厨师等。二门进去有五间上房，新娘和拯中弟住两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张醒民住一间，西厢房空着，说是留给我住的，东厢房是王维之的夫人住着。
两个月来我和陕西在北平会馆的几个青年同乡熟络了，又结识了东大、师大的一些学生。我顾虑住到象鼻子后坑后，与这些人联系就不方便，所以有些犹豫，拖了两周后才搬了过去。搬过去后，与学校的距离比较远，再就是跳入高中一年级后功课比较吃力，特别是三角几何，随即干脆辍学了，计划请老师再补习一段时间。
起初，每天上午和拯中弟同吃早点，因新娘起得晚，中午饭一般情况下是和新娘、拯中弟一块吃，晚饭因新娘常出去，回来的很晚，所以我也就不常在家吃了。我不上学了，上午有时在家看看书，下午常常出去会友，有时和朋友吃馆子，过了两个月自由散漫的生活。那时我交往的朋友可分为三类：一是民先队同志，思想进步的青年；还有一些旧关系，主要是十七路军人员在北平读书的子弟；再就是吃喝玩乐的玩伴。我分别交往应对着不同类型的朋友，忙忙碌碌，打发时日，排解苦闷。关于我这段生活情况，新娘后来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在出国前与我谈话时还专门问了我。
那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北大的江宏基，他是江隆基(陕西西乡人，父亲曾资送他留学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留法支部，1935年任西安二中校长)的弟弟。从他那里得到一部尚未付印的《西行漫记》书稿。过去看过范长江所著《中国西北角》和一些苏联小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西行漫记》，从中使我对中共、长征、陕甘边区、中共领袖毛、朱、周有了初步的印象，并在心中向往之。
4月下旬，从报纸上看到，我父亲被南京政府免职，并决定派他出国，美其名曰出国考察军事，实为流放海外。
消息传来，新娘就急着要去上海等父亲。可我当时觉得，进一步还有什么情况，父亲什么时候能到上海，都未搞清，没有确切的消息。我要她稍等等，她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很快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包括我的车票也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随其去了上海。
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的新亚饭店。我随新娘拜访了刘守中、于右任及陕西几位熟人。到沪三天后才获悉父亲在西安患病的消息，看来一时半会来不了上海。不知父亲的病如何，在上海要等多久，心中无数，情绪不安。我又建议新娘先回西安探视父亲，这时新娘告诉我她不能回西安，南京方面有人通知她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只能在上海等父亲来。我想，蒋介石还不至于把她当作牵制父亲行动的砝码吧。自西安事变后，我就一直未见过父亲，特别当知道父亲病了，我想要回去看看。新娘既不回去，于是我就托李志刚为我买了一张回西安的火车票，只身一人回到西安。
父亲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后，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患了心脏病。
家里由蕙兰娘照顾父亲，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由于家里人都忙着父亲的病，未能及时把拯人弟送医院治疗。直到我从上海回到西安的当天，才把拯人弟送进了医院。翌日，我再到医院时，他已一命呜呼了。何其不幸?真是祸不单行!
