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
蒋介石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亦并无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亦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诚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各种救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族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之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觅取一言一字作为余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时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无丝毫愧怍也。以言此次事变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瞭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己自认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余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衹知有国不知其他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纪纲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于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余当时屡言，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只字于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于灭亡。盖余为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无论个人与国家民族如人格丧失，虽生犹死，虽存必亡。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断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自负担。并应以此意告知部下也。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救民族。所谓信义和平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将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吾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瞭。余平生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之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原载《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三期)
①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