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在武昌总部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①
毕万闻主编
(1934年4月30日，武昌总部)
(一)国际形势的分析
诸位同志：近日从报纸上看到国际风云异常紧张，想已引起大家的深刻注意。我愿就游欧时观察所得和诸位谈谈，以作诸位研究国际情况的参考资料。
国际变化，奇幻无穷，将来究竟形成何种状态，谁也不能预作确定的判断，惟有一个极显明的事实摆在眼前，便是世界各国之厌战与备战，确乎绝对矛盾的同时发展着。厌战的心理已达到高潮，同时备战的事实又有飞速的进展，假设没有前此欧战的教训，恐怕世界第二次大战早已爆发了。我可以就国际间厌战与备战的心理或事实，来对大家说明一下：
去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正逢着十一月十一日欧战停战纪念的日子，以前参加过大战的战士们，在万分悲壮的整队游行中，高喊着反对战争的口号，一面是在追悼为国家民族而亡命在战场上的烈士，一面也表现出来他们对于战争的新的估价，这充分显示他们对于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了。当我望着这般由于参加战斗而残废了的军人，踉跄的随着游行队伍诅咒战祸的时候，内心颊受感动，觉得万分难过。当时我曾和一个军人谈话，他很诚恳的对我说：“现在全世界除掉一两个国家以外，都不愿再发生战争了。其实这一两个国家还不配说战争，还不晓得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战争的惨酷及其所引起的人类痛苦!”无疑的，仅仅这一点已足代表全欧洲人深知战争的罪恶，而对战争十分厌弃了。在我们，也应该深信着：为了战争给予人类以绝大痛苦，故战争不应该在人类中间发生。老实说：战争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
我在英国曾在一条街上遇见一个退伍的军官，他将历次所得的英国的最高勋章都陈列在马路一旁，同时，他用粉笔依次标明某一个勋章是从参加某一次战役得到的，并且声述他以前从军的两个重大使命：
一、为了拥护大英帝国国王。
二、为了保障大英帝国的生存。
他更表示：“如今我的责任我已尽到了；我们的国王及大英帝国是平安了，都能健在；可是我每日不能一饱，这是谁的责任?战争之所赐!”假使我们就他的内心加以分析，那么，他一面是厌弃战争，诅咒战争，而另一面他又确能充分表现出来拥护英国国王的忠诚与爱护英国国家的热烈。
当我在法国参观凡尔登(Verdun)要塞的时候，看到了为大战而牺牲的战士们的坟墓，有的是获得了尸骨，在坟头标明了姓氏，一排一排的十字架映入我们的眼帘。有的是尸骨无存，只由其他作战的友伴们说明了他们的姓氏，将许许多多这样的姓氏刻在一块石碑上，竖在一个公共的坟头前面，表示他们就被埋葬在这个坟头底下了。而且这种空坟墓场也以法国的行省名区分为若干部分，一概是未死的人们对于死去烈士魂兮归来的纪念。我曾遇到一个年迈的妇人，她用了一个小铁盒装满了鲜花去致祭，她在一张小纸片上写着:“我的丈夫，我的两个爱儿，和我的夫弟与胞弟，都为了卫护我的国家，在大战的炮火下牺牲了；我想你们的尸骸一定是在这里边!”我看到那纸片，使我异常的感动。
我以前对于法国人，确不像对于英、德两国人民一般的重视；然而我到法国之后，许多事实让我认识了法国人的真面目。譬如我常想以倜傥不羁的法国人何以竟能战胜了阴鸷沉着的德国人呢?我终于发现了这不是偶然的，法国之能战胜德国，是基于法国人民胥能具有浓厚的国家观念使然。我曾在凡尔登要塞参观过世界闻名的刺刀阵地。当大战之初，法国是这样的推想着：德国不会破坏了卢森堡的中立，即使德军能由这一方面向法国推进，也只能派极少数的队伍，决不会有大军袭来，因此当德军袭击凡尔登时，在刺刀阵地那一个要塞前，只有一营守兵，有所谓刺刀阵地荣誉的那一连是中间连，其余两连分在左右翼，一连是预备队。当德军来袭时，司令官命令死守现地，不要使敌人接近要塞的附部，破坏了要塞的作用。后来法国发现德军兵力过大，下令后退，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在正面的一连竟没有退下来，我想这容或是发布命令的时候发生了错误(我常常告诫领兵的主官与参谋人员，对于这一方面是必须沉着与细心的)，这陷于夹谷之中的一连法兵，自然是都留在阵地和敌人拼命抗战。