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二、我所知道有关“西安事变”的几件事
杨拯民
父亲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祖母时，看到祖母脸色阴沉，还以为是受惊所致，遂深情的喊了一声“娘”，并欲上前搀扶，可谁知道却引起老太大一顿数落：“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打了几十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大把拐棍在地上敲得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蒋介石今后能不报复?”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西安事变”发生的全过程，我都不在西安，没有亲历。不过事后听到许多亲身参加过事变的人士讲述了事变前后的几件事情。
一是1936年6月初“两广事件”发生，张、杨准备响应，据说把通电都拟好了，战斗序列也已编出。当时，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件”，7月10日决定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知张、杨参加。张、杨两人商量研究认为，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两人都去参加五中全会不妥。遂决定，由张去南京开会，顺便观察形势。杨则请假留在西安。可当张一到南京，除了开会，蒋介石就叫熊式辉、吴铁城陪张去上海休息、娱乐、跳舞，羁绊得张无法自由行动。后来张还是设法和义勇军代表、救国会分子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找到共产党人，刘鼎就是那时经李杜介绍与张认识交往的。
张在南京好些日子，没有回来的消息。我父亲问王以哲军长，王说他也没有张回来的消息，并说我们可以不等他。我父亲说：“那怎么行，一定要等张司令回来，才能行动。”张在南京、上海呆了一个月，直到蒋介石把“两广事件”解决了。
张从南京回西安后说：“我看两广也太无能，经老蒋略施计谋，稍事斗争就垮了，所以我也就没急着回来。”
这次响应“两广事件”的军事行动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了。但却将父亲提出的“硬干”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纲领。其间，父亲派员(张当时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韩复榘、宋哲元进行了联系，并取得他们共同采取反蒋抗日行动的保证。由父亲主持制定了杨、韩、宋都同意的：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四、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五、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六、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六项主张。这六项主张后来就完全应用在“西安事变”时张、杨发表的八项政治主张之中了。
二是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再次来西安。曾拟当蒋去王曲军官训练班(东北军、西北军共同举办，训练青年军官，深化抗日思想)讲话时，在回来的途中，封锁公路捉蒋，后因张对哭劝蒋介石仍抱有幻想而作罢。
三是，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进行游行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的途中，蒋介石曾下令要用机关枪镇压学生，张学良怕酿成惨案，就赶去临潼劝阻学生队伍不要去华清池。他在十里铺赶上了请愿的队伍，劝阻学生不要继续前往华清池以免牺牲，在学生不听劝阻时，张遂向学生许下诺言，七天之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的要求。此时的张学良才放弃哭谏的幻想，下了“捉蒋”的决心。
四是， “西安事变”指挥部设置在我父亲在新城公馆的会客室。 12月11日晚12时，张率他的高级将领和亲信约十余人，来到新城杨的办公室，和杨的高级部属汇合。12日凌晨，东北军、十七路军统一开始行动，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捉蒋，十七路军负责在城内控制和解决中央驻陕的军、警、宪、特，以及住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军政大员。
东北军的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卫队团的孙铭久营长负责执行捉蒋的任务。当时他们冲入华清池五间厅蒋的卧室，未找到蒋，向指挥部打电话报告。张、杨听到报告说，蒋的假牙还泡在水杯，被子还有余温，汽车亦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远。父亲当即指示捉蒋人员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搜索。并命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路上搜寻。
