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三 逼蒋、捉蒋和放蒋1
应德田著
交锋开始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这是他用四个多月的功夫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眼看日寇在华北、平津、察北和绥东新的侵略行动即将爆发，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时候，但蒋介石不顾这一切，他的决心已下，仍旧坚持继续“剿共”，把内战打下去，实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罪恶主张。他认为，共产党红军到达陕北，最多不超过三万人，势孤力寡，他计划调集三十万军队，配备一百架战斗机，以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驻前方指挥督“剿”，在最多二三个月之内血洗苏区，一定要把共产党彻底根除。虽然听说张、杨有联共抗日嫌疑，但是他觉得只要他亲自到了西安，张、杨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命令的。
这时候的古城西安，气氛十分紧张，就象被熊熊烈火包围着的炸药桶一样，一个火星，就会随时有崩爆的可能。爱国官兵与法西斯分子互相怒目而视，磨拳擦掌，城郭内外戒备森严，便衣特务比肩接踵。蒋介石的心腹爪牙“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剿总”第二处(情报处)处长兼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江雄风等加紧搜集情报，虎视眈眈，为蒋介石血腥镇压爱国军民筹划准备。
蒋介石窜到西安，心怀杀机，但却故意装出一副“忙里抽闲”的姿态，邀请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和邵力子陪着他攀登西岳华山，游山赏景。两天之后，蒋介石就凶相毕露，宣布了他的大举“剿共”计划。张学良将军心怀愤懑，据理相劝，指出：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恳切地说明，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杨虎城将军表示，他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
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厉声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
张学良将军不为所动，争辩说：“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是打日本，可以调动自如，锐不可当。”
蒋介石不容张、杨再作分辩，断然说：“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他想深入东北军部队，企图显示他的“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信心，来瓦解刚刚形成的联共抗日力量，使中下级干部内部斗争情绪涣散，敞开缺口，孤立张、杨二位将军。
为此，他选定十月二十六日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
蒋介石在王曲的讲话中，先说了些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陈词，接着又大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击外敌这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最后，他气势汹汹地责骂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本末倒置、为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律在，一定要予以制裁。
他这一番弦外有音的讲话，使大家不仅不满意，而且义愤填膺，就连一向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官佐，也觉得很不是滋味。
这里，应该说一说苗剑秋。
“苗疯子”
苗剑秋名苗呈实，绰号叫“苗疯子”，他的性格确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是东北辽宁省人，一九三三年我因念一中学被查抄逃往天津时，由周鲸文(周唯鲁)介绍相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他到西安后不久，就因为联共抗日和整顿东北军等问题与张学良将军有些争论，负气回到武汉。后来，还是张学良将军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有这样几句话，“如以为可教，愿君勿为范增而为魏征”，他才又回到西安的。不久，他又闹气要走，张学良将军也有意叫他到外边走走看看。
九、十月间，联共抗日与“剿共”降日的斗争，也就是西安与南京之间、张与蒋之间的斗争已经逐步呈现出白热化了。蒋介石的特务密布街头巷尾，我和孙铭九成了特务们最注意的对象之一。当时我住在东仓门，孙铭九不断派便衣卫兵在我家近处放哨，我出门时还派便衣跟着我，以防意外。为了安全，九月中，孙铭九在金家巷张将军公馆前边的启新巷找到一座大宅子，我和孙铭九两家都搬了进去，并用卫兵把守门庭。当时我们的处境非常险恶。
这种情况，张学良将军十分注意，他对于在外边随意泄露东北军与共产党已经停战合作消息的人，或者发表舆论对抗日救国运动恶意中伤的人，统统叫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扣押起来。他深刻地知道对这些情况的放纵，将有碍于他的部署的进行和完成。那时候被抓起来的人有团长董道源、秘书张潜华、中校科员张健中。没过多久，董道源被枪毙了。据洪钫说，董团长不仅在外边胡言乱语，最重要的是他居然当着蒋介石的心腹特务晏道刚的面与张学良将军谈论联共情况。张潜华因在外边胡说和猜测张将军抗日联共的情况，也差一点被枪毙。又因他平时作风庸俗，不务正业，张将军对他印象很不好，于六、七月间将他辞退。这时，《西京民报》总编辑赵雨时捕风捉影，在报上发表社论，大骂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怒不可遏，命令孙铭九将他逮捕，押在卫二营。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苗剑秋仍然是不管不顾，还总是在外边公开地大叫大喊联共抗日，大骂蒋介石。张学良将军为了避免让蒋介石找到借口，也命令孙铭九把他看管起来了。
苗剑秋被监禁后，心中气闷，不时地吵吵闹闹。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的第二天，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讲话，以消除蒋介石丧心病狂的谬论之影响。苗剑秋对这样的事非常高兴去做，他在训练团的讲坛上慷慨激昂，发出了出自肺腑的铿锵之声。他在讲话中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苗剑秋这一番针锋相对的讲话，被特务知道，报告给晏道刚，晏道刚要求张学良将军把苗剑秋交出来。张学良将军为缓和与蒋介石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说要枪毙苗剑秋，惩罚孙铭九。这个消息被黄显声将军知道了，立刻跑去见张学良将军，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说这个责任应该由他来负，应该惩办他，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张学良将军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经黄显声将军这样一说，也就不予追究了。
