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西安事变新论
张仲良
对于西安事变，史学界一向评价甚高，认为它是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愿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我认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本由妥协退让转变为抵抗，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危及到国民党集团的统治，使它从本质上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并在七七事变以后体现在实际行动上。西安事变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另外，对西安事变不能笼统谈论，应将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区分开来予以评价。发动事变固然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抗战事业，但客观上却为亲日派制造了发动内战的机会；而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事变争得了好的前途，避免了一场内战，才真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
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根据这个原理分析，国民党政府转变其对日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愿望和要求，西安事变只是外因。只强调外因而忽视内因，是本末倒置。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中占领奉天(今沈阳)，随后又侵占了整个东北。从此时起，日蒋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因为蒋介石并非不想统治东北。1928年国民党集团的“二期北伐”胜利之后，奉军退守关外，蒋介石为了实现统治全中国的梦想，花费了很大气力，终于使张学良同意“东北易帜”，归顺蒋的中央政府。因此，蒋介石对日军实行“不抵抗”政策，并不意味着他就心甘情愿将东北奉送给日本，而是另有原因的。这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惧怕日军强大的武力，缺乏抗日必胜的信心。同时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依赖心理，企图投诉国联，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忙于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1931年，蒋记“国民政府”成立不过三年，蒋的统治还不稳固。在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在内，国民党内反蒋派的倒蒋活动此起彼伏。在这种形势下抗击日军，蒋介石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以他决定先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然后再来对付日本。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由来。
然而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至1935年，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蒋介石被迫走上了抗日之路。
首先，出乎蒋的预料，日军侵占东北之后，并未将矛头指向苏联，而是转向南下，进占华北。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势力挤出华北，并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企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同时日本加紧在华北的经济侵略和扩张，猖狂进行走私活动，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丢掉华北，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日蒋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其次，日本进军华北，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平衡，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英美等国一反九一八事变时的犹疑观望态度，对华北事变表示“深为焦虑”，“正为深切之注意”②。1935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声明中请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显然这是针对日本的。英国外相贺尔也在下院发表演说，表示：“最近华北方面阴云密布，使英政府大为忧虑……”不言而喻，英美的态度会促使蒋介石在对日交涉中变得强硬起来。
第三，蒋介石巩固了他个人的独裁统治。蒋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蒋取得了胜利。在随后对长征红军进行的围追堵截中，又给红军一些杀伤。红军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时，兵力由8万多减少为3万多③，对蒋的威胁大为减轻了。
同时，蒋也给两大政敌以沉重的打击。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蒋囚禁于南京汤山，10月14日才获释，此后便避往广州一隅，并于1936年5月病逝。汪精卫勾蒋排胡后出任行政院长，但无实权。1932年6月以后，行政院实际上被蒋的南昌行营取代，形同虚设。在这段时期，蒋对各地方实力派施行分化瓦解计谋，收效甚显。西北军冯玉祥和晋军阎锡山，前已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联合反蒋失败，阎龟缩山西，冯失去兵权，1936年被迫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虚职。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于1936年6月1日联合反蒋，旋因部属倒戈而失败，陈远走欧洲，李被削职。对四川刘湘，蒋于1934年底派出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又借追击长征红军之机，调中央军进入川、贵，结束了四川长期军阀割据的局面。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转向抗日既有了必要性，又有了可能性，事实上从华北事变开始，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作了修改，抗日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处理华北事变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较前明显强硬。在政治上，蒋亲飞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并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韩复榘传达中央的旨意：反对华北“自治”。当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脱离中央自治”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国民党政府立即宣布将殷逆免职拿办，并下了通缉令。对中国共产党，蒋虽仍视为仇敌，但改变了以往一味武力“围剿”的方针，同时也谋求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1935年底，蒋派陈立夫秘密负责和中共谈判，又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因为两党中央均在国内，1936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离莫斯科回国，和陈立夫继续秘密谈判国共合作等问题。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于1935年11月3日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尽管日本借口这是“以夷制夷政策”而表示“断然反对”，国民党政府仍未动摇改革币制的决心。在军事上，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制订了国防三年计划，对日本向中南部沿海的进攻开始有所戒备。