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三十五、多病之秋
杨拯民
张大夫当时对我说：“这个手术后我保你十年心脏没有问题”。遗憾的是我还活着，可为我治病的张大夫却被抢匪枪杀在悉尼街头。那位联系并资助我的朋友，因患癌症也在我之前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十分怀念他们。
十年浩劫我是在天津度过的，这十年给我的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害。1978年，我要求调离天津，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安排我到三机部下属的第四设计院(北京德胜门外)任院长、党委书记。
1979年新年的前夕，三机部开了次会，内容很重要，是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而四院“文革”中又是重灾区，伤了许多同志)。会议情况安排在新年后向四院党组传达。在年假期间，我回到天津家中(那时家还留在天津)。元月3日早晨，要返回北京时，送我去火车站的汽车来晚了，加之天气不好有雾，我心里焦急，待司机开车来后急忙赶向火车站。到车站时，火车启动的铃声已响，我更加着急，这时看到一个也因迟到赶车的旅客在前边奔跑，我就不管不顾的跟着跑了起来。孰料一上车，我的心脏就发生了问题。
列车员召来乘客中的两位医生，经他们判断认为可能是心肌梗塞。当时车上没有任何救治心脏病的药品，只能把邻座乘客请走，让我平躺在座椅上。就这样由天津到北京，病情哪能不加重呢?火车到北京站后，由四名好心的乘客用手臂搭链成担架，将我抬下火车，由四院来接我的汽车送到北京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较大面积心肌梗塞，在钱贻简大夫的主持下，数名大夫护士不分昼夜的抢救治疗，我虽活了过来，可从此给身体埋下了病根。
出院后，因为在北京还没有家、没有住房，由国管局安排临时住在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休息一段时间，大病初愈，可以工作了。 1979年8月，调建材部工作，部长是宋养初，副部长有高铁、丁原、王怀义、任朴哉、白象银，我是副部长之一。和他的相处时间不长，但关系甚好。
在建材部三年，协助部领导只做过一些具体工作：如从英国引进了一套浮法玻璃生产线，该项目建在上海光华玻璃厂。由科威特贷五千万美元，这笔贷款给安徽建设了宁国水泥厂。
1982年7月建材部撤销，我转到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秘书长是彭友今。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陆平也是副秘书长。
1987年底，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有天晚上到机场送走客人，工作完毕，回家已经11点多了，楼里的电梯关了。为不影响电梯员的休息，自己走上七楼，不料这下引起了我第二次心肌梗塞。为了挽救我行将报废的心脏，海外的一位朋友热心帮助联系到澳大利亚悉尼市的一家医院，那里可以给我心脏做动脉搭桥手术；这位朋友表示愿意出钱资助并亲自和医院联系办好一切手续。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经批准后于1988年春赴澳大利亚做了心脏动脉搭桥手术。手术是由著名华裔心脏外科专家张仁迁做的，手术十分成功，我手术后三天就下地活动了。张大夫当时对我说：“这个手术后，我保你十年心脏没有问题”。遗憾的是我还活着，可为我治病的张大夫却被抢匪枪杀在悉尼街头。那位为我联系并资助我的朋友，因患癌症也在我之前过早离开了人世，我十分怀念他们。
我从澳大利亚回来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是程思远。我协助程老做了些海外联谊统战工作。 1993年八届政协期间，我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我到文史委后，和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们一道共同努力，用三年时间选编了一套《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共二十册约三千万字。
这些资料都是1959年4月，周总理在招待全国政协60岁以上各方面委员的茶话会上，号召这些老委员把他们从事过的事情、经历、经验如实的写成资料，留给后代，当不失为一件好事。委员们听后很受鼓舞，积极响应。从那以后，经多年积累写出的资料还真不少，其中不乏珍贵资料。《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就是从这些资料中选编而成的。余下未被选编入的，还拟再次进行选编。
1996年春天，我到外地视察工作时，感到身体不适。回京后一检查，发现患了腹壶癌。医生要求尽快手术，无奈何我的一切计划都得打乱了。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