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九章 捉蒋
申伯纯
一 捉蒋和通电
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只带了二、三十名随身的侍卫人员，担任华清池内院的警卫。同蒋一起住的还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和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院的警卫工作由宪兵第一团派一个排担任，华清池的外围由东北军一〇五师派一个团担任警戒。
张杨对在临潼捉蒋的具体布置，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重述。十二月十二日晨五时，按照原订计划，白风翔、孙铭久等带了一连亲信卫士乘汽车开到华清池，首先冲进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的武装，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华清池内院蒋的随身侍卫虽只有二、三十人，但是他们都是拿的手提机枪和二十发的盒子枪。他们听到外院宪兵开火，已作了准备，拚命抵抗，东北军也就奋勇冲杀，于是就在华清池院里展开了激战。很快这二、三十名卫士俘的俘，伤的伤，死的死，战斗结束了。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内院最后的一排房子里，他被枪声和人的喊声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穿鞋，就披着睡衣，光着袜底，由房中跑出。他听见前院枪声打得正紧，以为是红军来袭击，知道院内不能藏躲，跑到后门，后门上锁，一时开不开，他便想跳后院院墙逃跑。由一个守夜的侍卫把他扶上墙头，孰知借山势砌的院墙里面低，外面高，他一害怕，就从墙上跌到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骨跌伤了，脚也碰破了。那个侍卫也跳过墙去，背起他来，就往山上爬。爬了约二三百公尺，在天色朦胧中，发现山顶上也有部队在警戒包围着，不敢再向山上爬。只见半山腰一个山崖下有一块壁立的大石头，紧靠山崖形成一个夹缝，石头周围长了许多荒草，蒋介石便钻到这一块大石头后边的乱草中躲避，那个侍卫便伏在草丛里向外了望着。
白凤翔、孙铭久等在战斗尚未结束时，即冲到蒋所住的屋中去捉蒋，发现蒋已不在。一个士兵跟着进去，见蒋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便顺手装在衣袋里。刘桂五等也跟着进到屋内。他们摸摸蒋的被子还是温暖的，衣服、帽子、皮包都放在桌上，地上还丢下一只鞋，知道不会跑远。于是孙等就在院内到处搜寻，总是找不到。这时刘多荃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蒋不见了，到处找找不到。张杨一听蒋不见了，都大为吃惊。张首先在想，莫非有人泄露了消息，蒋预先得讯跑掉了。想到这里，张立刻用电话叫刘多荃看蒋坐的汽车在不在。刘一查汽车，仍在未动。张又叫去查蒋的卧室情形，刘报告说蒋的衣履尚在，被子犹温，想是逃走不远。张想了想华清池的地势，就断定准是从后面越墙向南山藏躲，他就下令立刻去搜山。于是孙铭久等带着队伍去搜山，一面搜索，一面放枪，搜来搜去，快搜到蒋藏躲的大石头那里了。那个侍卫见有人来搜，便爬起来想跑，被搜山部队上去捉住了他。他急急地回头向后面看，搜山的部队顺着他一看，见大石头后边还藏着一个人，于是大喊一声：“什么人，出来!”蒋介石这时没有办法，才战战兢兢地露出头来，连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军队?”及至知道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他却又装模作样地抵死不肯出来。这时，白凤翔、谭海(张的副官长，从城里赶来督促搜山的)、刘桂五、孙铭久等也都赶到了，一见是蒋介石，首先由孙铭久请求他出来，蒋不肯，说要叫张副司令来。孙等就进去把他拖出来，由两个人架着踉踉跄跄地往山下走，不知是谁的命令，号兵还吹起了一阵接官号呢。蒋介石被架上汽车，便由谭海、孙铭久等押送到张杨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新城是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这时已经是上午九时了。
