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满洲事变”与“ 满国”
管宁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
乃木将军
张学良对日本怀有强烈的仇恨。当我们围绕满洲问题谈到当年与日本的激烈对抗时，他的口气立即严峻起来。他大骂日本的侵略野心，气得嘴都有点歪了。他当然有资格骂，是日本军夺走了他的家园、故乡，赶走了他的人民。不论他的话多么刺耳，多么难听，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们也只能老实地听着。
不过，尽管他的精力很充沛，但毕竟是已上了90岁高龄的人了。长时间地处于兴奋状态对他的身体不好。因此，张学良先生左近的人将我们每天的采访时间限制在3个小时以内。
一次采访结束之后，大伙一起围在桌旁吃中午饭。张学良仍是那么健谈，让你根本想象不到他已经90岁了。
——“您爱吃什么？”
“鲍鱼。日本海产的鲜鲍鱼最好吃，但螃蟹吃不了了，牙坏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将送上来的菜一个一个地消灭干净。他很能喝酒，一杯一杯地干着葡萄酒。丰盛的宴席，热烈的气氛，这是他最大的快乐。
午宴将要结束时，突然张学良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过去，我到过旅顺，你知道吧，就是日俄战争激战的那个地方。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军人领我去的。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在203高地上，他给我讲了乃木希典的故事。当时我听了，很感动。
说到这里，张学良向我们要过去笔和便笺。随着年岁的增长，张学良的视力也渐渐下降了，他总是戴着浅色的墨镜，听说是为了保护下降的视力。张学良笔之后，将纸铺在桌上，“唰唰”地写了起来。
“尔灵山险岂难攀，
男子功名期克坚。
征马不前人不语，①
众人齐仰尔灵山。”
“这是乃木大将的诗。”他一边写着一边说道。“这是他在攻克203高地后作的诗。我佩服乃木，记住了他最喜欢的诗。当时年轻，现在都有点忘了。”他定的是乃木有名的七言绝句《尔灵山》。
——“您喜欢乃木的哪一点？”
“作为一个军人，我尊敬乃木。我尊敬乃木的人格。我认为，日俄战争是日本军队的最高峰。不仅作战勇敢，指挥官的纪律也好。即使是对敌人，也尊重对方的人格。领我参观旅顺的日本军人给我讲了当时的战斗场面。在乃木将军的时代，日本的武士道还是存在的。武士道的精神还在。但是后来，日本军人中的武士道精神就渐渐没有了。”
从张学良的口里会说出乃木的名字，这件事倒让我们颇感意外。不过，这肯定不是对我们日本人的阿谀奉承。在抗日英雄张学良心中，确实有着对乃木大将的尊敬。
不过，张学良在说到最后的时候，口气又明显地严肃起来。在他的脑海里，肯定又鲜明地浮现出了日本军蹂躏满洲的情景。
“满洲事变”爆发的1931年，张学良正好30岁
柳条湖事件
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下午10时20分，一声巨响，位于奉天(沈阳)郊外靠近中国军队北大营柳条湖地区的南满铁路被炸了。这是按照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计划搞的一次阴谋活动。这次爆破破坏程度不大，据满铁理事木村所讲，只炸坏了两根枕木，爆炸后还能通过火车。板垣等人说这是中国军队干的，自作主张，开始进攻北大营。
当时，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有44万人，其中主力军11万驻扎关内，奉天只剩下一部分留守部队。石原、板垣等正是抓住这样一个时机，发动了武装事变。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事变的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紧急幕僚会议。会议认为日本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了东亚和平，因此决定采取不抵抗主义，一切俟国际公法的裁决。张学良派自己的顾问端纳会见了英国和美国公使，告知他们他已命令东北边防军留在兵营内，不采取报复行动。
19日下午，张学良召见日本记者，说道：“昨夜接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
由于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指示，满洲迅速落入了关东军手中。当时，在奉天北大营中有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率领的6800名官兵，由于接到张学良不许抵抗的命令，结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抵挡了一阵，便撤退了。19日关东军占领了奉天、长春、营口等满铁沿线城市。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接到中国军队炸毁满铁、发动攻击的谎报之后，立即接受石原参谋的提议，命令全军出击，并请求朝鲜驻军增援。9月19日上午8时30分，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向参谋本部报告，已作好派遣混成第39旅团去奉天的准备。参谋本部指示：暂缓行动。另外，在当天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若槻内阁也决定了不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将这一方针通知了本庄司令官。