经过一个相当时间之后，法军后方以为这一连军队何足以抵抗德军?想必已完全断送在德军猛攻之下不。他们误认站在那里的都是敌军，遂亦开炮向这刺刀阵地射击，所以这一连人完全牺牲在敌人炮火与本国炮火两方的密集射击之下了。到了后来，战事暂停，始发现驻守阵地的一连人，已经完全埋在炮灰土泥之下(现在已经修了一个纪念建筑物，外罩有铁丝网)，望不见他们的全身，只是在炮灰上面到处露出些刺刀头，衬托着这群死守阵地的烈士头颅。同时，在阵地的侧面还发现子三具尸骸，后来判明是法军所派遣的三个斥侯，他们也毫不畏缩的终于和这一连人同样的临阵不退，都为了争取民族国家的光荣，在阵地殉难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彼时韩麟春军长曾往参观战迹，亲眼看到这一惊心动魄的史实。我们应当深思法军以一连之群，何以竟能死守不退?在战争中死几十几百人本是常事，但这一连人竟似钉在那里一动不动，这就令人纳罕了。其实，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也很容易，那就是由于法国军人能以认识了军人的目的与军人生活的真意义；他们的最大目的是求死得其所，为国家，为民族，为服从命令，为抵抗敌人，乃以必死的决心死守阵地不退。军人最不应该把自己个人的生命看作是生命，而必须把整个民族之历史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才会打破了生死关头，才能宁阵亡不退却!他们先存着“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受伤不退，被俘不屈”的信念，故能痛下“不成功，则成仁”的最大决心。终于这刺刀阵地的故事在国际战史中成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所以他们的死对于他们自己，对于他们的国家，都是有莫大光荣的。而且这死守阵地的连长，还是一个传教师，竟能如此忠勇，率群殉难，更足使我们深受感动。刺刀阵地一面暴露战争的惨酷，另一面却正足显示出军人的忠勇。我们再转来一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人，又诚不能不倍觉惭愧，而应知所警惕与痛下决心了。
在法时曾参观夜间航空队，在八点钟时去的，由其上校队长领导参观各处，走在一个地方碰到一名夫役正在探照灯汽车下卧着休息；队长对他仿佛打趣似的说一声，“昨晚作什么事情去了，这时候躺在这里要睡觉?”那夫役竟像没有听见似的不言语一声。还是在那里悠然躺着，当时我却觉得这很不成体统。等他们一到了演习时间(从九点到二点)，全队人员却都立刻去作他们的工作，各尽职责，绝对服从队长。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在应当工作的时候便工作，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便休息。这种对于服务的忠实，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他们才算是理解了平等的真正意义，对人是必须亲爱，讲求礼貌，虽仆人奉茶，亦必表示谢意。对事则一定认真，在工作时间中，精神绝不旁务。我希望我们持躬治事，也养成这种良好习尚。
我们从一般的客观情形去考察，可以知道国际间的厌战情绪是达到这样的高潮；然而世界列强的备战又是从很多具体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我也愿就所见到的事实来说明。如我上述所参观的夜间航空队，他们每次练习要用很多的款项，我问他们多少时间练习一次，据队长回答我：“在去年四月以前，是每一个月练习一次，在四月以后，政府命令每一天要练习一次。”这样加紧航空训练，能说不是备战吗?在法时曾遇见一位瑞典商人，我曾和他相识。他在法国开办一个工厂，他向我说，法国政府已经命令他依照厂内工人的数目预备防毒面具，而且必须依照法国政府所规定的式样去作，在任何时候法国政府让他把所预备的防毒面具拿出来，他就得毫无延误的拿出来才行。只从这一两件小事来看，法国是在积极备战，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英国对于作战的准备，也是同样的积极，不过表面的态度上不太露骨罢了。然而在报纸上对于空军海军扩张之鼓吹，也是极热闹的!