临潼一役，蒋的亲信卫队全部被解决，秘书萧乃华在乱枪中被打死，钱大钧肩胸部受枪伤，蒋孝先被枪决。
张学良、杨虎城在捉住蒋以后发出的八项主张的通电，是十二月十二日晨六时以前在新城杨公馆由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十二日上午通电即发出，原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马占山、于学忠、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等叩文。
二 蒋介石被安置在新城大楼
张学良接到刘多荃从临潼打来的电话，报告蒋介石已经捉到了，他就命令刘多荃立即派车将蒋送到新城来。至此张杨两人彻夜紧张的心情马上松了下来。张学良十分兴奋地从内衣的口袋中掏出一个小皮包来，向杨虎城说：“这次我可要说一说了，你看究竟是谁不抗日，究竟是谁断送了东北。”说着，把那个小皮包的锁链一拉，拿出一张电报纸来，这就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电报，原文大意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据说这个小皮包是张学良专为盛那封电报而特制的，并且经常把它当做护身符藏在自己的内衣口袋中，以便在万一的时候，拿出这份电报来向全国人表明“九一八”不抵抗的事实真象，这还是第一次拿出来公开给别人看的。
上午九时，蒋介石被押送到了新城大楼(实际没有楼，是个大厅)，他这时还是穿着一件古铜色绸料夹袍睡衣，光着袜底，下身只有一条白色单裤。虽然一路之上有白凤翔师长的好心，把自己的皮大衣脱给他披上，但他仍冻得哆里哆嗦的。他进到新城大楼，腰弯着，脚跛着，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不断地口出长气，噗噗有声。奉杨虎城之命负责照料蒋介石的几个亲信副官找了一套全新的衣服鞋袜送给蒋介石，并说：“这是张副司令、杨主任给委员长送的，请委员长更衣吧!”蒋介石连声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副官们没办法，同时也猜透蒋的心理，于是将衣服拿出去，马上又原件拿了回来，向蒋说：“这是我们几个人拿钱给委员长买的，请穿上吧！”蒋听了马上就说；“啊，你们给我买的，我穿，我穿。”穿上衣服以后，蒋就装起一副很和气的面孔对几位副官说：“我们现在是共患难的朋友，你们叫什么名字，开一个名单来，我带在身上，将来是不忘你们对我的好处的。”他这一套是想收买这几位副官，但是这几位副官却始终没有交出名单。
蒋介石的假牙丢了，两腮深陷。他本来长的就很干瘪，现在更活象一副骷髅。他穿上衣服以后，副官们问他吃什么，他摇摇头，用手指指嘴说：“我不能吃东西。”(外传蒋曾绝食，也不为无因。)副官们送给他一杯牛奶，他就喝了。副官们见他没有牙，吃东西实在有困难，于是就给他煮一些稀饭吃。张学良知道了这些情形，就下命令给孙铭久，要他设法把蒋的假牙找回来。孙铭久当天下午就在他的卫士营中悬赏二百元找回了假牙，当晚就用一块红绸子包着送给大楼的副官们。副官们用红绸子托着假牙，送还给蒋介石。蒋一看到假牙，如获至宝，连忙接了过来，笑着对副官们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蒋的临时卧室，设在大楼东头的里套间。蒋到了大楼不久，就躺在床上，一转侧，一翻身，就咧着嘴发出哼哼的声音。副官们那时还不知道他的腰跌伤了，他自己不说，副官们也不便多问。
张听副官报告蒋介石已被安顿在新城大楼以后，立即对杨说：“虎城，走，咱们去看他。”杨向后退了一步，摇手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张郑重地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杨说：“副司令认为他现在能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见杨执意不去，于是一面叫他的副官把他的军衣取来，一面向杨说：“你现在不去也好，我一个人先去见见他。”少时，副官把他的上将军服和皮靴取来了。他一面穿军衣，一面对高崇民、申伯纯等人说：“我这个人胆大包天，现在我把天捅了个大窟窿，这件事究竟怎样收场，你们要想办法。现在全中国的命运在我们手里攥着，我们不能胡闹，我们要对全中国人负责!