苗剑秋秘密地离开西安，前往北平，后又去日本住了三个月，这件事不了了之。
西安事变时，苗剑秋不在西安，他是于西安事变发生后和一个叫布鲁斯的美国记者一同到西安的。他到时，张学良将军已送蒋去南京。他在西安参加了设计委员会。苗剑秋、孙铭九和我曾陪同布鲁斯到临潼华清池看过捉蒋的遗址。
布鲁斯后来写了一本叫《西安事变》的书，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在上海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学海告诉我有这样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并给我看了这本书。书中还印了我、孙铭九、苗剑秋和布鲁斯的合影。
西安风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防共协定，国际国内形势愈加紧张。侵华日军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使用飞机猛烈轰炸平地泉，配合汉奷德王和李守信占领了绥东重镇百灵庙，绥远战争激烈。绥远驻军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及绥远人民奋起抵抗日军，一举收复百灵庙，全国人心大振。但日寇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发表联合宣言，竟说绥远局势危及满洲安宁，日满两国不能不采取适当措施。日寇如此猖狂，全国公众怒发冲冠，强烈要求组成全国性的援绥声势，对日宣战。
在全国人民抗日援绥热潮中，张学良将军心情激荡，致电蒋介石请缨援绥，他在电文中慷慨陈词，说自己“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他向蒋介石要求“速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抗日”，“一鼓而挫敌气”。然而，蒋介石断然无理拒绝了张学良将军肝胆照人的请缨，于十二月十七日飞往太原，召见绥远主席傅作义将军，阴谋扑灭刚刚开始燃烧的抗日火焰。他命令傅作义将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匪借题发挥，影响中央誓死剿共决策，至于德王与李守信部的进犯，中央可设法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相见以诚，相互谅解”。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文化战士鲁迅先生逝世。西安的文教界进步人士和学生群众，准备利用十一月上旬在革命公园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召开援绥抗战大会，声援绥远。张杨两将军给予热情的支持。大会进行中，以军统特务头子马志超为首的一群特务赶到会场，企图从中破坏，在场群众与国民党宪兵和警察发生了一些冲突，但仍然坚持组织了“援绥抗日后援会”。
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飞往济南，与山东军阀韩复榘“晤谈”，防止韩、宋联合。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市警察局奉蒋介石命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七人。嗣又查封全国十几种抗日刊物，并密令各地军、警、宪、特对“侈言”抗日者，格杀勿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罪恶嘴脸再一次暴露无遗。
为了参加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的活动，张学良将军到了洛阳，单独见蒋，一见面，就请蒋介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同时他痛陈国情，说明了只有坚决领导抗日救亡的，才可称得上是中国的领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才是中华民族之灵魂的道理。
蒋介石听了大发雷霆，耍起流氓惯伎，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才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奷党暴徒。”他不仅没有答应释放七君子，而且还在洛阳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的纪念周上破口大骂联共抗日的主张是叛逆行为。他厚颜无耻地说：“中日一切问题，由政府在友善空气中从长协商解决。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
张学良将军与蒋介石的斗争，开始尖锐和表面化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安抚傅作义，以稳定他服从不抗抵命令的情绪，同时指示傅作义和汤恩伯、门炳岳准备“剿匪”。南京方面，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接触；在东京，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也频频商谈。蒋介石为了达到他的“剿共灭共”的目的，加紧内外活动，竟然同日本侵略者携手勾结。
同一天，陕西各界在西安举行坚守西安①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西北军民借机提出：“用死守西安、击退刘镇华八个月围攻的精神，反对内战，支援绥东抗战，保卫西北。”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也在这个大会上作了感人肺腑的简短讲话，鼓励全体将士民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显示出了两位将军密切合作统率将士民众共同奋斗的决心。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停止中日屈辱谈判和妥协政策，动员全中国陆海空军准备投入抗战，号召全国军民起来阻止内战，不容再有萁豆之争，组织各种救亡团体，立刻驰援绥远抗日前线。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第二次窜到西安，他住在距西安城东四十里的临潼县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内。蒋介石住在华清池后，一方面将嫡系部队纷纷开入潼关，进驻西北，大批战斗机同时麕集西安；一方面蒋介石的高级军政要员如钱大钧、陈诚、卫立煌、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张冲、邵元冲等也先后云集西安。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当时任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卫立煌是豫鄂皖边区主任；万耀煌是二十五军军长；蒋鼎文是福州绥靖主任；朱绍良是兰州绥靖主任；陈继承是豫皖陕边区主任；陈调元是军事参议院院长。这些人在西安集中，与蒋介石压迫东北军、十七路军进剿红军或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西北有关。
