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张伯伯的信
郭冠英
汉公阁下尊鉴：
听到李总下午邀您做圣诞家庭礼拜，晚上蒋夫人请您共度圣诞的好消息，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您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忧的是我们将更难听到您的福音了。果真，中央社随即发表消息，说您“拥有实在的自由，不只生活上自由，心灵也自由。”
是真的吗?对您怀着孺慕之情的我，如此苦苦追问，简直是不敬了，但是为明国家大义，为彰中华正气，我不得不问几个常识问题，请汉公念我等欲养之心，准予直言。
自由，为什么对您那么重要?你是不是曾失去过?为什么?有罪?没有，有也特赦了；有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过，汉公，您错多矣，错大矣。
首先，您错在不卖国，1926年，南方赤党“以俄为师”，武力北伐，先大帅坐镇北京，您奉命平乱讨赤，但却“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怏怏”，反在郑州前线向赤军示好。列强在上海干涉北伐，遭您谴责；日本人在济南制造惨案，您又以“增长内乱，以召外兵”相责，拒绝挟寇自重，结果使先大帅黯然出京，令“所冀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之语成谶。汉公，您真不肖矣。
先大帅临死有言勿对日人报复，您却不忍国难家仇之气，不听老成忠谋之言，毅然易帜，归顺南京致触日人之怒，而有九一八之变，是所谓“少年登科大不幸也”。
东北地大物博，面积掩有中原之一半，人才鼎盛，兵强马壮，您却为了国家统一，自甘放弃正统，沦为地方政府，落入赤党(以当时东北眼光来看，国共皆赤党也)统战圈套，结果误东北、害父老，您错大矣。
您的易帜，既非“势穷来归”，也非“变节起义”，史家说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是鲜有先例，我看，恐怕更是后无来者了。
既得“一国两治”，理应闭关自守，戮力自强，奈何您竟为了反对内战，不忍见生灵涂炭，在口劝无效后，迫而出兵入关，平息蒋、汪、冯、阎的中原大战，因此被拖入内争的浑水。为了保存国家元气，您忘了郭松龄暴尸之谏，忘了先大帅入关之难，忘了杨字霆冤死之痛，又错大矣。
如果您能让这批新军阀自相残杀，事后落井下石，坐收渔利，您何尝不能成就霸业，一统天下呢?
您手握东北军，军种完整，实力强大，东北讲武堂、沈阳兵工厂皆为全国第一，为中国正统之军队，正应拥兵自重，消灭杂牌，奈何竟迷信军队国家化，在保定车中一席谈，居然放开兵权，自请摆脱；西安事变后不再三叮嘱部下，要他们时时刻刻以做为现代军人为念，如此，“开中国军界之创例”，实在是开时代之快车，又大错矣。
为了消灭杂牌，中央可以“不抵抗”出卖东北，可以任卖命剿匪的东北两师被歼不补，反而以塞翁失马来洋洋自得。“敌乎?友乎?”汉公，您不审远近厚薄之辨，实在是迂也。
您还错在相信“西方民主”，要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放弃武力统一，您支持爱国运动，爱护知识青年，过于同情他人，对失败者时生怜惜之心，您太早受到西方师友之薰陶，这些都错在“太早”了。
您反对做袁世凯，不愿做石敬瑭，但您为何不做凯末尔呢?
错、错、错，终于招来了九一八之锅，《大公报》如此评说：“学良继父帜，承父志，其操卫则大逊于乃翁，居历史事实积重难返之地域，乃以国仇家恨，着之颜色，形之文字，于是日本视张为不并立，而沈阳之变起矣。此由张氏壮年轻视天下事，不解乃翁所为委屈应付之苦心，而率以逞快一时之心理，事事予强敌以难堪，为国为家，招致巨祸。”
然而，汉公，您真错了吗?不、不、不，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您一点没错，您对、对、太对了。 日本人凭什么到咱中国领土来撒野?日天皇与您同庚，他能统治日本，您领导数省有何不可?1928年，在暴日气焰正盛时，您就对日本特使说那样的话，是多么的有骨气。唐德刚评说：
“关于这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抗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
您的错，错在出污泥而不染也。
1932年，汪精卫诬您“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您在北京痛苦的对记者说您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假如不因爱国，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说着说着您流下了眼泪。我想，全东北人都在陪着您掉泪，他们或许气您迂，气您傻，但为了您那“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的气节，他们愿意追随着您爱国，踏穿铁鞋，九死无悔。
1934年初，您从国外回来，认为只有法西斯能救国，因此高唱拥护领袖，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不久您发现错了，您知道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您上电说：“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份所当然，情不可已，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可是您陈辞再三，蒋介石却置若罔闻。您最后沉痛的说：“伏思中华民国，非—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乃断然发动兵谏，对介公“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今天重读您在事变时所发的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真感到其字字铿锵，义正词严，而公等爱国获罪，实在令人发指。
但是，您又错了，您想得太多，您怕内战再起，您怕日寇乘危，您处处在顾全大局，但是为什么别人不怕呢？
中国近代史中，事变又不是第一次，中山舰事变、汤山事变，那一件不是美其名曰“秉于革命责任之重大”?究其实，不过“每欲自私”耳。为什么只有您“毫无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始终未提金钱与权位问题”，“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可谓空前未有”?为什么又是您在创例?为什么只有您一念纯洁?