你们马上要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善后问题，对我和杨先生两人负责。你们就去开个名单来，送给我和杨先生批准后，马上就开始工作。”同时他还下令组织一个参谋团，负军事计划责任，指定由何柱国为主任。他又把应德田秘书找来，会同刘鼎同志起草一个电报给陕北红军，把蒋已被扣和八项主张的通电内容通知他们，并请红军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上午十时左右，张学良就独自去见蒋介石。张对蒋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蒋见张对自己的尊敬态度，便摆起向来那副领袖的臭架子，对张大声斥责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张听了蒋的话，也有些生气，便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蒋听了张的话，就低头伏在桌子上，用两手捂着耳朵，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见蒋这种情形，知道他正在火头上，难以讲话，乃说：“委员长先休息一下吧，我回头再来看委员长。”说罢退出。蒋仍伏在桌子上不动。那一天张又去看过蒋两次。
当天夜晚，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信里的大意是说：委座蒙难，关系国家存亡，希望李能够运筹帏幄，救委座出险，以建立这一千载不朽的奇功，等等。李兴中把这封信交给张杨，并估计这封信是绥署新来的一部分陆大学生写的。张看到这封信以后，认为绥署内部复杂，蒋住在那里不甚妥当，乃商得杨的同意，特把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高桂滋的空公馆打扫好，作为蒋介石的住处。十三日夜晚十一时，张杨派孙铭久、刘多荃、宋文梅等前往新城大楼接蒋介石搬家。孙铭久等到新城大楼，见了蒋介石说：“这里住着不方便，副司令特备一个好地方，派我来请委员长马上搬去。”蒋介石一看孙铭久胸前插着一支左轮手枪，天又晚了，并且叫他马上同着一起走，便误以为是要枪毙他，顿时面色大变，浑身发抖，嘴里假牙打得格格响。他迤里歪斜地连走几步，一歪身倒在床上，用被子将头一蒙，把床头放的一杯牛奶也碰洒了。他说：“这是公共的地方，我不到旁的地方去，让我死在这里吧。”孙铭久等再三向他解释，他总是蒙在被子里打哆嗦。孙铭久等无法，只好退出向张学良去回报。
三 蒋介石写遗嘱和召见张、杨
蒋介石自被捉住以后，自忖必死，第二天(十三日)他曾用便条给宋美龄写了一个遗嘱式的电报稿，交给副官代他发出，原文如下：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副官们把这个电稿送给张杨，张杨把它搁置起来，始终没有发出。
这一天，蒋介石又写了一个纸条，要请邵力子去谈话。经张杨同意，并由张先去看邵(这时邵被拘禁在新城杨的卫队长室中)，向邵说明发动事变的主张和对蒋的态度，然后把邵送到新城大楼。邵进入蒋的住室以后，侍候蒋的副官也跟着进到室内。蒋对那个副官说：“你出去，我们好谈话。”他连说了两遍，副官仍站在门口不动。蒋介石无法，就当着副官向邵力子说：“他们做的这事，你事先知道不知道?”邵答：“一点也不知道。”蒋问：“你现在怎么样?”邵答：“住在杨的卫队长室内。”邵趁机向蒋说：“事已至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杨)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蒋不理，接着向邵说：“你记得在陈炯明叛变总理之前，叶举等当着我们谩骂总理，我听了就不能忍受，并且提高了警惕。你难道对他们平日的不稳言行，一点都不知道?”邵听了默然不语。至此，蒋说：“你去吧。”邵即退出，仍被送回卫队长室。