但是，关东军幕僚石原等人不听从政府的这一方针，9月20日，他们在吉林制造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然后于21日出兵吉林。另外，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看到这种情况后，也自作主张让混成第39旅团越过中朝边境，向奉天进发。当时，关东军兵力约10400人，仅靠这样微少的兵力，是不可能占领满洲的。朝鲜驻军的擅自越境，使事变朝着与政府方针相反的方向进一步扩大了。
本来，朝鲜驻军要出兵中国，乃属于国外出兵，必须有根据天皇的统帅权发出的敕命。而林铣司令却在没有天皇和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了兵，这无疑是犯了侵犯大权之罪，是政府绝不能容忍的行动。但是，在22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若槻首相说道：“兵已出了，没有办法。”承认了这一行动。另外，天皇也对这种违犯军规的行为置之不问，并事后追认了这次军事行动。这样，日本政府被前线军人擅自制造的阴谋和军事行动牵着鼻子走，无法再固守不扩大的方针，终于陷进了15年的战争的泥潭。
事变之后，关东军一面对张学良政权的要人进行离间工作，一面扩大占领区域。10月8日，关东军轰炸锦州。10月下旬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1月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翌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2月5日，占领哈尔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日军便将整个满洲全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期间，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几乎没作什么像样的抵抗，便被轰离了自己的家乡。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关东军搞‘九?一八’事变，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想事情，判断一件事情，要看环境，不单单看自己方面，也要看人家的方面。我当时替日本想，关东军只能是用一种挑衅的态度来的，使得我们中国方面有打的条件。那么当时还有俄国的条约、日本有自己国家控制的种种问题。假如‘九?一八’事变他要那么做，不但对中国，于日本的后果也一定很不好很不好的。所以我想他们不会那样办。我自己承认，大家责备我，国家责备我。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政府也会要控制它。这里我想加上一句话(我忘了是币原说的，还是西原寺说的了)，说是‘九?一八’事变就等于日本吃了一颗炸弹，他的意见跟我的一样的。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
——“先生具有高尚的东方美德，您不想为自己辩解，您能否稍微解释一下您刚才说的不得不承认判断了这句话”。
“我们要想判断一件事，我们不要用主观来判断，我们应该为对方也想一想。替人家的环境想想，处境想想，想想这件事对他的利害。当时我想，如果日本真要这样做的话，第一，日本的军人想这样做，头一样，日本政府会控制，因为他这样做违犯了国际条约，惹起了国际问题。还有，这样做，于他本身也是不利的。他不会这样做，想这样做也不会做到的。我刚才说过西原寺或币原话，‘九?一八’事变等于日本吃了一颗炸弹，他们的元老重臣跟我的意见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是我判断的原因，判断的理由。我不是拿我的主观判断，我要看看对方，对方的利害、对方的环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用不着‘九?一八事变这样厉害，是不是？(当时)差不多的利益都在日本人手里，你这样做就更不好了，把你自己的利益都损坏了”。
——“但是，日本军部却是在不断地制造既成事实。当时，您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太强的原故呀？或者，当时中央，即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对您有指示，命令您不要进行无谓的抵抗呢？这是您自己决定的吗？请您谈谈这些情况行吗？”
“这件事情，现在有好多人替我辨别，说是当时中央怎么样。当时中央还没有那么厉害，那时中央不是蒋先生，不是蒋总统，那是孙科负责的时候。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不能将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这件事扩大。我没有断出日本会整个儿来。我判断他要挑衅。(就是先)找件事对中国挑衅，然后军人好有借口说话。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了，那就不同了。”
关于不抵抗政策问题，张学良自始自终都在极力证明蒋介石没有责任。从他当前的立场来看，恐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即在处理“中村大尉事件”时，蒋介石曾打电报给张学良，训示如下：
