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追忆张德生同志
杨拯民
德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可是他那诚恳和蔼的音容笑貌和沉着冷静、谦虚谨慎、机智灵活的领导作风，至今仍然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我认识德生同志是在1940年。他那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部长，来延安参加会议，住在兰家坪的西工委(张闻天、李维汉、贾拓夫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我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西工委就在马列学院的旁边。当我去拜会他时，恰值他已整装待发，就要起程返回陕西省委领导机关的驻在地——关中分区的照金镇。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得知他来延安的消息迟，也不知他当天就要走，来得仓促，也不是时候，觉得抱歉。而他却毫不介意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快坐下聊聊。”结果一聊竟聊了许久，直到他的警卫员催促了几次，才起身，我送他到延河边，才分手告别。经过这短短的相会，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德生同志没有“架子”，温文尔雅，平易近人，虽是初次相识，就能让人畅开心怀，无所顾忌的与他交谈。谈到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情况，他了解的相当多，如对从事学生爱国运动的我所认识的一些同学，对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历史、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等等，他都了如指掌。在这次见面之前，我在1937年就听说过他，以后又听常黎夫、马豫章同志说，张德生原名张心余，榆林城里人，是那里远近闻名的好人，当时我想，在旧社会能有如此的好人缘，实在难能可贵，今日偶面，始知常、马所言实不为过。
我第二次见德生同志是在1944年10月中旬，我从米脂县调到关中分区工作。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早已与中共关中分委合并成为中共关中地委，德生同志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我作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一到分区领导机关的驻在地马栏镇，德生同志便具体安排我的生活和工作，使我感到虽然是只见一面的领导同志，但好象是老友相逢一般，可以说是关怀得无微不至。
在解放战争时期，德生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秘书长、统战长，西北野战兵团、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副主任。无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还是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同志，他们都非常重视德生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意见。在这几年中，他时而前方，时而后方，在沟通前后方关系，决定西北战场的重大问题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9年冬我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业部门工作，从陕西到甘肃。这时德生同志也到甘肃工作，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他回陕西工作，我仍在甘肃，但联系没有中断过。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报告时，德生同志根据陕西重工业多轻工业少、骨干工业多生活服务行业少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工业布局上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工业和服务行业之间的关系，他说只有骨头没有肉不行，只有肉没有骨头也不行，既有骨头又有肉这才行。毛主席很赞赏他这个观点，在后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肯定了德生同志的这个观点。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德生同志是西北代表团的团长，我是代表团的秘书，工作上有时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只要德生同志出面，无不迎刃而解。
1958年我回到陕西工作，在当年7月召开陕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1960年11月在中共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陕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在德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分管工业。
在同德生同志的长期交往、工作中，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把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领导艺术的灵活性结合得好，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左”的思潮泛滥，陕西常常受到左邻右舍和来自上面“左”的压力。在“左”的思潮干扰下，陕西也难免受到损失，遭到挫折，但回过头来看，在那几年的大折腾中，陕西还是基本保持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元气，特别是保持了干部队伍的稳定，大家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口原定的口粮标准未减，农村也还过得去，国家在陕的库存粮几为全国各省之冠。这是因为，尽管德生同志也执行了“左”的东西，有不少失误，但他仍然不忘实事求是，不忘调查研究，比较谨慎稳当，所以受的损失相对说来是比较轻的。
范明同志是陕西人，长期在德生同志领导下工作，解放初率军进藏，是西藏区党委和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陕西大荔农场劳动改造，含冤叫屈。此事非常棘手，但德生同志处理得比较妥贴，既坚持了组织原则，又保护了范明同志的健康。始有以后的彻底平反。
第二个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德生的用人，他用人的特点是：长于了解人。也许因为他长期做组织部长，了解的干部多，也了解的深和细，所以他用起人来就很放手。对干部的缺点，他又总是认真的批评、帮助，并注意发挥个人的长处。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也决不一棍子打死，或投之深渊，永不理睬，而是善意地耐心地帮助，并关心其生活，所以大家都感到他为人“厚道”。德生同志作为省委班子的班长，从不越权干预，也不开过多的会议，分工以后他只抓总，这样既调动了干部的主动性又锻炼了干部的工作能力和责任感。
第三，德生同志能虚心听取反面意见，言行一致。我曾亲历过几次德生同志对待反面意见虚怀若谷的态度，如在1945年他即将离开关中地委的民主会议上，有的人气很大，语言很尖刻，甚至叫骂，而他不动声色地听下去。
他对上级、同级、下级都不讲空话、大话。在1958年毛主席召集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他只讲一户种一棵核桃树。这在当时所谓“力争上游”的空气下，是大不相称的。可他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
在多次接触中，我觉得他的组织观念非常强，只要中央决定的事，他一定坚决照办，决不含糊。
第四，德生同志长期在国民党区域工作，所以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许多民主人士，如张治中、邓宝珊、马鸿宾、黄正清、孙蔚如等，都对德生同志印象非常好，并且都能友好情深。他们谈到德生同志，无不称赞他“非常有修养”。由于德生同志长期领导在原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我党组织，所以他对赵寿山、阎揆要、孔从洲、刘威诚等人就非常熟悉，他和民盟先躯杜斌丞、杨明轩、成柏仁也均有深厚的友谊。
1963年底我奉调到天津工作，1964年秋德生同志到北京检查病，我去看他。我觉着这是最后一次的诀别，心里非常难过，差点流出泪来，而他和往常一样泰然自若，使我感触至深。
(1992年10月于北京)
《张德生》
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