拯人弟是西安事变后，我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我娘只有这一个孩子，抚养到五岁而夭折了，这对娘是个莫大的打击。伤心之极，致使神经一度失常，失去知觉，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还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竟嚎啕大哭不止。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凄惨悲凉之极。
这时，南京当局一再催促父亲赴沪出国。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
后听说在如何对待南京当局要父亲出国这一问题上，十七路军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许权中(十七路军旅长，共产党员)为首，坚决反对出国，要父亲住到耀县他部队的辖区，以观形势变化；另一派则希望父亲早日离开，以便于他们行使职权。
父亲在蒋介石的催逼下，无法照顾安慰患病的妻子，相当苦闷。他提出要我先把娘送到北平，移地休养，免其睹物伤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他说，原拟打算带你一块出国，现在你只好做些牺牲。于是我就带着娘、拯坤妹、陈姨、小副官阎继明等七人，在父亲赴沪前夕，先行离开西安去了北平。
离开西安时，父亲让我带了两封信，一封给刘治州(字定五)，一封给孙维栋(字隆基)。意为：我等家属在京居住，希予照拂。这两位都是陕西人，也都是宋哲元信得过的人，可说是宋哲元的亲信。一个是冀察政委会委员，一个是交际处长兼天津海关监督。我体会父亲给他俩的信，实际上是间接的给宋哲元打招呼。到北平后因孙维栋在天津，就把给他的信留在了南海内的诗兰堂。刘定五住在西城新帘子胡同，见面后甚是客气，表示要向宋明轩(哲元)转达，他讲一口关中土话。
记得1937年初夏，刘定五、孙维栋、于振几个人鼓捣，把陕西省易俗社(当时是西安最有名声的秦腔剧社)请到北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演了三天秦腔。中南海当时属高级活动场所，这可成了在平、津陕西人中的一件大事。
我接到了两张请帖，就约北平体育学校学生刘皋(刘的父亲也在宋哲元二十九军任职和父亲是朋友)和我一同前往。
记得那时怀仁堂是个大四合院，在中间院落露天处搭了戏台，观众坐在旁边设置的坐席上看戏。当时由易俗社名角王天民(演坤角)、耿善民(小生)演《三回头》、《柜中缘》等折子戏，观戏者约有三百人，这些剧目对我来说都是熟戏，且和其他观戏者也不熟悉，看了一半，我们就退场了。从剧场出来，信步游园。那时除了怀仁堂不开放，其他园林、游泳池均可参观。从新华门出来沿东长安街走向东单，赶回到观音寺象鼻子后坑时，已是下半夜一点钟。
到北平把家安置好以后(象鼻子后坑的房子尚未退租，我们就住了进去)，本拟聘请教师给我兄妹补课，以便再考学校。可由于家庭变故，心绪一下子安定不下来，先去上海送父，回来不久又发生了七七事变，补课一事就停了下来。
父亲是6月上旬到上海，从报上可看到些关于他的活动情况，有了上次赴沪的教训，我未轻举妄动，踏踏实实等候正式通知。6月下旬，王维之从西安到北平，传达了父亲的意见要我和他同乘飞机去上海，给父亲送行。王维之是陕西岐山人，日本留学生，与父亲在日本相识，回国后一直担任十七路军的军需处长。《活路》刊物就是由军需处印刷所承印的。他思想进步，主张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后把家眷搬到了北平，就暂住象鼻子后坑与我们同院。
1937年6月下旬，我和王维之从北平南苑机场起飞，经南京约四小时到达上海龙华机场，正赶上大雨滂沱。王兹厚来接机，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他把我送到了父亲的住处。其时父亲在宋子文公馆旁边临时租了两栋房子，一栋为他和新娘、拯中所住，一栋为秘书随员们住。我到上海后和父亲同住一栋楼里。
我随父亲在上海住了十天左右，有一天上午，父亲带着新娘和我去拜望何香凝先生(由申明甫做向导)。何先生的女婿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到弄堂口迎接。李是位高个子的广东人，在客厅口迎接的是廖梦醒女士。何香凝先生因腿疾下楼不方便，所以一切活动均在二楼。廖夫人一口广东话，我们听不大懂，就由她的女婿和女儿作翻译。现在回忆，首先双方道了倾慕之意，廖夫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做了肯定，提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尤愤愤不平，严词痛斥。