意大利是一个缺少重工业原料的国家，尤其是缺少煤，因此，意大利近年尽量收买外煤，储藏备用。我看见很多意国飞机，其骨架皆由上等木料制成，我问引导我参观的人：“这些木料是否由意大利本国生产的呢?”他说：“这都是从外国买来的。”我又问：“意国有的是森林，何必单由国外购买呢?”他吞吞吐吐地回答我：“我们的政府命令我们要从外国采购。”从这里，我们便看出意国对于备战之处心积虑了。
在法时曾遇到很有地位的某君，他请我吃饭，同席的还有英国人，意国人，他问我：“德国是否在积极备战?”我就反来问他：“法国是否在积极备战?”他劈头就回答我一句：法国绝不愿再有战争发生，并且历陈许多动听的理由。我当时对他的话加以反驳，我表示我个人的天性是酷爱和平，但也深知所谓和平是骗人的东西，和平是再好没有的两个字，并且人人都在祈祷和平，然而欲在人类中间实现永久的和平，这又似乎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譬如我们今天是几个国家的人在一起聚餐，因为语言的不一致，翻译之后必将有失原意，在意思的交换上自然甚感不便，我希望全世界只用一种语言，大家一定赞成，也真好，但是办不到。因为我愿意说中国语言，意大利人则必愿意说意大利语言，法国人亦必愿意说法国语言。全世界只用一种语言，主意是好，事也对，可是办不到，和平也是一样的。他听了我的话之后，发了好些议论，他在结论中对我说：“我是上了年纪的人，恐怕看不到第二次大战的来临，不能执戈卫国，那只有你们这群青年人去承当了!而且只有你们去积极地准备着。不过，大战爆发愈早，则人类的痛苦愈少；反之，大战爆发愈晚，则人类所遭受的痛苦亦愈大。”他这个话确乎含蓄着至理，同时也说明了大战的危机究竟难免爆发。
(二)中国的前途
据我所观察到的国际情势，已略如上述，不过我们且不必问国际间厌战与备战的心理或事实已到何种程度，我们最当注意的还是在国际激荡中的我国必须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一般国民更应大澈大悟，痛下决心。当我回国之后，人多问我世界第二次大战究竟能否避免，我断然回答：大战是一定要爆发的，而且已经迫在目前。至于是由于日美之对立引起战争，或是由于日俄之冲突引起战争，还是由于德法之仇视引起战争，我们都无从推测。近年国人多以自己的问题仅凭着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于中养成一种求救于人的心理，每以为世界第二次大战如能爆发，中国问题便得到整个解决的机会，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见解。我们应当首先明了国际间发生第二次大战的因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企图摆脱其自身的困难。我们更应当深知中国在这一个斗争形势下的处境及其地位，在今天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受包围受夹攻的危机，在未来自有被蹂躏被牺牲的绝大可能。事实虽然如此，然而又不容我们徒抱悲观。假使我们能确信大战开始足以予我全民族以莫大威胁，那么，我们为了维护整个民族的生存，为了取得我们民族的复兴，势须全国上下一致觉悟，来积极准备应付这不可避免的大战之袭来。如果我们能在大战中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在微妙的国际形势中运用得当，那也容许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机缘。因此，我们应当认定世界第二次大战是我们这一民族复兴或覆亡的总决算之到来，那里有生路又有死路，唯由我们自己去抉择。
我们如果以历史的眼光，从欧战的教训中去观察，俄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因为它的内部陷于凌乱，所以竟丧失了若干土地，彼时又有谁来帮助俄国?反之，土耳其是战败国之一，终于能够强大起来，这是全凭着它自己发愤为强。适当第二次大战之后的中国，败固无论矣，即或是属于战胜国的一方面，此刻也绝难断定这是福是祸。在我的推测中，大战如果爆发，中国一定要吃大亏。譬如有两个男人为争一个女人打起架来，这个女人还在一旁作壁上观，觉得这与她无干，其实何尝与她无干?这女人最应明白：两个男人的斗争就完全是为了你，你是否从旁在等待着两个男人对于你的最后的处置?中国在大战中的处境亦复如此，究竟是死路还是生路，还是要自己来决定!