十四日，蒋介石在新城大楼囚禁二、三天了，只见张学良每天两次三番地去看他，却始终不见杨虎城的面。也许是他幻想杨虎城与张学良之间有什么矛盾可供他利用，因此提出要求，要与杨虎城见面。当天下午，杨虎城与张学良商量以后，也穿着军服，单独去见蒋介石。杨对蒋行了军礼，站着讲话。蒋对杨的态度很客气，一定要杨坐下来谈话。杨坐下后，蒋问杨说：“这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杨回答说：“知道。”蒋说：“你们干这样违犯纪律的事，究竟为什么?”杨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初，日本进攻热河和冀东的时候，我就曾向委员长请求过，愿亲率部队参加抗日，可惜那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允许。现在全中国人民谁都不愿意再打内战，一致要求抗日，可是委员长总是不允许，所以发生了这次事情。”蒋听了杨的话，就转变口气说：“那么你们这样做就对吗?你们今后打算怎样收拾这个变局?”杨说：“我们这次做得太鲁莽，秩序很不好，以致有了伤亡，并且太惊动了委员长。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这一点我们要负责任。至于今后的问题如何解决，还请委员长熟察舆情，有所决定。”蒋接着又问说：“你们最初决定干这样的事，究竟是听了什么人的话?”杨说：“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蒋最后说：“这件事我自已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这样的事。现在你若还能以国家为重，就应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杨立起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讲话至此，杨即退出。
四 西京招待所一幕
十二日清晨，与东北军在华清池捉蒋的同时，十七路军的宪兵营也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把西京招待所团团围住，进入招待所各个房间里去捉人。当时住在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计有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十余人，连他们的随员、家属和卫士们合在一起，共有五、六十人。这些要人们从梦中惊醒，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张惶失措，乱成一片。宪兵营经过一番细密搜索，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押下楼来，集中在大客厅里。住在招待所的东北方面的马占山、鲍文樾等人，因为十七路军的宪兵不认识他们，也一起被押了起来。那些要人们彼此面面相觑，虽然个个都是疑惧满腹，可是谁也不敢吱一声，问一句。被搜捕来的人越来越多，看来也快齐全了。经过一次点名站班，宪兵营把东北军系统的人物请了出去，又把南京大员们同他们的家属和随行人员分开来分别看管。到了这时，他们才稍稍看出点苗头，大致料到是蒋介石大事不好了。
宪兵营清点人数以后，发觉缺少邵元冲和陈诚两个人。这两个人怎样了呢?原来邵元冲听到枪声，就打开后窗，跳到院内往外逃跑。十七路军宪兵发觉后，立即喊他站住，他不听，还要向外面跑。宪兵当即向他连开两枪，打中了他的小腹。邵元冲受伤后被送到医院，终因流血过多，不治身死。
至于陈诚，因为他随身带在着一份分化和解决张杨和他们的部队的秘密计划，他听见枪声，就非常机警地把那份计划撕碎，扔在抽水马桶里，用水冲下，然后又迅速地跑到地下室躲藏起来。宪兵营的官兵们在招待所内内外外都搜遍了，都没找着。最后，他们一直搜到地下室，搜了几遍之后，发现地下室墙犄角有一个倒扣着的垃圾箱有点可疑。士兵们将垃圾箱一翻过来，才看见陈诚缩作一团，蹲在地下，满身满脸尽是灰土。有一个士兵一面抓住陈诚的脖领，提他起来，一面打趣说：“幸亏是这位将军身材小，蹲得下，要是那个大胖子(指陈调元)可不中呢。”
那些被扣押的军政要人，从清早一直挨到中午，还没吃过一点东西，实在饿得发慌，又没有烟抽，更觉得难受，更不知道眼前吉凶究竟如何，大家都没精打采，神情恍惚。蒋百里到底是个“客卿”，心情似乎比那些嫡系大员好些。他叹了口气，带着几分风趣朗诵了两句诗，“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因！”大家听了都不约而同地颠头晃脑，似乎“不胜感慨系之”。倒是那位杂牌将领大胖子陈调元，好象还能够说说笑笑，满不在乎，无忧无虑似的。他手里拿着一盒香烟，提高嗓子嚷着说：“卖烟，卖烟，茄力克香烟，现钱交易，五毛钱一支。此时此地，不算贵吧！”说着一支支分送给大家吸，大家也就松动了一下。一直等到门外的守卫把“号外”带了进来，大家才看见了“号外”上“张、杨兵谏”的大标题，和八项主张通电的传单，这时才稍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南京的军政大员被捉以后，张杨决定分头去看看他们，作些说明解释和争取的工作。当天下午和第二天，张学良便去拜访这些大员，一面表示因为他们受了惊，向他们道歉；一面说明这次发动事变的主张，并表示对蒋、对他们这些人都毫无恶意，请他们放心，只是在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得不委屈他们几天。