当时上海已进入伏天，可廖夫人还穿着春装。她说；“我把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九一八事变’时送去一套；长城抗战，热河沦亡我又给他送去一套，也给何应钦一套，喻他们的不抵抗行为如弱女子一般，只配穿妇人衣服；‘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结果却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屈辱卖国，我又给蒋介石送去一套。这样可换洗的衣服就不多了，只能穿着旧衣服见客了。可是蒋介石还是毫无觉悟。”听了这些话，我对老人家的爱国情怀、勇敢精神非常钦佩。从谈话中得知老人的儿子，曾被国民党逮捕过的廖承志同志已辗转到了延安，老人对此很感欣慰。谈话间她到书房拿来她的两本画册(多为虎图)，亲自题名赠送给父亲，这两本画册我认为很珍贵，一直保存至今。
吃饭时，廖夫人招待我们吃的是粤菜，我是第一次吃粤菜，特别是吃到冬瓜盅。当这道菜端上饭桌时，廖夫人说昨天就准备制作了，瓜盅上记得了“共同抗日’四个字，遒劲有力，有美感，更能激励人，几个小时的会见中充溢着豪情正义，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使我深深感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爱国爱民的忠贞情操。六十年前的这一幕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1946年在延安新华社见到廖承志，我把那时见到廖夫人的情况转述于他，他也很动情。
父亲在上海应酬较多，晚上回来多在午夜。可有一天，天正下着大雨，还不到8点，父亲就回来了。我觉得有点异样，申明甫副官随即告诉我： “一会儿冯钦哉要来。冯几次找人来说要见你爹 (我们日常称父亲为爹)，都被你爹拒绝了。今晚是由邓宝珊先生亲自陪着来，不好不见。”我想可能有好戏看了，两个冤家见面会是什么情况呢?于是就坐在客厅旁的房间里窥视究竟。
不到一会儿听到汽车声，随之邓宝珊和冯钦哉由申明甫副官引进客厅，他们两人皆着便服。父亲从楼上下来，冯钦哉见到父亲就做了个屈膝的表示，并说了句“虎城，我对不起你。”父亲叹了口气说：“人各有志。那时我曾给你打电话，要你和我在大荔和西安之间见面，向你解释、说明情况，竟被你断然拒绝，在关键时刻竟然背弃……也太绝情了吧。”这是指冯在西安事变中拒绝执行命令，不向潼关进军，父亲曾想亲自约他见面做工作，但遭冯的拒绝。他那时和中央军相勾结，造成了中央军直接逼近到渭南的险局。冯听父亲话后即反驳说：“扣蒋这样大的事，事先也不告诉我 (大意如此)。”接下来两人就沉默不语，成了僵局。稍后，邓宝珊打破了沉默说道：“我们从靖国军开始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过去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今后不可能再有二十年的机会了，要珍惜友谊啊!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不必置气，今后好自为之才是。”因他和杨、冯均有较深的私交。他的话说得又很得体，不仅打破了沉默的紧张气氛，且把双方的情感拉近了一步。由此事看，我认为邓宝珊先生不愧是位政治家，是一位很聪明的人。
冯钦哉在西安事变时叛杨投蒋之举很不得人心，以至事后令他在部队站不住脚。于是，他把部队交给了武土敏统领(武士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长治)。冯为人不讲义气，往往又贪财好利。西安事变时，借口发动事变前未告诉他，而不执行命令。他那时把团以上干部集中在大荔县城内，在司令部里摆上麻将桌，让这些人打麻将，不许离开，同时还把父亲派去的使者张依中给活埋了。张依中时任西安绥署军法处长，和冯钦哉是山西老乡，所以他这一行为大失人心，“两军交战还不杀来使呀”，何况还是同乡呢?原属一个部队呢!
据后来揭示出来的材料显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利用孔祥熙和冯钦哉同为山西同乡的关系而建有一条直通电话线并送了大笔金钱许以高官进行秘密拉拢。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与冯电报往来更现频繁。看来冯拒不执行父亲的命令，背叛十七路军，不是偶然所为。根本不是事先告不告诉“捉蒋”的问题。
1949年8月，我去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前夕，到了北平，一天我去看南汉宸同志，他说正好我们一起去看看冯钦哉。遂同车到了东华门大街的一个小胡同里，冯和他的家人都在，十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听说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因到包头接邓宝珊将军到北平而有功。但他在西安事变中投靠蒋介石、背叛十七路军的行为，始终不被父亲的诸多部下所原谅。全国解放后，张依中之子告发冯活埋其父之事，冯被法院判刑若干年，听说出狱后不久便病死在西安了。
冯有一子名冯希勃，儿媳叫郝郁文，三十年代我父亲曾送郝郁文赴法国留学。1937年我父亲到欧洲时，郝郁文曾给他当过翻译，随后又同船回国。郝郁文后来在山西大学任教。1983年她出版了《杨虎城将军欧洲之行》(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书。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