“今后不论日军在东北进行任何挑衅，我方均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九?一八”事变史》《从中国看“满洲事变”》)。
蒋介石的这个指令，在事变之前已贯彻到东北军和各个部队。因此，当事变发生之际，东北军便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另外，据曾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郭维城回忆，满洲事变当时，张学良曾“一夜给南京的蒋介石打了十几次电话，请示对事态的处理方法。蒋介石每次都回答没什么事，处之泰然，不许抵抗，指示要把枪收起来、仓库上锁，全部检查之后，交给日军”(同前书)。
国民政府之所以指示不许抵抗，是因为当时中国内正处于军阀对立、纷争不断的状态。在南方，有蒋介石与汪兆铭②的广东独立政权对峙，在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势力的存在，同时蒋介石还要和共产党作战。因此，国民政府没有余力对付与日军的军事冲突。
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一样，当初也没有预料到会发动全面传略战争。“事变初期，(国民政府)认为这只是一次暂时的军事挑衅事件，政府称之为沈阳事件”、“没有判断这次事件是否会发展到对整个满洲的军事占领”(俞辛焞《满洲事变期间中日外交史研究》)。
为币原外相的不扩大方针所迷惑，期待日本政府对军部行动的制约。这是国民政府的严重失算。
另外，国民政府还打算以通过向国际联盟盟申诉，诉诸国际舆论的方式，牵制日本的军事行动。但遗憾的是，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尚未结束，区域经济极难统一(经济分成各个不同的独立区域)，同时，英国和美国的步调也未能协调一致。因此，以英美为核心组成的国际安全保障组织当时尚不具有向中日本施加压力的力量。
张学良与本庄繁
历史有时会创造出以我们单纯的思维所无法想象的人际关系。在这次采访中，当我们向张学良问及他与日本人的交往时，他第一个举出的人物竟是本庄繁。“满洲事变”爆发之际，本庄繁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对于张学良来说，本庄是夺其故乡的仇敌。但是，张学良至今却仍对他抱有好感。
“本庄繁，他对我很好，我也很恭敬他。我到日本是他把我带去的。”
张学良是在本庄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时认识本庄繁的。在此之前，本庄曾两次担任过日本驻华武官，是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1921年至1924年期间，本庄担任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在此期间，他极得张作霖的信任，任满回国之际，张作霖曾亲自出面挽留。1921年秋天张学良访问日本之际，在庄陪同前往，并担任向导。由于以上的关系，同时也由于本庄本身具有的诚挚的品行，张学良很尊敬本庄繁。
但是，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满洲事变”中却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这真是历史对人的嘲弄。
1931年(昭和六年)8月20日，本庄繁作为关东军司令官赴旅顺上任。不到一个月，“满洲事变”就爆发了。事前，本庄似乎不知道他的部下石原、板垣等人要搞旨在占领满洲的阴谋事件。事变发生之后，本庄曾秘密向张学良吐露过自己的心声。这是我们在这次采访中才第一次弄明白的。
“本庄通过别人说他想见我的部下顾维钧。据顾维钧后来说，本庄提出在奉天城里‘绿山’料理店会面。顾维钧是我的朋友，也是本庄的朋友。本庄有话要和我说，所以要见顾维钧。
“我明白本庄的意思，我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是我的副手，与顾维钧也很要好。他姓刘，名字我忘记了，当时是外交部的次长，当时他代表我去跟他(指本庄)根本不知道。他说了他的理由：我不知道，不是靠嘴说瞎话。前两天，我(本庄)曾经到过沈阳，两天后又回旅顺了。假如这个事情我知道的话，我就不走了。他说：‘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他请客，他自己吃酒吃醉了。‘我还睡觉呢，部下告诉我说奉天有事变了，我这才赶快起来。’他说假如他知道的话，这两件事我(他)绝不会做。他说等他到了奉天一看，事情已经这样子了，怎么收场呢？他说他两三天都不知道怎么办，便请示一下上面怎么办。我对本庄的话很信，很信他的话是真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有两三天，日本军没有动作。东北那时逃出很多人，那几天人都逃走了。假如有动作，这些人就都被抓住了。所以我信本庄的话，不是假话。”
“满洲事变”与本庄繁
根据张学良的证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并不知道关东军的阴谋，未能收拾(阻止)事变，并将自己的真意秘密告知了张学良。
那么，在关东军司令官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关东军能够发动作为15年战争导火线的阴谋事件吗？
片仓衷③当时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在位于东京目黑的片仓家中，我们访问了他。片仓氏今年94岁了，耳朵有些聋，但记忆力还好。我们得知，为了给历史留下正确无误的证言，老人已根据我们的一个个问题准备了有关资料。他说道：
