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简史-第四章 国内外反应与国民党内和战之争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一、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事变的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由上海来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张语还和从国外回来的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的代表江隆基。代表们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和所提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随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十八个团体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联名发表《致全国各政党、各法团、各机关通电》和《致全国各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要求加强团结，共赴国难。①十三日以后，学生上街演讲、贴标语，拥护八项主张。西安市民欢欣鼓舞，为宣传抗日的学生送茶送水。这时的西安到处是一片团结救亡的革命景象。群众的集会、结社，报刊的宣传抗日，不再是非法行动，批评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不再受迫害。事变后新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有四十多种。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十多天内成立了陕西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印刷工人救国会、装卸工人救国会、人力车工人救国会、小车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等三十多个群众团体。二十多县陆续成立救国会。个别地方如长安县杜曲、临潼县新丰等地区出现了“西北人民抗日先锋队”、“抗日义勇军”等群众武装组织，后者在西安事变后加入了红军。回族同胞十四日在西安召开全国回族代表大会，拥护张、杨救国主张，出席的有鲁、豫、陕、甘、宁、青等九省回族代表。十六日，西安各救亡团体在革命公园联合举行有四、五万人参加的“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张学良、杨虎城和各界代表在大会上讲话，受到群众热烈欢呼，会后举行游行。这些情况说明，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事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团体和个人，纷纷发出函电或发表宣言表示自己的态度。除了国民党内少数顽固派附和讨伐派的主张外，绝大多数都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团结抗日的主张，希望事变和平解决。
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即发出电报一千数百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救亡团体热烈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十四日致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中说：“……今闻佳音，额首称快，尚祈公等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尅日誓师此上，收复已失山河，敝会等誓为后盾。”②平、津各救国团体还派邹大鹏为代表到西安，表示对张、杨爱国行动的支持。
在援绥抗战热潮中，上海和青岛日资纱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先后举行了大罢工。西安事变发生后，青岛十万纺织工人派出代表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递交工人们的支援信。信中沉痛地说：“我们都是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人们，不多日子以前，我们为争求最低限度的生活，曾经联合罢工，结果直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陆战队与间接在卖国的屈辱的外交当局夹攻之下，我们只能暂时忍辱复工了。”“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呀！”“我们谨以至诚庆祝你们的成功。”③
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采取真正抗日的步骤，停止一切内战，保护救国运动，开放民众的爱国言论与组织”，“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面恢复蒋先生的自由，一面率领东北和陕中健儿，驰赴绥远，援助我晋绥将士，用事实来表示收复失地的主张”，并“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④
国内舆论界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也都发表评论，主张抗战必须坚持，内战不能扩大，蒋介石应该释放。《大公报》十四日社评提出解决事变的前提条件是恢复蒋介石的自由，“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申报每周增刊》第一卷五十期一篇短论中说：“中国目前的根本问题是在如何救亡图存，希望全国上下一面仍在一致对外、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多多努力，一面赶快设法使蒋委员长回京，并对这次事变，在尽可能范围内，从速谋一妥当的解决。”国内舆论大都希望事变和平解决，只有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是一片杀伐之声。
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琛、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从国外回国途经香港时，也声明他回国的目的是“商营救委座(蒋介石)及抗敌大计”。⑤上海知名人士王晓籁、杜月笙等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也说：“晓籁等爱国家、爱先生，愿来西安承教，以身作质，俾蒋公得安然返京，考虑至计，挽救危亡。”⑥
上海市商会、上海市一百七十三个同业公会也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上海市商会等五团体的电报说：“……绥战发生以后，全国民众正极兴奋，敝会等亦在积极筹募援助，……国难严重，至斯已极，团结救亡，宁有他道。即使政见偶有差池，尽可开诚商榷，期于万全。……请以国家民族前途为重，保卫蒋公安全，和平奋斗，以救中国。”⑦
二、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以后，即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系，争取他们对兵谏和八项主张的支持。地方实力派由于各自的处境，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九三一年以后，以胡汉民为首脑的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矛盾重重。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病逝后，蒋介石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的局面。广东陈济棠对抗蒋介石，联合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同时成立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当时两广曾发电并派人到西安，希望张学良、杨虎城给予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用兵；一面作了出兵援助的准备。八月，陈济棠因内部兵变下台。张学良、杨虎城派代表到广西，表示希望联合起来，共同逼蒋抗日，并支持广西的抗日主张。⑧但不久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妥协，广西问题和平解决。此后，李、白与张、杨一直保持政治联系。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持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领衔的十六人通电，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的主要内容是：(一)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二)以抗日统一全国，立即对日宣战；(三)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四)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李、白在致张、杨电中，有“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之语，明确表示支持。⑨