在搜寻快至华清池时，碰到一架教练机，落在了公路上，白当即扣留了驾驶员和飞机。据驾驶员讲，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命他驾机来临潼接蒋委员长，他把白志钧一行误以为是蒋委员的车队，因而降落下来了。这是黎明时发生的事，因此，张、杨估计一定是有人泄露消息给洛阳。经张、杨检查各自的通讯部门，果然不出所料，就是出了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把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延迟发出，抢先给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祝绍周才从洛阳派飞机来临潼接蒋。
八项主张的通电据说是东北军方面吴家象、西北军方面的李百川两个秘书长率几位秀才起草的。说当时对“西安事变”这一行动，该如何称谓，曾颇费斟酌，最后还是李百川提出用“兵谏”一词，吴家象等人同意，故而就确定西安事变为“兵谏”。
另外，据说事变前，张学良将军在给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军将领讲话时，曾从自己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纸，说是电报，并讲：“看，这是蒋委员长‘九·一八’事变时给我的不许和日军发生冲突的命令，不抵抗的黑锅我已背了五年，现在应该卸下来了!”这件事先是从王菊人处听说的，后又听证于刘澜波。可是到九十年代，有人在台北向汉卿公提及此事(不让与日军发生冲突的电报)时，他却否认，不承认有此电报了。听说该电是1931年蒋发给张的。当时，所传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份电报到底有没有?只有张本人清楚了。
六是，在放蒋的问题上我父亲曾与张学良将军有过分歧。自宋美龄、宋子文兄妹到达西安后代表蒋介石与西安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谈判中原则上接受了西安方面所提出的政治条件。当双方正在进入研究讨论具体内容与细节时，张突然提出要马上释放蒋介石，而且当着父亲的面与宋氏兄妹用英语交谈，使得父亲非常尴尬和措手不及，因此意见相左，与张发生过言语争执。我父亲过去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他对蒋的为人处事有较多的了解。他不相信蒋的口头承诺能够兑现。他认为事变已经造成世界性的影响，蒋不能只留下个口头承诺，还应该能够有个文字的东西。常言口说无凭嘛，匆忙放蒋只会造成西安方面的被动和不利。遗憾的是他没能说服张，而张运用长官权力使我父亲无奈地屈从了他匆忙放蒋等一些决定。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即遭扣押，军法审讯。张在南京方面的压力下，一次次给西安写信来电，让把扣在西安的南京飞机、飞行员、南京的大员们放回南京。西安方面为了争取张学良能早日返回西安，便按张的手谕一一办了。结果张学良不但未被释放，西安方面反而失去了与南京交涉、抗衡的条件，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那时南京大军开向陕西潼关，大军压境，战云密布。张走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分为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主要是张学良部下的青年军官，他们杀了在南院门粉巷家中养病的王以哲军长，继而寻杀何柱国军长，幸好何柱国闻听风声后就躲到新城我父亲处，才得以幸免。继而主和派又追杀少壮派孙铭久等人，就连被红军放回，首先向张学良传递共产党联合抗日信息的高福源团长也被杀害了。在混乱之际，还是周恩来副主席把孙铭久等人送到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云阳镇躲避，东北军内部的互相残杀才停了下来。这时驻防蒲城县的东北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趁着交接防务叛变了，把蒲城县城门关闭起来，不准人们出入，在县城里大肆抢劫。
事变前我祖母由叔父陪同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发生时，他们以为城内可能比农村安全，所以就迁到城里东槐园的家中居住。结果城里并不安全，东北叛军把东槐园包围起来，并抢走祖母的一些财物，限制了祖母和叔父的自由。父亲得到檀自新叛变，祖母被扣的消息，很焦急，担忧祖母的安危，便找何柱国军长商量，有无解救办法。何柱国很重视，立即找来与檀自新交往很深的东北军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让杨去蒲城找檀交涉。杨大实二话没说，带了个警卫员，坐着父亲派的专车直奔蒲城。到了城门口，守卫不让进，他把信件交给卫兵转送檀自新。檀还够朋友，让杨大实进了城。当杨大实向檀说明来意后并讲了释放祖母对檀部的安全有利的一番道理后，檀与亲信经过一夜的考虑后终于放了祖母，由杨大实把祖母护送回三原东里堡。
当父亲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祖母时，看到祖母脸色阴沉，还以为是受惊所致，遂深情的喊了一声“娘”，并欲上前搀扶，可谁知道却引起老太太一顿数落：“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打了几十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蒋介石今后能不报复?”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父亲也不敢吱声，低头听着祖母的责怪，心中有着难言之隐。其实祖母哪里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儿子的职位和处境?可是她对蒋介石的品行、为人倒看得蛮清楚。
我们一家人对杨大实都很感激，祖母将杨大实认做了干儿子，竟成了事变中的一桩佳话。后来东北军调离陕西时，杨大实未随部队走，留在了西安，和我家常有往来。解放后曾任过陕西省政协委员、常委。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