“本庄不知道满洲事变。搞事变的是石原和板垣。事前没有告知本庄。”
据片仓氏回忆，当时本庄刚刚到任。他虽感到事态紧迫，这样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但关于石原要爆炸铁路的阴谋，他却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当时身为参谋的片仓本人事前也不知道有这个阴谋。
9月18日夜里，柳条湖爆炸事件发生后，片仓立即赶赴旅顺的参谋长官署。
“参谋长官署前有棵大柳村，新井、武田、中野，还有我都聚集在树底下交谈。当时新井参谋说‘这件事总让人感到有点阴谋的气味’，大家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不协助，不采取行动，恐怕这件事就会成为第二个河本事件。当时大家认为，只能与石原等协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
片仓所说的“河本事件”，当然是指三年前发生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制造的炸死张作霖的事件。关东军的参谋们虽然在“九?一八”事件之后立即就感觉到了这是石原、板垣等人的阴谋，但却认为如果置之不管，待日后真相败露之后，日本将会被从满洲彻底赶出去，于是他们统一思想，决定与石原等人协力，发起军事行动。
事发当日，本庄在大连拜访了画家野田，鉴赏油画，下午10点左右回到家中。11点过后，接到高级参谋板垣发来的“奉天日中冲突及出动独立完备队和驻扎联队的急报。”午夜零时，本庄来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集合幕僚。事先已与板垣通了气的参谋石原提议本庄发布出击命令。当时本庄打算将兵力集中到奉天附近，解除东北军武装。但是后来又接到情报，说在与东北的交战中，日本的一个中队打得很苦，中队长野田中尉负了重伤，本庄不得不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了。后来石原在远东法庭上的供词中说道：“本庄司令官瞑目沉思了约5分钟，睁开眼时，对一般形势已有了充分的判断，果断地下达命令：‘好。本职负责。干!’”。
后来，本庄带领幕僚赶赴奉天，以应付急剧发展的事态。结局是事态完全按照石原、板垣等计划的脚本发展，本庄批准了他们的作法。但是，当此决断之际，本庄心中肯定是充满难言之隐的。特别是当关东军决定出兵吉林时，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本庄迟迟难下决心，经过板垣近一夜的说服工作，本庄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拥立宣统帝
如上所述，虽然本庄事前并不知道石原、板垣等人的阴谋，但事变爆发之后，他最后还是追认了他们的擅自行动，选择了由最高负责人指令采取军事行动的立场。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心中尚抱有叫回张学良进行交涉的一缕希望。
片仓氏说：“本庄让人打电报给张学良，希望他能回来收拾局面。张学良没有回信。”
张学良当然不会答应本庄的要求。本庄一面亲自下令对东北军进行攻击，一方面又打电报请张学良回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本庄的心境非常复杂。
事变爆发4天之后的9月23日，关东军首脑们在奉天市内的沈阳馆集会，讨论解决满洲问题的方策。这时，石原和板垣等人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提出了在满辨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方案。据片仓氏回忆说，当“谈论到让谁作新政权的头领时，提出的有宣统帝溥仪、他的弟弟溥杰、孙子的后裔等”。
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第一条即：“在我国的支持下，建立以东北三省及蒙古为疆域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支那政权，使之成为在满各民族之乐土；”第二条：“经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理，并管理交通、通信之主要者。内政及其他事项，由新政权亲自统治；”
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了要拥立宣统帝，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即后来的“满洲国”)的设想。
这时，本庄也觉得不可能叫回张学良，采取日满协力的政策，于是便将这个方案作为关东军的总决定上报给陆军大臣和参谋部长。这个“解决方案”完全否定了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此后关东军的行动便完全沿着这一“政策”的方针，向着建立新国家的方向发展。
原来想拥立张学良当皇帝的土肥原贤二，现在又要为抬出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而到处奔走了。11月8日，土肥原在天津制造暴乱事件，趁乱将溥仪“偷”出，带至营口。甘粕正彦(此人在关东大地震之际曾参与杀害大杉荣)正等在那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软禁之后，溥仪终于当上了“满洲国”执政。
张学良的财产
