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
毕万闻主编
(1928年9月14日)
现在敝人在名义上虽然是大学校长①，然而我的学问方面，非常的幼稚，尚未受过大学教育。在年龄方面与诸同学相仿，所以，我对于大学校长的位置，很有抱愧的地方。而保安委员会曾以余之地位，推以本大学校长的重任，这不过勉强而已。所以我很不愿与诸同学称为师生，不过同学罢了。所以我更愿常与者位青年朋友接近，就是我内人亦欲她往东北大学受教。从前我在北京民国大学的时候，每于暇时常与他们一同游戏，各方面都受了许多利益，所以我们很愿嗣后时常到校与诸同学接触。至于校长学生，不过是名义上的问题罢了。
我今天所欲与诸位说的，首先是提倡体育。说起来中国的体育界，大多数不肯注意体育，所以学生多失于软弱。我很希望本校关于体育方面要特别注意，然后用健全之身体好求精妙的学问。所以体育是不可轻忽的。
学问方面更是重要，好的要特别奋勉，劣的要极力改善。现在我们中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他的危险。况且人才方面又是特别需要呢。
然而中华民国的教育，不像从前为个人而求学②，为家庭而求学，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的，所以必须持谨谨慎慎的态度，不要因金钱的引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抛开学业而去干涉社会的政治与其他的机关。然而我不是说禁止大家关心政治，是使大家对于国家政治，应说则说，不然则不必去管，最好是安心读书。从前我在学生时代的时期，看见一般学生，对于国家观念非常的热烈，比太阳的热度还要高。至于他们进了社会，良心的温度就慢慢的降低下来。从前他在校讥讽人的话，现在他自己实行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将来处身社会，要本着自己的人格，拿来从前在校里时的热心，来处置社会。拿从前批评旁人的话，来整理社会。人人如此，则社会国家就没有不富强的道理。
方才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所以现在中国，不论哪省，大人物要多，必然大乱，则人民将不幸矣。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然而现在中国的学生，如果试问他们毕业后的事业，他们都说要为国作大事业，那么岂不是就要开争端了吗?所以专门人才要作专门事业。
普通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能认清自己，我以为中国人实自己认的太重了，都要作很大的事。我很希望大家，应作什么作什么，设如中国人都作大事，就没作小事的人了。我尝由旅大乘南满车②，里边一个服务的人，一身能作许多的事件，然而所作的虽然琐碎，但是他们的态度还非常快乐，就是因为他能坚忍耐劳，努力自己的工作，很能守他的本分。然而现在我们中国，则不然，东省留学欧美的学生，研究农科的也很多，可是我从未看见他们回国以后，还继续研究农业，并且能与老农一同的耕田，大半他们都改变了意志奔官途作官去了。我很望诸君，要坚定了志向，各用己之所学，全国学者都能如此，则中国自强矣。
总之，最重要(者)约有两条：(一)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二)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就是方才说的，不要失去自己的人格，被外界引诱，昧了良心，作极恶的事，遗害于同胞。要拿批评人的话，来规戒自己。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就是说自己不要自看的太重，而有害于国家。而国家造就人才并非专造就首领人才，而服从人才也很重要，故因为人的才智有高有低，较聪明能干的人，作大事固然(是)可以的，然而天生中才，虽令他作首领，那岂有不误大事么?昔者文王有臣10人，能治天下，所以领袖人才何必须多。
最后几句话，是诸同学要专心研究，以图用之于来日，造成中国人才，人民中坚，求学事小，国家事大，才不辜负国家兴学的本质，和职员教授的苦心哩。
(《盛京时报》，192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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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28年8月，东大校长刘尚清辞职，东三省临时保安委员会推举张学良继任校长，张以副校长刘风竹代行其职。
② 原文为“从前为各界人而求学”，似有误，故予改正。
③ 即南满铁路(长春至旅大)的火车，当时为日本所强占。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