我常说：由我看来，欧洲各国确能帮助中国，但是你不要误会他们是善意的帮助，各国虽然对于日本多不同情，然而并不是存心替我们打抱不平。多数国家对于日本不同情的原因：不外(一)日本毫无顾忌的侵略中国，未免有些藐视了列强。(二)日本武装侵华，破坏了列强的利益。所以各国很想在宛如替中国打抱不平的情形下，用中国人的手把日本挡出去。然而列强何以不用真实的力量帮助中国呢?这也只能说是由于我们自己太不争气了。各国对于日本的一般观感是其行可憎，其力可畏。这就是说，日本一味破坏和平，很难使人同情，然而日本对于文事武备的经营缔造，却又使人不能轻侮。各国对于中国的观感是其状可怜，其行可恨。也就是说为了中国太不知自强与自爱，遭受外人的种种欺凌，都无异是咎由自取。诚然，我们即以私人间的友谊关系为例来讲，谁都愿意对于有作为肯努力的朋友加以同情的扶助，反之，遇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朋友，我们当然对他鄙弃。国际间的友谊关系之形成，亦复如此，谁都知道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苏俄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是站在对立的地位，意大利是法西斯政治的国家，和苏俄的政治是绝对不相容的；英俄在政治体制上之不同，自不待言；法国以前对于苏俄政治更是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竭力收买白俄去反对苏俄；然而美，德，意，英，法这些国家在最近都渐引苏俄为友，尤以美国对俄国表示好感为特甚。这其间的道理要我们自己去寻思，如此脆弱无能的国家，谁还引之为友呢?假使中国仍不发奋自强，诚有如意大利某重要人物之所言：“我们对于中国决无恶意：惟如中国之权益尽为日人所得时，我们为了意大利之东方利益，亦难坐视。”果然如此，则中国若不能转弱为强，在一二年后所遭受的苦痛必倍于今日。我们所引为痛心的，要算年前的福建事变，国家弄到这个田地，还有这样不幸的事件发生，其影响于中国之国际地位当然非常恶劣。当时住在日内瓦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痛加诋毁，说明闽变更证实了中国之不能统一，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永久在内乱的纷扰中，日本人实在应当出面管理这个不争气不成样子的国家，日本若暂时冷静，中国就一定闹出这类事情。彼时我正在欧洲，整天听到这种言论，真难过到万分，实在是自己的国家太不成器了，这又怨谁呢?诸位身在本国，还不甚明了国家强弱与本身的切肤关系，正如有国的时候不知道国家的好处，亡了国之后才会知道亡国的悲哀。老实说国家强弱是你个人的荣辱所系，你的利益或痛苦都要视国家之强弱而定。譬如以我们作将官的人来讲，不问我们的人格、学识、经验为何如，即以所处之地位言，与任何国家之国民的地位都不能相比；任何一个外国人可以在中国随便行动，但是我们不仅在外国不能自由，即在我们国内之外国租借地中亦多受限制。难道说我们中国将官的人格，学识，经验都跟不上任何一个外国国民吗?不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太弱了!所以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好还归罪于我们自己。我在上海会到许多有钱的人，有的以为可以弄到很多的钱，跑到外国或避居租界去过太平日子，国家亡与不亡，仿佛与他们无关。这种思想和见地，实在是荒谬绝伦，万万要不得的!假使中国果真亡了，各国自然要以奴隶来看待我们。即使我们甘心当奴隶，也许还没有当奴隶的资格，我们给人家当巡捕去站岗，说不定人家还嫌身量不够高呢!我今日所以痛陈中国之危急与中国必须自救，决不是在耸动听闻，决不是在向诸位催眠，也决不像一个医生徒知恐吓病人，的确是眼看我们的国家已久患积重难返的不治之症，危亡之祸，即在眉睫，倘能痛切察知其病症之危急，那么，唯有以自拔自振自励自救之精神，对症下药，起死回生，而且必须人人能够如此，国家始能少有转机。毛诗上说：“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②这些话正足说明我们今日生不逢辰的处境，我们既生在这一个非常的时代，就必须承当起这非常的任务，那也唯有以非常的坚苦卓绝的精神应付之。譬如我们常听到外国人炫耀他们的国家如何强，他们的人民如何进步，那固然是事实，然而那终归是他们的，与我们并不相关。我是谁，我应该无时无地不在想着我是中国人，既然披了中国人的皮，就万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惜乎有一部分国人业已忘掉自己是中国人，于是不利于自己国家或背叛民族利益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干得出来。国人当前无须痛恨外人，亦不必骂外人，凡事必须求己，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对得起地下的祖宗不?蒋总司令常告诚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必须对得起先总理，对得起埋在地下的祖宗”，能如此，总不会失大节，总会有成就。
我们今日已经身临于最后的紧急关头，再不急起直追，努力奋斗，我们的苦痛将永世无法解脱，我们不仅对不起地下的祖宗，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而更要对不起我们的后世子孙!