既然要干，就应坚持到底，宣布兵谏时，部将们就问您：“怕副司令有始无终，半途变挂。”您答说：“不是大家都在这里吗?以后一切事都交由大家决定就是了。”结果您竟又为着爱国，为着愚忠，辜负了您这批忠心的干部，不顾他们的劝告，丢下他们走了。
最后我不能不触动您最深的隐痛了，那位受您牵累，陪您爱国的杨虎城。为了蒋介石离陕问题，您责他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您言语急躁，几与他决裂，但他为您精诚所感，仍同至机场恭送。杨虎城后来却因此遭灭门之祸，真是伤天害理，惨绝人寰。在您幽禁的长久岁月里，您可能最不愿去想这件痛苦的事罢，否则您的心情怎能平静呢?是杨虎城怕死呢?还是您太天真了呢?
即便他该死，那罪及妻孥，连两个八九岁酌稚子也不放过，这是那门子国法呢?
汉公，我几乎要生气的对您说，您要对杨虎城忏悔；您要对那些为您死而无憾的部属朋友：黄显声、王以哲、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以及您那可爱的四弟张学思忏悔，但您不能向蒋介石忏悔，我们绝不准。做为中国民族英雄，您不准向暴力屈服，谁都不能作贱您，您自己也不行，这件事上帝也不能干涉。
您也不欠谁，您能活下来，活得比裕仁长，是奇迹，不是人为恩赐。想想看，您多少次差点死了：1941年在贵州的盲肠炎，1947年的二二八，以及事后若回到江西，您不都早成粪土了，上帝令您活了下来，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您。
讽刺的是，如果您活下来，留在大陆，也可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在这点上，您的不自由似乎反“保护”了您。历史的吊诡，真难说也。
您活着，就是人间有主的见证，您不能遁世逃避。您有责任传播福音，为历史补白，您也有责任回到东北，以慰父老的仰望。您听得见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的歌声重复听闻，您的流亡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您记得吗?1936年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那个晚上，在袍泽环伺，争请抗日之下，您流泪对他们说：“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结果呢?他们失望了，您对自己也失望了，您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东北人过去在问：“我等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冀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今天，他们还在问，还等着您回去啊!
白山黑水，念兹在兹，小人国虽美，又岂能断松花江之鲑回溯之愿呢？
汉公，您爱看电影，您不正如“叛舰喋血记”中的那位大副，为着正义而被放逐，因着世间的惧怕、误解而船被火焚，退路截断。现在过了半个多世纪，恩怨已消，海阔天空，是您荣归故里的时候了。
您曾说：“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利益，为东北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现在，东北需要您，中国更需要您，您政治上的理想远见：“和平、民主、统一”，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为中国人所了解；您人格的感召更有一言九鼎的力量。那个您有救命之恩的朋友，魔性正在消退，但要得到完全的救赎，还要等您一句话呢？十亿的中国人，不也盼着见您一面吗?问问您敬爱的四小姐，有什么比与十亿人分享好消息，使他们得到心灵上的自由更令主喜悦的呢?
史家曾以“三位一体”赞您，如果在您的余生中能成为一个“宗教家”，将来在您阳明山畔的墓碑上刻着“四位一体”，那您的人间传奇才有最完美的结尾。
您曾说，人活在世，贵有所建树。五十多年前，您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在您漫长的幽居岁月中，您冷眼看着国、共两党争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神爱世人，它留下了个园丁，现在是您复活的时候了。您不能只享有老莱子的自由，做为一个老兵，您的仗没有打完，您也不能消逝。
汉公，我之所以一再犯颜苦谏，就是因为我太爱中国、太爱您之故。不信春风唤不回，不信少帅已不在人间，不信颠倒的历史扭不回，这种心情，与您在西安事变前并无二致啊!
临书心痛，涕泪沾襟，北望大屯，不胜依依，虔请钧安，遥祝健康。
1989年1月9日
[附记]
此文为我对张先生最崇拜时所写，所引皆有据，唯推论并不太对。全文今天看来有点肉麻，当时台湾报纸没有一家愿登，我送到美国的“华侨日报”去登了。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