那些大员们听了张的谈话，有以下几种表示：
(1)相当同情张杨的主张，并表示愿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努力，无党无派的蒋百里就是这样。他称赞张杨的勇敢行动，并愿自告奋勇，去劝说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并且也确曾这样作了。此外，邵力子也可算是这一派。
(2)同意张杨的主张，但不同意张杨的这种作法。他们说，这种作法太危险了，假如当时蒋介石在乱枪中受了伤害，将怎么办?南京文武大员中多数表示这种意见。
(3)陈诚在听了张的说明解释以后，向张说：“汉卿，我有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咱们自己人什么事都好办，什么话都好商量，但是你千万不要让戴红帽子的(指共产党)来，他们一来，我们就都完蛋了。”张笑着回答说：“你为什么那样怕他们?他们来了你也不要怕。”
当天晚上他们还暂时被安置在西京招待所过宿，第二天才被分别送到玄凤桥等几个地方“优待”了起来。
十二日早晨，除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文武要人全部被捉以外，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和“西北'剿匪'总部”参谋长晏道刚也同时被捕。邵妻傅学文在从省政府后墙跳墙逃走时右手中弹受伤，经人送往医院治疗。晏道刚在被捕之前，曾同“剿总”第二处处长江雄风通过几次电话，颇有意思(笔者与晏是邻居，是笔者当时从电话机中亲自听到的)。首先是江雄风用急促的声音在电话中向晏道刚报告说：“报告参谋长，外边在打枪，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晏回答说：“我也听见外边的枪声，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你赶紧派人出去查明白，向我报告。”江答应个“是”字，电话挂上了'。过了不到五分钟，江又向晏打电话说：“报告参谋长，我住在五味十字街，刚才派人出去查看，看见盐店街(紧接五味十字街)有不少十七路军正在围抄东北的边业银行。这是怎么回事还弄不清楚。参谋长，你有什么消息没有?”晏回答说：“我也正在打听，还没有弄清楚，你赶紧再派人出去调查。”晏随即叫张学良公馆的电话，叫了几次没叫通。晏又改叫新城杨主任的电话，电话叫通了，有人在电话中答话。晏问：“你是杨主任吗?”对方回答说：“我是副司令。”晏赶紧问道：“副司令，外边打枪打得很厉害，是怎么回事呀?”张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晏又说：“我想去见副司令，但是我的门口已被十七路军队包围，出不去，几乎失掉了自由”张回答说：“我现在也不自由。”接着就听见拍达一响，电话挂断了。晏马上打电话告诉江雄风说：“我已经和副司令通过电话了，为什么打枪，副司令说他也不知道。副司令现在新城，副司令现在也不自由。”他说话的声音里透着十分兴高采烈的腔调，并且还重复地提醒江雄风说：“副司令现在新城，副司令现在不自由，你懂吗?”江也好象心领神会似地连声说：“我懂，我懂。”
这两位蒋介石的特务大将在电话中所说的“你懂吗?”和“我懂，我懂”这一段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他们认为杨虎城接受蒋介石的密令把张学良扣在新城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蒋系特务势力在事变发生的当时是怎样估计和推测事变的。
晏道刚刚刚打完最后一次电话，就被十七路军宪兵营抓起来，解到西京招待所，与南京大员们一起管押起来了。
此外，西郊飞机场几十架战斗轰炸机、驻在西安城内的中央宪兵第一团部队(团长杨镇亚被枪决)和蒋系在西安的其他军事力量都被十七路军解除武装，看管起来。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