东北军方面，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原五十七军军长现任中将高级参谋董英斌、一○五师(相当于一个军)师长刘多荃，以及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也都聚在西安。由双方重要人物的云集，可窥见空气是异常的紧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蒋介石在军事行动上，也做了精心的安排。从两广调来的中央军沿着陇海铁路向陕西推进，预定在洛阳与潼关之间集结。胡宗南一部，从甘肃顺陇海路基向东布防。陕西省的水陆交通咽喉咸阳，被万耀煌的二十五军控制。自咸阳至兰州的公路运输线，被中央军占据了。涂着国民党党徽的战斗飞机，不停地在西安上空呼啸掠过。布防在陕甘一带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分割和被监视起来。西安城内，拥塞着中央宪兵四团和形形色色的特务队、行动队、便衣队。张学良将军根据这些情况，通知刘鼎同志转告陕北，并相应做了“集结待命，随时准备行动”的军事部署。
随着紧张形势的发展，双方内心都一清二楚，不过是心照不宣而已。看来短兵相接是避免不了的了。
十二月五日下午，张学良将军对我说：“道理讲遍了，他(指蒋介石)没有—点回心的意思，顽固透了。这样做不行，就得换个办法。不能听他顽固下去。”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将军对蒋介石苦口婆心、直言极谏达到了高峰。
张学良将军认为，中国在日寇疯狂的侵略之下，应当把全国人民、各党各派联合起来，这一股力量是强大的。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以往内战频繁，不惜牺牲一切来围剿共产党红军，只是抵消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这样只有利于敌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是爱国的，有鲜明正确的抗日主张，应当而且必须加以联合。有抗日的国策，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共产党是能够合作的，是能够听从命令的。天天打内战，向里攻，等于替敌人披荆斩棘打先锋，这正中了日寇“以华制华”奴役中国的毒计。张学良将军希望蒋介石要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本，要做全国大多数人的领袖，要成为民族魂，作真正的复兴国家民族的伟大领袖；不能做少数人的领袖，不能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途。
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的话充耳不闻，并严厉斥责张学良将军。他说：“你不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我和共产党合作过，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寇，是共产党，过去虽然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但是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他反劝张学良将军千万不要犹豫动摇，不然会使“剿共”事业功亏一篑。
张学良将军心情十分激动，声泪俱下地进谏道：“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内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利益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
蒋介石一意孤行到底，冷冷笑道：“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
根本的矛盾已经公开，冲突无法避免，在路线的斗争上，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张学良将军破釜沉舟地哭谏，是企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当口转变过来，而蒋介石一定要逼迫张学良将军“剿共”打内战。张学良将军为了实现已定目标，必须拚命斗争，他下定决心，给蒋介石来一付“眩瞑之药”，医治蒋介石的顽固之症。
十二月九日，是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张、杨两将军的支持下，发动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运动。队伍先到“剿总”求见张学良将军，又到“绥靖公署”向杨虎城将军请愿，再到省政府，然后出城要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要求抗日，却遭到武装警察的蛮横干涉，军警竟开枪打伤了一个小学生。游行群众情绪激动，愤怒地向临潼挺进。蒋介石听到消息后，惊慌失措，急忙用电话命令张学良将军制止，并且嗜杀成性地叫道：“如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学良将军知道学生如到临潼，一定会造成流血惨剧。他立刻乘车追赶学生队伍，在灞桥相遇。他尽力劝阻，学生不听，表示不到临潼誓不罢休。张学良将军含悲忍痛地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这样，才把学生们劝了回去。
这不是张学良将军随便敷衍搪塞的话，而是表明张学良将军决心要扭转蒋介石的错误政策，一个果敢的行动计划已在他胸中成熟。
十日晚，他对我说：“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对爱国学生开枪!昨晚我把学生的请愿内容向他报告，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我不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分。我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了，非强制不能扭转。”
我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张学良将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得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
过去些日子，我听到过他的这种说法，但当时并未认为即将成为事实，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次听了，觉得这是实实在在要发生的事了，惊喜之间又夹杂些惧怕。我问：“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怎么办，不答应又怎么办呢?”