“满洲事变”使得张学良与本庄彻底决裂了。但是，两人之间似乎还留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旧武士道的情感。本庄将张学良留在奉天的财产装上一列特别列车，送到了北京。在阴谋与欺诈已成为家常便饭之事的关东军中，本庄的这种诚意与古老作法虽然使人觉得有些用错了地方，便这件事却给张学良留下了鲜明的记忆。
“本庄把我私人的财产(不是所有的)送来两列车。他派一个人来，给我写了封私人信。我收到信。跟那个人说：我的东西我不收，我绝不收。现在我们两个人虽然过去是朋友，关系很不错，但是现在就等于敌人一样。你这样对我，等于羞辱我。这件事不是我(你？)个人发起的。我说了一段故事：当年美国华盛顿作战的时候，有人保护他的房子。为这事他很难过。他说，我是军人，作战为保护我自己的财产，等于羞辱我。我对来说，你等于羞辱我。你务必将东西拿去，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怎么摆上。假如你要不拿回去，我就在北京火车站都放火烧喽。这等于我羞辱你。所以请你拿回去。后来他把东西带回去了。”
这就是张学良，一个真正的军人。据片仓回忆说，当时张学良让送回来的东西并没有能回到关东军手里，可能是在战乱中丢失了，至今去向不明。
自杀的陆军大将
“满洲事变”一年之后的1932年(昭和七年)9月，本庄返回日本。从神户到东京，沿途站满了欢迎“满洲建国之父”本庄将军的人群。9月8日，本庄在宫中接受了天皇敕语。昭和天皇问道：“传闻‘满洲事变’乃一部分人搞的阴谋，可有此事？”本庄答道：“我后来也听说是由一部分军人和民间人士搞的阴谋，但关东军及本职当时绝没有搞阴谋。”天皇对他的这种回答很满意。
此后，本庄颇得昭和天皇的信任，升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现代史中的宝贵资料《本庄日记》就是他在担任侍从武官长期间写成的。
日本战败之后的1945年(昭和二十年)11月20日，本庄繁切腹自杀。作为“满洲事变”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本庄被指定为战犯。本庄自杀时，面对皇宫，正襟危坐，然后按照切腹的规则，在腹部十字形切了三刀，心腹三刀，劲动脉三刀。
本庄的家乡是兵库县多纪郡丹南町，又称为丹波篠山，从大阪坐火车大约需要一个小时。每年的本庄忌日，本庄家的家庙——愿胜寺都要举办“本庄会”。受过本庄恩惠的人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思念本庄的遗德。本庄生前被称为“人德将军”，死后尚有许多人仰慕他的品行。
本庄繁的儿媳登美子夫人在谈到本庄时说：他是一个极重人间名誉的人。“出于对‘满洲事变’的责任，本庄自杀了。”我认为他首先是怕被追究战争责任。本庄在遗书中写道：“‘满洲事变’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他已决心一切都由自己承担。本庄经常将自己军人的信念讲给儿子一雄听，死后连一点儿像样的财产也没有留下来。
本庄家的家庙——愿胜寺中，保存着本庄在死前一个月所写的题为“‘满洲事变’之本质”的文件。
这个文件是准备提交给远东国际法庭的，其中写道：“关东军为自卫而奋起，仅为自卫才行动”。本庄写这份东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关东军的行动正当化，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本庄对“满洲事变”的态度。
在这份文件中，本庄说他与张学良“经常接触，私交亦不浅，且深知其无比联盟”，对张学良的人品经很高评价。本庄写道：“假如学良将军当时在满洲(中略)，虽不能防止事变爆发于未然，但绝不至于扩大如彼，或许可转祸为福，使之成为日满关系乃至日中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开端。每思尔后中日关系之推移，总为此事惜之不已。”
本庄在这里吐露了他对张学良所抱有的真实感情。但是，不管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多么亲密，但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两个人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假如我能到日本去，我一定到本庄坟前吊祭他一下。我很想念他。说到这里，我心很难过”。
这是这次采访中张学良对本庄的思念。
“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关东军全部占领东北之后，便开始将他们早就预谋好的建立新国家的设想具体化。1931年11月8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雇佣一些中国人在开津制造暴乱，并趁乱将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偷”了出来。溥仪躲在一辆卡车的车斗里逃出天津之的后，于11月10日改换装束坐日本船于营口上岸，住进了旅顺的大和旅馆。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黑龙江省为诱饵说服了曾使日本军队十分头疼的马占山④。1932年2月16日，板垣召集奉天省长臧式毅、吉林省长熙洽⑤、黑龙江省长张景惠、以及马占山在奉天开会，商讨组建新国家问题。会上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2月18日宣布满洲独立。3月1日，由张景惠⑥宣布正式成立“满洲国”。3月9日，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成为“满洲国”皇帝。