我现在可以向诸位提出一个总的题目：我要决心努力保存我的国家!我们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可以常常的这样自问着：国家何以弄到这个田地?我们所有的苦痛都是从那里来的?这个国家是谁的?我应如何完成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假使能把这些问题时时刻刻存在心里，且能逐一解答而身体力行，那么国家一定会弄得好。我们万不要以为个人的良善与否和国家强弱无关，那是根本错误的一种见地；很久以前，我在辽宁的时候，有一次听到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讲演，题目是“中国将来的希望”，他劈头就说“中国是不会亡的”当时我很诧异他的自信心太大，仿佛对于“中国不会亡”具有什么绝对把握。他继续讲：“中国何以不会亡呢?”当时听讲的人都聚精会神来静听他这“中国不会亡”的高论，他很快的用力的回答三个字：‘有我在’!我当时听到这三个字，很不以为然，觉得张先生是在说大话。他继续阐明他的意思：“假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这样想：‘有我在，中国就绝对不会亡’!四万万人，一心一德，中国焉有不强之理呢?”听到这里，诚然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至理名言。你是中国四万万人中的一个单位，这犹如细胞对于一个生物全体的组织，每个单位都能表现出他的力量，则整个国家当然可以强盛，缺了你或你不能在集团中表现出作用，则必然于整个国家中减少了一分生力。时间是由一秒一分一点钟一天一月积累起来的，一秒一分的时间虽极短促，但抛开这极短的时间，就没有一天一月一年了。同样，个人在一个国家里面诚极渺小，但没有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也就没有国家了。所以个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任何个人不应当轻视他自己。我最希望大家都不要说自己无能，不要灰心短气，不要妄自菲薄，切记要救我们的国家，要救我们自己，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必须自己不怕牺牲，并要作无代价而有意义的牺牲。
国际间目前以远东问题为核心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在我们万不可因此沾沾自喜，以为容许有人帮助我们来了，我们实在应当引此为莫大的耻辱与悲哀。然而我们必须人人能于万分苦楚中兴奋起来，力求湔雪了我们的耻辱，排除了我们的悲哀。国势虽已阽危至此，我们总算还是有国的人民，凭着我们这么多的人口，当然能拯救了我们的民族国家。退一步说，人家亡了国的民众还要团结一致，拼命奋斗，还能排除万难，杀开一条血路，我们今日岂不更应当拼命奋斗，争取我中华全民族的生存?就是我们现时在这间屋子里面的人，只要都肯埋头苦干，我们一样能以达到这个目的。敢请诸位相信我的话，坚苦卓绝，奋斗不息，等到十年后再看，必会看到民族国家的复兴了。
(《武汉日报》，1934年5月24日—27日，第2张第3版)
① 这是张学良对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全体职员的一次讲话，20多天后，即在《武汉日报》上公开发表，收入本文集时编者参照张氏之讲演集作了补正。
② 语出《诗经·小雅·正月》。愈(yù)，病。意谓：既然父母生下了我，又为什么让我得病?我前面的不得(病)，后面的也不得。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