张学良将军肯定地回答道：“他答应了，仍拥护他作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
我又问：“即使他答应了，他以后对副司令还能信任吗?对副司令能不想法报复吗?这件事要考虑周全。”张学良将军说：“对个人不能想得太多，只要他能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总会有办法的。现在这样，他逼我们‘剿共’，我们简直没办法，我们还能和共产党打仗吗?”我虽然觉得抓蒋是逼他走上联共抗日的好办法，但还是应当考虑得细致一些。我想到十七路军，我问：“杨主任与我们合作吗?”
“傻子”，张学良将军微笑着说：“现在才想起杨主任来!没问题，他和我们一样，他早已与共产党有联系。在联共抗日问题上，我们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这半年来，我们已经推心置腹，什么都可以合作了。”
记得东北军刚刚到达西安的时候，蒋介石曾派特务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企图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制造矛盾，制造隔阂，使他有可乘之机。在杨虎城那里说：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又对张学良将军说：只要东北军“剿共”有功，可以把杨虎城调出西北，因而双方相互之间曾一度有过猜忌。是共产党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揭穿了蒋介石的阴谋，才促进了张杨两将军的相互谅解，并在联共抗日的道路上，结成了巩固的团结。
看来，捉蒋是无疑的了，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
临潼捉蒋及八大主张
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将军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到临潼去见蒋介石，目的在于认路，借口是说要派他们去热河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谒蒋请训。白、刘俱是热河人，绿林出身。白凤翔任骑兵师师长，刘桂五系白凤翔的部下，原任骑兵师的团长。张学良将军计划将白凤翔派到热河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骑兵师师长的职务由刘桂五接任。他们两人都对张学良将军很忠诚，张学良将军对他们也很器重。这次带他们面蒋，已事先把捉蒋、逼蒋抗日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嘱咐他们到了华清池，必须注意和认清道路，到时候好直接无误地进入蒋的住室，把蒋捉住，并告诉他们，只是捉住，不要伤害他。
几天以来，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时常忙忙碌碌地往来于去临潼的道路上运动部队，而且和这些部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还抽空到我的随从参谋秘书室来。他流露出与往常不同的神情态度，用沉默压抑着内心中的激动，不象平日那么谈笑风生了。我知道他是在做捉蒋的准备工作了。这时，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命令一团部队驻在临潼，担任华清池周围的警戒，由旅长唐君尧指挥。当时负责灞桥至临潼警戒任务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奉命协同动作。
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是分工合作的，张学良将军负责临潼捉蒋；杨虎城将军负责解除城内省会公安局和宪兵第二团等蒋系力量的武装，扣押在西郊飞机场的蒋方飞机，拘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方军政人员及解除北门火车站过往的蒋方军队的武装。
决心下定了，工作分好了，一切都按计划积极准备，加紧进行，暴风骤雨就要到来了，震惊世界的一次历史事件就要爆发了。但在表面上却似乎风平浪静。十一日这一天，张学良将军仍旧照例到华清池见蒋，张、杨联名邀请南京来陕的军政人员在新城大楼的晚宴，按照计划分秒无误地举行了。
夜间十一点，刘副官到我的办公室说副司令请我过去，我来到张学良将军的楼下客厅，客厅里已有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办公厅副主任洪钫三人在。一会儿，张学良将军走进来，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全国人所不谅。这几年的闷气，我实在受够了。究竟谁不抵抗?九·一八的时候，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不抗日，日寇得寸进尺，天天向前侵略，国家民族只有走向败亡；不抗日，内战永无休止，国家不得安宁统一。只有抗日，才能统一力量，共产党红军是可以在抗日的道路上和我们携手共进的。只有抗日，才能挽救国家，振兴民族，全国的团结、力量的统一足以打败日寇的侵略!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屡次向委员长陈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改变政策，做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他非但不予考虑，反而表示要将其错误坚持到底，对日投降，对内‘剿共’。现在，他竟然还要硬逼我们打内战，彻底地打内战；不听他的，他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加以消灭。我们怎能听任他的摆布呢?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我们一起到新城去。”