四川的刘湘。一九三四年底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刘对此深为不满。两广事件期间，刘曾与张学良、杨虎城信使往还，同意逼蒋抗日的方针，并表示愿与西北共同行动。⑩事变发生以后，刘召开所部各军的防务会议，实际上是作支持张、杨的出兵准备。⑾十二月十八日刘发表致南京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的通电，公开表明态度，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四点意见，电中说：“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既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对于事变，则希望“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⑿ 表明了赞同张、杨抗日救国的主张，反对武力讨伐。
绥远的傅作义。傅和张学良有较深的关系，对联合包括红军在内的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态度是积极的。傅于一九二八年初涿州战役后即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一九三一年又由张学良举荐为第七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绥东抗战，张学良在政治上给予支持，还派出骑兵第七师援助。事变发生后，傅作义二十四日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办法。但因飞机迷航，迫降于河北易县。二十五日赶到太原时，张学良已陪蒋介石去南京。⒀
冀察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宋、韩首当其冲，他们虽有抗日要求，但不敢公开声言抗日，宋更不愿联共。事变前，他们与张、杨也有信使往还。事变发生后，都主张和平解决。但宋哲元偏向于南京方面，频频表示对南京当局的拥护，对张、杨抗日救国主张没有表示明确态度。韩复榘最初采取两面应付的做法，后来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致电张学良，对张、杨的行动和主张倍加赞誉，并说他的军队已奉命西开，希望两军接近时勿生误会。及至和平解决的前景已渐明朗，他又与宋哲元于二十三日联名通电全国，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谋求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⒁
山西的阎锡山。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举行肤施会谈后，亲自去太原向阎锡山提出应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一月一日在洛阳，张学良因劝蒋抗日，在洛阳被训斥，阎对张表示同情。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发专电给阎锡山征询意见，阎锡山却在复电中质问张学良：“……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其后，阎锡山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代表他到西安，打算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方面的争执，张学良未予理睬。⒂
新疆的盛世才。盛一贯反蒋，一九三六年七月曾发出七项“救国纲领”通电，主张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日。张学良以为在逼蒋抗日问题上可以得到盛世才的合作，并可借以沟通和苏联的关系，八月曾派人去过新疆。事变发生后，盛世才本有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打算，但获悉苏联对张、杨的行动持否定态度，立即改变主意。十八日盛世才电令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发表声明称：“……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疆毫无联系，且亦绝不赞同。”⒃
各地方实力派由于各种原因，作了各种表态，但主要的态度是：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内战，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就给了南京政府主战派以很大的压力。
三、英、美、苏、日的反应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在华的权益，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事变期间，他们赞同宋美龄等人营救蒋介右的活动。英商汇丰银行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使事变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这也表现了英国对南京政府的支持。英、美两国政府还曾分别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英国《泰晤士报》说得很明确：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
苏联政府恐事变处理不当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以可乘之机，并危及远东和平，因此主张事变和平解决。但是，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连日发表社论，苏共《真理报》也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说张学良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破坏中国御侮力量的团结”。这些社论、评论，无视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的抗战要求，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历史已经证明，纯属臆断和偏见。苏联政府为了表明不支持西安事变，十六日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十九日苏联驻中国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以相同的内容，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不仅对新疆盛世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使张学良感到意外，他原以为是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
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破坏中国的抗日团结。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和一些文电中明确地提出：“帝国依然坚持既定的对华政策，并决心实现之”，但要“适当地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十二月十四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上边为麻下边为吕）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十六日何应钦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极力表示支持，企图利用讨伐张、杨，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为了玩弄这个阴谋，十七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同日，伪蒙古军政府傀儡德王秉承日人意旨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拥护中央，停止进攻绥东，并愿合作反共，讨伐张、杨。日本政府派至青岛镇压纱厂工人罢工的海军陆战队，也在十五日开始撤退。与此同时，日本外相有田于十七日发表声明，要求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及至事变出现和平解决的希望时，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又发表声明称：“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接着，日本外相有田于十九日约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南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二十三日，日本首相广田又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明白表示：“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事变和平解决，其态度是十分露骨的。