华北事变中，国民党政府调动军队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演习，并把其中一部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借此向日本表示对华北“自治”的反对态度。在外交上，蒋介石下令中止张群与川樾的谈判，并于11月20日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要求日方停止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国民党政府还开始调整中苏关系，提出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这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有军队，希望在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红军承认现时的政府④。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继续强硬化。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作了解释，明确表示要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反对签订承认伪国的条约。在1936年3月、9月和10月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和川樾的多次会谈中，国民党政府坚持以取消上海、塘沽两协定和冀东伪政权以及日方停止走私等为“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向日本外务省报告说：近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提案之态度已因其国内外形势转趋强硬。1936年秋，绥远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于11月28日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勘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⑤绥远抗战中，除了晋军和绥军外，国民党政府也出动了中央军两个师参加。虽然没有按阎锡山所要求的派去20万大军和飞机，态度也不够坚决彻底，但是毕竟有了武装抗日的初步行动，从起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政策，应该说变化是很大的。
国民党政府的这些重大转变是斑斑可考的历史事实，有目共睹。1936年毛泽东致信王以哲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⑥10月25日又在致傅作义信中指出：“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⑦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苏共《真理报》于1936年12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也认为在西安事变之前，“在迅速发展之抗日运动压力之下，南京政府已走上实行一切方法，努力统一全国，团结一切分裂势力之路”⑧。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面说明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说明只要日军出兵华北和平津，即使没有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也必然爆发。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没有签订什么书面条约保证实行抗战，如果他不愿抗战，反悔是轻而易举的。事变中他作了六条允诺，并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可是蒋回南京第二天就发表《对张杨的训词》，掩盖事变的真相，把自己的获释说成是他“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随后调动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使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瓦解，张学良在南京受到军法审判，后被长期软禁；杨虎城被逼令辞职“出洋考察”，1937年11月回国后亦被囚禁，后遭杀害。至于上海“七君子”，蒋也未“立即下令办理”释放事宜，而是拖到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也未被清除。可见蒋的六项口头允诺中，有的完全翻悔，有的大打折扣，唯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项基本兑现了。这是日军出兵华北逼成的，而不是西安事变逼成的。
二
诚然，张、杨两位将军是“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自我牺牲的精神”⑨发动西安事变的，对此，我们应予高度的评价。但是动机好，效果不一定好。张、杨主观上是为了逼蒋抗日，挽救民族危难，客观上却使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虚惊，担心陷入动乱和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
这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张、杨单纯地以为抓住蒋介石逼他抗日就万事大吉了，却没有估计到南京国民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复杂性。事变一爆发，南京政府内部立即形成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何应钦等力主武力讨伐张、杨，扩大事态，以便混水摸鱼；主和派宋美龄等则坚持为营救蒋介石应和平解决，不能动武。两派意见尖锐对立，发生激烈争吵。事变初期主战派气焰很高，占了上风。在12月12日晚上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由于主战派占多数，决议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何应钦是著名的亲日派，在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积极调遣军队组成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并于16日布置大体就绪。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两路军总司令。开赴潼关的大批中央军接到命令后直抵华阴、华县境内，做好了进攻西安的一切部署。中央军的飞机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原拟轰炸西安，只是因为西安偶降大雪，天气不利飞机，才未能炸成。在华县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桂永清于17日率一、二团向赤水西岸进攻，被守军击退。此后，双方对峙。说当时内战一触即发，丝毫也不夸张。这种形势究竟对谁有利，是不言而喻的。西安事变的发动客观上竟给了亲日派一次兴风作浪，挑起内战的机会，这也是张、杨所始料未及的。
不过张学良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主张不要蒋介石写什么书面保证就将蒋释放。在12月25日的会上，张学良与杨虎城就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张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
连书面的保证都不要一张，就把蒋放了，那么西安事变的目的如何实现呢?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冒着天大的风险发动事变呢?平心而论，张学良当时是骑虎难下。从他匆忙释蒋的行动来看，他对当初草率发动事变也是后悔不已的。
第二，西安事变是一次兵谏，扣押的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头号人物、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十余人，所以只能采取突袭的形式，正如中共中央所说，“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⑩。12月8日确定兵谏计划，只有张、杨两人参与。11日晚，距兵谏仅数小时，张、杨才分别召集会议，宣布兵谏决定。在两方的会议上，只有东北军的于学忠发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这次行动非同小可，参加者都明白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进去了，一定会有种种疑虑。然而事变的性质决定了时间的紧迫性和手段的机密性，不可能预先让大家充分地讨论研究，意见一致以后再行动。这就使事变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荆棘丛生之路，时刻充满着危机。