张学良将军讲完，大家都没有说什么。我这一天来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总觉得“抓”虽然是一种策略，然而后果可虑，第二步能出现什么局面呢?我沉吟了一下，说：“抓完了，将来怎么办呢?”张学良将军简单地回答：“人已经都派出去了，将来怎么办，抓了以后再说，我们现在一起到新城去。”
走到楼门口，他问刘副官：“缪军长回来没有?今夜他在这里。”
这时我才知道，他已和军长们谈过这件事了，公馆方面留缪澂流坐镇。
到新城后，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等将领在一间屋子里指挥军事行动，我们文人聚集在另一间屋子里。这时，高崇民也从王维之家来了(高住王家中)。张学良将军叫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洪钫和我起草一篇八大主张的通电稿，准备把蒋介石抓到后向全国发出。经过研究，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作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
这天夜里，交通处处长蒋斌也到这里来了。张学良将军很不放心蒋斌，嘱咐我仔细留心他的行动，不要让他走开。由此，我便联想起来，联共抗日的工作是做了不少，但整顿东北军的事情还差的太远，蒋介石逼得张学良将军未把东北军整顿就绪就发动西安事变，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许，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等带上部队直奔临潼。
晨五时，孙铭九率卫队营营副商亚东、张万山，连长王协一和五十名卫士冲进华清池。由于蒋的卫兵抵抗，枪声大作，把蒋介石从梦中惊醒。蒋住在华清池院内最后一幢房子——五间厅里，他听到前边枪声打得挺紧，认为一定是红军夜袭或者发生了变故，他急急忙忙从屋里奔跑出来，翻出墙院，爬上后面的骊山，在山腰一块大石头旁边的荒草丛中躲藏起来。
十二月里早晨五点多钟，寒风刺骨，天还是漆黑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等原计划趁黎明前的黑幕掩护冲过二道门，直捣五间厅。不料，刚到头道门，被岗哨发现，开枪顽抗，卫队营班长王德胜举枪还击，将其打倒。这时，二道门蒋介石的卫兵听见枪声，立刻组织火力封锁道路，形势十分急迫，时间不容拖延。孙铭九当机立断，将部队分兵两路，一路由连长王协一带领，包围禹王庙，缴宪兵的枪；孙铭九自己带领另一路，逼进二道门，直扑五间厅。待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时，四处无人，发现蒋已遁逃。孙铭九伸手摸被窝，还有温温暖气，蒋介石的假牙、军帽、皮包依然放在桌上，估计逃得不远，他命令卫队在院中各处搜寻，还是未见踪影，孙铭九不免心焦意躁。
这时候，刘多荃、唐君尧等也都赶到，通过电话联系，新城大楼知道了华清池面临的情况，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等都很焦急。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电话中了解到，蒋介石衣服没穿，被褥犹温，汽车未动，连假牙还泡在水杯里，断定他不会跑远，也不会自杀，一定是越过后墙在山中隐匿，于是命令孙铭九和王玉瓒等加紧搜山。
卫队在山腰上，捉住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他的侄子蒋孝镇。孙铭九用枪指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儿?”蒋孝镇被吓得面无人色，话也说不出来，颤抖地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
八时许，天已大亮，忽然听到卫队班长陈思孝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儿呢!”孙铭九跑过去一看，只见蒋介石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脸色苍白，冻得发抖，正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
孙铭九捉到了蒋介石，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和在场的人才都松了一口气。孙铭九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时已经九点钟了。
听说蒋介石被捉住的时候，先以为是红军；当知道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的时候，他心里有了底，说什么也不肯下山，让战士就地打死他。孙铭九看出他是在故意耍赖，就劝蒋介石说：“我们是来请委员长抗日的，为什么要打死你?委员长，请你去西安，是为了抗日救国，快走吧!”蒋介石还是不走，说腰被摔坏了，后来是王协一连长把他背下了山，坐着张学良将军的卧车，离开那里。
在临潼捉蒋的同时，还捉到了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蒋的秘书萧乃华中流弹身死。双手沾满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员鲜血、随蒋来西安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被就地处决。