四、国民党内主和派反对讨伐及其营救活动
西安事变引起了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事变的消息后，即于十二日下午在自己寓所邀请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⒄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和何应钦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仍是两种意见。主张讨伐的，以维护“国家纲纪”为理由，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和平解决的，认为应先弄清蒋介石在陕的情况，再决定“万全之策”，并指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枘凿”，因此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⒅由于主张讨伐的居多数，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二)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随后即由国民政府发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又电召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汪精卫接电后，先后召集驻德、意等国大使听取各国反映，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启程返国。
何应钦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十六日，军事部署大致就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⒆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在潼关前线中央军开始进攻，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降大雪，天候不利飞行，未能轰炸。
何应钦虽然积极主战，但多数将领并不都和他一样积极。如十二月十四日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李默庵、樊崧甫、关麟征、宋希濂、黄杰、毛炳文、阮肇昌等三十八名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并指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这同南京主战派不顾蒋介石安危，唯讨伐是务的态度，显然有所不同。讨伐令下达后，西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留在南京协助孔祥熙策划和平营救活动，迄未到任；胡宗南军观望不前；东路军总司令刘峙行动迟缓，只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桂永清于十七日率教导总队一、二两团由华县向赤水西岸进攻，被守军击败。此后，双方即处于对峙状态。
在何应钦积极布置并下令对西安进行讨伐的同时，宋美龄以及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戴季陶等人的反对和阻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十二月十二日，孔祥熙、宋美龄都在上海，十三日晨迅速赶回南京。宋美龄对何应钦等主张讨伐和十二日晚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所作的决议，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于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是)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孔祥熙和宋美龄在上海已经决定派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端纳⒇去西安探明情况，回京后即将此意电告张学良。为争取时间，端纳不顾何应钦的阻挠，于十三日下午乘飞机去洛阳，当夜宋美龄得到张学良回电，十四日端纳由洛阳飞赴西安。
宋美龄积极奔走，到处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她强调除蒋介石外，没有别人可以领导全国；一旦“酿成空前之内战”，则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因此她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21）她还以全国航空建设会秘书长身份向中央军校学生发表演讲，要求军校学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并提醒大家说，主张讨伐的是“别有用心”，要“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强调“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宋美龄的活动，特别是她指出主张讨伐者“别有用心”，使何应钦等不得不有所收敛。（22）
十四日，孔祥熙应宋美龄的要求，以代行政院长名义召集会议，出席的有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军事委员会的何应钦、外交部长张群等人。会上孔祥熙提出在讨伐之前如何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主战派无法拒绝，不得不同意进行和平试探。会议决定派黄绍竑等去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停。（23）
十四日，端纳先后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他们的意图，随后在张学良陪同下见了蒋介石，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信中说她正在努力营救蒋介石，并准备为此亲自到西安，信最后还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24）
蒋介石被扣后，先是住在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内，为安全起见，张、杨决定让他移住张学良公馆附近空闲着的高桂滋公馆。但无论怎样劝说，蒋介石都坚不同意，后经端纳劝说，方始于十四日移至新居。
端纳于十四日晚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在陕平安，并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和她同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办法的信息。
蒋介石被扣以后，张学良不断去劝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杨虎城也向蒋介石提出同样的规劝。但是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只是要求迅速送他回南京，并以死相威胁。直到端纳来，他看到宋美龄信中南京“戏中有戏”的话，又从端纳口中了解到张、杨对他确无加害之意，态度才开始转变。十五日上午，张学良同端纳再次去见蒋介石，张第一次向蒋介石宣读了八项主张，（25）蒋介石同张讨论了抗日问题，并进行了争论。十六日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吴家象在广播讲话中说到此种变化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对于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坚持，已允许我们同他谈抗日问题”。端纳同日在洛阳向美联社拍发的电报中也说：“蒋委员长与张学良及其部下，仅在政策上意见不同，……蒋已于昨日与张学良讨论此问题。”（26）张学良十九日对外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说得更明确：“……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十四日)到达后，总司令(指蒋介石)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十五日)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27）