“满洲国”号称“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但实际上它的国防和外交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交通、通信等主要机构也由日本人控制。“满洲国”完全是日本的一个傀儡国。
在北京护国寺一座保留有旧都风貌的四合院里，居住着原“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1990年10月，我们采访组一行在这座普通的四合院里拜访了溥杰老人。“满洲事变”发生的当时，溥杰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据说他在“满洲事变”以前就已意识到日本对东北的野心以及日本想利用他哥哥的险恶用心。他说道：
“在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员中，当时有一个人叫吉冈安直⑦。他就整天考虑如何为了日本的利益而利用我哥哥溥仪。‘满洲事变’前他曾对我说：‘张学良在东北虽为所欲为，但没有人德，必须把他赶走，这样的话，你哥哥就有希望出来。届时必须得让你哥哥到满洲去。’这时我就注意到日本对满洲有野心。我哥哥到东北去以后，也许是想以“满洲国”为跳板统一中国，但实际上是受到日本各方面的要挟，屈服于压力。”
溥仪在天津时，与张学良有过交往。
“我见过溥仪，也见过他弟弟溥杰。有一天，我在天津一个饭店下吃早饭，溥仪突然一个人来了。我说：‘您外出啊，身体还好吧？’我还劝他说：‘你是不是该将你当皇帝时围着你转的那帮家伙辞了呀。他们围着你，无非是想跟着沾点儿便宜。我很佩服你今天能躲开他们一个人跑出来，怎么样，你想不想到南开大学学习学习呀？如果你不喜欢南开大学，到美国去上学怎么样？’我还忠告他：‘你原来是皇帝，今后要做一个真正的老百姓。这样的话，一旦中国要选总统的话，你才有被选举的资格，如果你总是扎在你那些人堆里，将来肯定会被他们利用，说不定要掉脑袋的’”。
李顿的调查团
“满洲事变”之后，国际联盟谴责了日本的军事行动。1932年3月派遣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调查团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欢迎。张学良在北京设宴招待了李顿调查团，并控诉了日军在东北行动的非法性。
“我们对事态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希望他们能起点作用。但国际联盟也只是口头上说说，对日本没有任何影响力。我知道，顶多也就是控诉一下我们的不平，让人们知道事情的真相，除此而外，什么用也没有。因此我对国际联盟不抱任何希望。‘满洲事变’实际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发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报告书认为，日本在作为“满洲事变”开端的柳条湖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无法被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性处置”，断定“现在的政权(即“满洲国”)也无法被认为是由于纯粹且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
为了审仪这份报告书，国际联盟于11月21日召开了理事会。会上，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极力诋毁李顿报告书，同时还与中国代表顾维钧展开了激烈辩论。
1933年2月14日，国际联盟中由除中国和日本之外其他国组成的19人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李顿报告，不承认满洲国，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总会，通过了19人委员会的裁决，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宣布“日本不能接受这种裁决”，并率领日本代表团退出了会场。
3月27日，日本正式退出同际联盟。从此以后，日本在国际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没有充分研究，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从人之常情上来看日本的。后来我理解了日军的行动。理解了当时日本的军人是如何的狂妄。日本军人不仅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在日本国内他们也是同样。谁不听他们的就杀谁。事情过了之后我才终于明白了日本的现实。我认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日本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按照我的判断，像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有这些狂妄的军人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存在不下去的。”
张学良与汪兆铭的对立