双十二凌晨，在西安城里，十七路军方面严阵以待，当听到临潼捉蒋的枪声之后，杨虎城将军立即命令十七路军各部队同时展开行动，迅速解除了宪兵二团、陕西省保安处、公安局、交警纵队等处的反动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和邮电局等要冲，同时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系军政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万耀煌、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万耀煌和邵元冲的家属等。邵元冲因为越窗逃跑，在路上不听警戒部队制止，被击毙。此外，还逮捕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夫妇和“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扣住了西郊飞机场里蒋介石的五十架军用飞机及飞行员、技术员、地上工作人员达五百人，缴了宪兵第二团的械，枪决了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作恶多端的两名刽子手——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第二团团长杨镇亚被枪决，最是大快人心的事。
张学良将军叫我请刘鼎同志共同起草电报给陕北党中央，说明蒋已被扣，八大主张已公布，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请周恩来先生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并表示可派飞机前往肤施迎接。这封电报是以张、杨名义，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捉到蒋介石后，经刘鼎同志带到西安的电台发出去的。
捉到蒋介石，这是事变的初步成功。张学良将军命令把已拟好的八大主张迅速通电全国，使全国都知道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意义及要求，争取全国人民和各省实力派的同情、支持。
这份仓促草成的八大主张文电，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可以说是西安事变中著名的历史文献。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叩。文。”
原通电具名，只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几位高级将领，发这封电报时，不知怎么加上了蒋方大员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的名字。可能是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厚通电的力量，可以使南京和各省一时搞不清楚，觉得这些人也参加了西安事变。可是我想，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南京和各省不会看不出钱大钧、陈诚等南京大员不仅是党国要人，而且是蒋介石国策的忠诚执行者，为蒋介石所亲信，他们一反常态毅然随和西北部队捉蒋，不能不被人怀疑，这不仅不足以增厚通电的力量，反而表示自己有力量不足的惧心。
蒋介石在新城大楼
蒋介石到了新城大楼之后，张学良将军就去见他，口称“委员长受惊了”，向他道歉，并表示希望和他谈谈救国大计。但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将军既然这样兴兵动戈地抓了他，对他就不会怀有什么善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感到他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一味地耍蛮横，故作无所畏惧的样子。他色厉内荏地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办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张学良将军无论再说什么，他只是伏在桌上，捂着耳朵。
蒋介石被抓后，自忖必死，他没有想到别的，首先想到了他的两个儿子，于是，他给宋美龄写了一封遗嘱式的电报稿，原文是这样的：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十二月十三日。”
他把这份电报稿交给看守他的副官们代发，副官们当然交给了张、杨二位将军。张、杨二位将军没有理睬，把它搁置起来了。
十三日，蒋介石要找邵力子谈话，张、杨二位将军同意，蒋、邵会面之前，张学良将军先去看过邵力子，向邵力子讲明事变的主张和对蒋的真意，然后才送邵力子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问邵力子，事先知道不知道这次事变和邵力子现在是否自由。邵力子告诉他，丝毫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事先也看不出任何迹象，事变发生后，他自身也是在被监视之中。邵力子趁这个机会劝蒋介石说：“现在事已至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的主张，似乎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不理，并责备邵力子怎么一点也没有从平日的谈话中看出张、杨的思想变化。
十二、十三、十四这三天，张学良将军每天都去见蒋两三次，蒋介石总是闭口无言。后来，蒋介石看到每次都是张学良将军自己来，杨虎城将军一直没来过，他心里有些猜疑并产生一种幻想：张、杨之间是否有什么矛盾可供他利用?!因此，他要求与杨虎城将军会面。见了面，他才知道，张、杨之间精诚团结，无隙可乘，发动事变，并不是杨虎城将军听了什么人的话，或受了哪一方面的鼓动，完全是两将军为了挽救国家，拯救民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意志而发动的。
十二、十三两天，张学良将军还分别地探望了被扣留的蒋方其他军政人员，向他们道惊致歉，并阐明了事变的主张，表示对蒋介石对他们十几个人都无恶意。大员们当中多数表示同情八大主张，但不同意采取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太危险。陈诚更特别叮咛，千万不能让共产党参与此事。张学良将军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共产党人也是讲道理的、爱国的，用不着怕他们。”
