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
（1936年12月19日）
《泰晤士报》用以谴责我扣留委员长的谩骂的然而不正确的评论，已经拜读过了。我知道世界各地将涌起同样的谴责，因为大家不了解当时逼迫我扣留委员长的处境，不了解我此种举动的真实原因。我未曾替用武力扣留别人者辩护过，更不能为扣留身居高位的委员长的举动辩护。我因此深觉抱歉，因为当时特殊处境强迫我做出这样的事。
事实并不是如《泰晤士报》所攻击的一样，我没有“个人的野心”，没有“争取较好条件的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命和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象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已受尽国人的责备，我没有逃避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我没有力量发动全国的抗战，……。但我们渴望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国军迄未移动一步去实行抗日，伹它为要进攻我的动员却象飞风一般的快，当敌人正在我们国境内的时候……，我们切望着委员长的领导，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他的权力被人剥夺……。我们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伤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中依然是委员长……。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在星期一的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跟他商讨阻止内战爆发的必要措置。……委员长跟我们一样一直等待着京方能派员来此处理这件事情，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这事情竟迁延得这么久，实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
然而，他还在等待着，他在这里受人尊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端纳先生陪他住在一座新式房子里，没有谁去搅扰他。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述说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张学良启。
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刘东社编.—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