“满洲事变”后，张学良被赶出了奉天。他想在锦州设立临时政府，与日本军进行对抗。但是，由于中国抗日运动的激化，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下野，政权转到广东派手，政治上的动荡迫使张学良放弃抗战的念头，撤出了锦州。结果，锦州于1932年1月被日军占领。张学良被迫离开了故乡，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日本作战，灰心失意，痛苦异常。这时，汪兆铭(汪精卫)会见了张学良。在关于抗日方法问题上，张学良与汪兆铭产生了严重对立，这为1933年张学良的下野理下了伏线。
“那是汪兆铭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到北京来见我，还带来了蒋委员长的信。他对我说：‘你应该和日本打。’我问他：‘政府有什么与日本打仗的准备？有没有胜利的把握？’他说：‘没有’。我又问：‘那为什么让我的东北日军发生冲突？’他说：‘现在政府受到外界很大的压力，如果你打的话，政府对外界就有话可说了。’‘蒋委员长的信是和我商量的。因为我能发表意见。’我说：‘如果政府有打的决心，蒋委员长一定会向我下命令，这样的话就不同了，我服从命令。但是，如果只说互相谈谈，那么我也应该能说一说自己的意见。’他说：‘这样以来，我行政院长的面子就完了。’量我还是没有接受。我说：‘我办不到，你不是也没有准备吗？你有打胜的把握吗？’他说：‘打起来话，我们肯定会败。’于是我说：‘你这是让我拿我部下的生命与你的政治生命进行交换!这样的事，我绝对不能作。’我们两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此后，张学良与汪兆铭的对立不断加深，这种对立一直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题外话。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开幕式后，与会者照纪念像时，汪兆铭被人开枪打中，受了重伤。犯人是晨光通信社记者孙凤鸣，因出于对汪兆铭对日妥协外交的愤恨，开枪打伤了汪。当时，张学良拼死求助身负重伤的汪兆铭。有些知道张汪紧张关系的人对此大惑不解，问张学良为什么要救助自己的敌人。
“汪兆铭被暗杀时，我确实帮助了他。当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救汪兆铭。’当时，我看见有人杀了人，有个人负伤了，离我很近。我为什么要考虑那个人是谁呢？我看见有位先生倒下了，就赶紧去救，那时我根本没工夫考虑那个人谁。只是见到有人负伤，自然就采取了那种行动。”
进攻热河
日本占领整个东北之后，并没有停止侵略行动。1933年，日军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与东北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热河省原来也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上，省主席是张的老部下汤玉麟。1928年张学良加入国民政府，全国统一之后，热河成为一个省，与东北三省合称为东四省。因此，热河省虽然从地理位置上已不属于东北地区，但在政治上却是与东北连为一体的。日本军队即以此为借口，于1933年2月23日开始进攻热河。对于日本军队来说，热河省是鸦片的产地，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当时，张学良派兵据守热河，决心与日本传略者背水一战。担任东北军指挥的是张作相。
但是，在东北军尚未完全作好防守准备时，日军已分三路向热河攻了过来。而东北军尚有不少部队未按计划进入防守地带。结果，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部队一触即溃，一派混乱，完全丧失了斗志。汤玉麟本人也将家财装上征用来的200台大卡车，逃之夭夭了。3月4日，热河省府承德为日军占领。
“当时我的处境非常难。东北军虽然归我指挥，但热河省是汤玉麟负责，他和我父亲是同辈人，把我当孩子看，根本不听我的。不仅命令他抵抗，而且当他不听我命令时，我还要撤掉他，但一切都晚了。”
热河失守，中国国内大哗。这时的国民政府虽然派出中央军，作出一副抵抗的姿态，但兵力有限，也没有建立足以支援东北军的体制。国民政府没有抗战的决心，只是想让张学良与日本打一打，政府便可借此转移国民对政府的批评。
但是，继东三省之后又丢了热河省，人们的怨恨都集中到了军事负责人张学良身上。在国民政府当中，以汪兆铭为中心，也开始追究张学良的责任。张学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张学良手里有兵，却抵抗不了日本，继东三省之后又丢了热河。以汪清卫为中心的南京政府发出公开质问，说张学良不抵抗，丧失了许多领土，给张学良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当时张学良气愤异常。张学良有那么多军队，之所以不能向日本发动攻击，也是服从了南京政府的命令，但是现在把一切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全国的人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不抵抗将军’这个坏名声，给张学良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从年轻时代起，张学良就具有爱国之心，现在，原本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东三省和热河丢了，还遭到国人的责骂。请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滋味！”（采访刘鸣九）
为内外严峻形势所迫，张学良于1933年3月9日声明下野，辞去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职务。关于这次下野的经过，张学良是这样讲的：