十五日下午，端纳飞返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详尽地报告在西安的活动和蒋、张第一次交谈的情况，表示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并再次转达张学良对孔祥熙和她的邀请。宋美龄也把何应钦决定立即进攻西安的事告诉端纳，并要他转告蒋介石设法制止。当晚，宋美龄打回电话，告以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不能离开南京，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请他征求西安方面的意见。十六日，端纳由洛阳再飞西安，转达了宋美龄的口信。张学良、杨虎城同意以宋子文代替孔祥熙。此时，南京空军已经对渭南、三原等地进行轰炸，地面部队开进潼关，进逼赤水。端纳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关于何应钦即将进攻西安的口信，要求蒋介石下令制止。张学良在旁插话说：“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28）蒋介石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只同意停战三天，希望尽快送他回京。商定派蒋鼎文于十七日携蒋致何应钦的亲笔信去南京。蒋的原信如下：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
张学良为表明希望和平但并不惧战的态度，也在十八日给何应钦发去一电，电内称：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29）
端纳于十六日迅即将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停战之事电告宋美龄，南京方面主战派得知后，宣称政府拒绝在现状下进行任何谈判，在蒋介石回京前，蒋的任何命令与信件都不能接受，因为不能断定是否出于蒋介石的本意。（30）及至十八日何应钦见到蒋鼎文携回的蒋介石亲笔信，又听了蒋鼎文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三天，到十九日下午六时为止。（31）蒋鼎文还向国民党当局建议停止报纸、广播对西安方面的攻击谩骂，避免加深南京与西安方面的裂痕，以利于事变的顺利解决。
宋美龄得到有关蒋介石和西安方面的可靠消息，决意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进行谈判。但主战派以政府代表与“叛变者”谈判有失威信为理由，反对宋子文前往。经过几天争论，最后宋子文提出他可不以政府代表名义，而以私人身份前去探询情况。
停战三天期满，宋美龄唯恐恢复轰炸将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力争展限三天。十九日，孔祥熙、何应钦、居正、孙科、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等在孔祥熙寓所会商，作出了两项决定：(一)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二)将对西安方面的停止轰炸期延长到二十二日。（32）
宋庆龄、何香凝等为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十三日曾拟去西安，因主战派阻挠未能成行。（33）
宋子文获准去西安，表明了主和派终于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占了上风。主战派在事变之初，气焰虽然很高，但全国各地，朝野上下，反对扩大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的是多数，总的形势是和平力量大于战争力量，这是主和派终于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
注：
①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安《解放日报》。
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解放日报》。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一八○页。
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报》。
⑥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⑦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⑧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九七页；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七八页。
⑨应德田：《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一七七页。
⑩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七六至八六页。
⑾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桂林日报》。
⒀李英夫、刘鸣九、胡颐令：《傅作义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第一七五页。
⒁王式九：《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第一七八页。
⒂应德田：《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一七八页。
⒃周春晖：《双十二事变后盛世才态度的急转》，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第一五五页。
⒄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⒅同上书；陈公博：《苦笑录》；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⒆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⒇威廉?亨利?端纳。(一八七五——一九四六)，澳大利亚人，一九○四年任香港《中国邮报》主笔，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一九一一年结识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任香港《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与当时中国政界中许多人有交往。一九一四年兼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曾协助蔡锷逃离北京。一九二○年应北洋政府之聘，任经济情报局局长。一九二八年辞职去东北，任张学良顾问，直至一九三四年张学良从欧洲回国。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成为蒋介石、宋美龄不具名义的顾问。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去世。
（21）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22）陈公博：《苦笑录》。
（23）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断回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第一六三页。
（2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四二页。
（25）塞勒：《端纳在中国》第二十三章。
（26）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27）同上。
（28）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四三页。
（29）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30）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31）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32）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33）胡子婴：《回忆宋庆龄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五辑。
西安事变简史/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