十二日深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设法营救蒋介石，建千载一时之功。李兴中把这封信交与张、杨。绥靖公署内部情况如此复杂，使张学良将军意识到，这里不适于蒋介石的居住，为了预防万一，乃商得杨虎城将军的同意，把金家巷张将军公馆对面空着的高桂滋公馆打扫好，作为蒋介石的住处。十三日夜十时，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命令刘多荃、孙铭九和宋文梅到新城大楼去接蒋介石迁居。蒋介石认为这样深更半夜叫他迁居，又看到来人表情严肃，孙铭九和宋文梅腰插手枪，定是凶多吉少，霎时变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耍起无赖来。他说：“我兼行政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孙铭九、宋文梅再三向他解释，他怎么也不相信，哆哆嗦嗦，把被一蒙，赖在床上不动。刘多荃、孙铭九和宋文梅无奈，只得回去把这种情况报告给张、杨二位将军。
捉蒋之后的军政措施
捉蒋之后，西安方面除了发表八大主张的通电和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外，军事政治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措施和更动，现就记忆所及，简介如下：
1.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将军为主任、杨虎城将军为副主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2.成立参谋团。这是由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的军事机构，由高级将领和幕僚长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组成，以鲍文樾为主任，承张、杨旨意，研究讨论一切军事问题。
3.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应德田等人组成，后来南汉宸、苗剑秋由天津、北平回到西安，又增加了他们两个人。高崇民是这个组织的召集人。设计委员会是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政治设计机构，它的日常工作是讨论张、杨交议的问题，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
4.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
5.调动军队。东北军五十七军和一○五师到渭南一带，五十一军和六十七军警戒兰州、平凉到咸阳一带，十七路军警戒蓝田、商县和蒲城、大荔一带，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准备迎击南京何应钦的进攻。
6.为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模仿红军的办法，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都设立政治处(原国民党系统的政训处取消)。十二日当天，张学良将军任命我为第四处上校副处长；政治处成立，又任命我为政治处少将处长。杨虎城将军任命申伯纯为十七路军政治处少将处长。政治处是新组成的机构，处内下属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科。组织科科长为燕庚奇，宣传科科长为陈再厉，总务科科长为李济新，民运科科长为罗瑞卿。处内和派到各部队的工作人员共约一百五十人，其中大半是原政训处里中下级职员，他们虽然受过原来政训处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训练，但大多数人的抗日思想仍然很坚定。可见违反人心的训练，并不会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7.为加强保卫工作，成立特务团(以原第一、第二两个卫队营为基础组织的)，任命孙铭九为上校团长。为加强抗日力量，新成立抗日先锋队，张学良将军任命孙铭九为少将总队长。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
8.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有故意迟发八大主张通电的罪行，又有勾结南京泄露东北军秘密的行为②，张学良将军令孙铭九将他逮捕，押在特务团，任陈先舟为交通处少将处长。杨虎城将军因十七路军交通处处长兼西安电报局局长黄念堂系军统分子，有泄露军机罪行，将他处决。
9.改组陕西省政府，原省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绍贤均被免职，任王一山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原财政厅厅长朱镜宙被免职，任续式甫接充；原警察局局长马志超被免职，任赵寿山为警察局局长；原教育厅厅长周学昌被免职，任李寿亭接充；原省政府秘书长耿寿伯被免职，任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
10.改《西京日报》为《解放日报》，由郭维城等任主编；成立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由杨明轩等负责；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派王炳南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派潘自力、方仲如、宋黎、张性初等人为委员，指导群众运动工作。
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手谕释放政治犯，陕西省所有政治犯全都获释，其中最多的是军委会军法处释出一百零六人，陕西省第一监狱释出四十五人。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