“热河失守之后，蒋介石和宋子文来找我。蒋介石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说道：‘热河失守，当今的中国就像漂在汪洋大海上的一只船。二个人都坐，这条船就要沉了。总得有一个下去。’于是我就辞职了。我也作好了被处分的准备。但蒋委员长没有处分我，劝我出国浏览。”
出游欧洲
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劝告，决意出游欧洲。为此，他在上海开始了戒烟治疗。张学良早有吸毒的嗜好，自丧失东北以后，他心情沉重，毒瘾更深。
“当时我的工作很困难，没有鸦片不行，干不了，结果上瘾了。我趁要出游的机会，决心治疗鸦片中毒。鸦片中毒后的那种痛苦，你们是理解不了的，活人让鸦片弄的就像死人一样，真是惨极了。我考虑我要不戒烟，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了，于是便一心一意地治疗。但那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戒烟之后，张学良于1933年4月11日携家眷踏上了旅欧的路途。
“我那时非常想到外国看看。除了日本之外，我还没到过别的国家，我一定要到欧洲看看。当时我对法西斯很感兴趣，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除欧洲外，我也想到俄国去看看。很想看看共产党在俄国干了些什么。当然，我对共产党是一无所知，但我想看看那个国家的政治怎么样了。”
在欧洲，张学良在意大利住的时间最长。他住在老友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家中。齐亚诺伯爵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学良曾多次会见过墨索里尼。
“我先到了意大利，见到了墨地索里尼。我经常和他见面，家里人也都在场。墨索里尼给我讲了政治状况。他知道我在中国的政治立场。他说：‘你们中国想请求欧洲的帮助，那是没有希望的。欧洲现在正忙于自己的事，欧洲人的目光是看着美国的。’我刚到意大利时，很佩服墨索里尼干的事，非常尊敬他。但是到后来，我对墨索里尼这个人感到了不满。”
“另外，我到德国时，原来想会见希特勒。但由于我在那里呆的时间非常短，希特勒又到乡下去休养去了，结没见到。但我见到了格林，他对我很好。”
“我在欧洲受法西斯的影响很大。法西斯在中国能否通用，虽然这是个极大的问题，但回国后我提出在中国也要拥护首领。我认为在中国也需要握有强权的领导人。”
① 此句应为“铁血覆山山形改”。
② 汪兆铭：即汪清卫。（1886—1944年）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生人。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同盟会，后帮助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元老。多次与蒋介石分分合合，是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首领，中日战争期间，应日本人之邀，逃出重庆，1940年组织南京伪政府。1944年，病死于名古屋。是著名的汉奸。
③ 片仓衷：（1891— ）陆军士官学校第31期生。福岛人，毕业后任关东军参谋，参谋本部课员，陆军省军务课员，缅甸方面军参谋，202师团长、少将，积极参与了满洲事变及伪满洲国经营。
④ 马占山：（1884-1950年）吉林怀德人。行伍出身。“九?一八”事变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曾一度降日，不久又举旗抗日。后在日军进攻下退出东北。1950年病死于北京。
⑤ 熙治：（1884—1952年）清王室成员。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担任黑龙江省都督参谋，后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吉林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吉林省政府委员。“满洲事变”后，宣布吉林独立，并积极协助日军组织伪政府，任伪满财务大巨，宫内府大臣。日本投降后，被俘带往西伯利亚。1952上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⑥ 张景惠：（1871—1959年）字叙五，辽宁人。早年与张作霖同起辽西，随张作霖发迹后，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实业总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军组建伪满，并任参议府议长、军政部总长、国务总理等职。日本投降后被带往苏联，后入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死。
⑦ 吉冈安直：（1890—1949年）陆军士官学校第25期生。静冈县人。毕业后先后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驻屯军参议、关东军参谋等职。1935年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满洲国皇室秘书，专门从事监视伪满皇帝工作。日本投降后被俘往苏联，死在莫斯科，中将。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