如何处置蒋介石，这是解决事变的关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张、杨之间就没有充分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张曾经多次表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仍然拥护蒋做领袖。杨则对和平解决心存疑虑，曾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后经周恩来说服，对放蒋没有表示异议，但却认为共产党主张放蒋好理解，因为共产党是蒋的对立面，不怕蒋的报复，而自己是蒋的部属，蒋获释后报复自己非常容易。直到事变结束之后，杨怕报复的心理也没有消除。
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经过几天的谈判，达成协议，事变趋向和平解决。但西安方面在放蒋要不要有条件上仍有严重分歧。张学良个人主张无条件放蒋，他说：“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杨虎城和中共则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放蒋。如杨认为“至少蒋介石应先以谈话方式向全国表明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能释放”。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分军官对于捉蒋又放蒋也很不理解，甚至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有的说：“蒋介石是大家拚着命搞来的，不能你们说了算，你们就随随便便把他放走了!”“放蒋介石走，没有保证不行。”(11)25日，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放蒋要有条件，“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12)。
当时，东北军主要在前线与国民党中央军对峙，西安完全在十七路军的控制之下，而十七路军的军纪是较差的，不易约束，所以事变中随时可能出大乱子。一旦出了大乱子，后果则不堪设想。实际上事变中已经有了伤亡事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跳窗逃跑时被打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右肩，蒋本人在翻墙逃上骊山时跌入深沟，断了几根肋骨和扭伤了髁骨。如果蒋介石丧命，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地位出现真空状态，政治领袖是非汪精卫莫属，军事领袖则只能是何应钦，只有他才叫得动蒋介石的那些黄埔嫡系军官。由亲日派汪、何主政南京，将肯定唯日本人马首是瞻。试问：一个由汪精卫主政、何应钦统军的国民政府能不加入反共国际同盟吗?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汪、何驾驭不了整个中国的局势，国民党内群雄争斗，大打内战。无论哪一种结局，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危险，可能出现一场较之国共之间的十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张学良也明白形势严峻，多拖延一分钟，就多一份出乱子的可能。12月24日，东北军的军官和杨虎城探听到张准备无条件放蒋，甚至产生了把张和蒋一同杀掉的念头(13)。这样，张不得不于25日匆匆地秘密地陪蒋离开西安，不仅没让部属知道，也没有通知周恩来。
第三，当时国际国内的舆论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和警告之声，一致指出了莽撞发动事变可能带来恶劣的后果。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12月15日发表社论，称事变为“叛变”，并认为“这次事变与其说增强无宁说削弱中国抗御外侮的力量”。英国政府外相艾登也声称：英国政府对此次事件，实引为莫大的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或将有严重之影响(14)。美国《民声讲坛报》的社评认为：张学良此次行为，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15)。
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12月16日苏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19日苏驻中国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内容相同，均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苏共《真理报》也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事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说张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破坏中国御侮力量的团结”(16)。苏联政府的反应大出张学良的意外，因为张原以为苏联会支持他发动西安事变的。
英美等国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当然希望蒋介石实行抗日；苏联政府毫无疑问也希望蒋介石停止进攻红军，转向抗日。如果西安事变确实能够产生逼蒋抗日的效果，那就跟英美苏等国的目标一致，他们应该支持西安事变才是。然而三国都反对西安事变，这就说明：西安事变不能起到促进抗战的作用，而是起了破坏团结、造成动乱的反作用。
由于英美苏都反对事变，所以三国都主张和平解决。英美还赞同宋美龄等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又分别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英商汇丰银行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保持了事变期间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
日本因为“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17)，对事变不便表示出过分高兴的情绪，但其反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则是十分露骨的。12月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会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17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19日，有田又约见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表示“(国民党)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强硬反对”。23日，日本首相广田又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当时的国内舆论也是普遍反对西安事变的。各地方实力派的表态大同小异，都要求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为省篇幅，此不赘引。许多一贯反蒋的民主人士也不赞成发动事变，例如马相伯。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受惠者，所以建国后对事变的评价越来越高。其实在事变期间，中共对事变的态度也是有所保留的。中共中央称事变为“军事阴谋”，已见前引。另外，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共中央虽然肯定了张、杨发动事变的爱国动机，但又认为事变“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由此中共对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必须指出，尽管中共对张有很大影响力，但毕竟不能代替张作出决定。张是发动事变的首要人物，事变最终如何解决，还得由张决断。此正所谓“解铃还得系铃人”。值得庆幸的是，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捉蒋又放蒋，弥补了自己的过失。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是有功绩的，但这个功绩不在于发动事变，而在于和平解决事变。
第四，从西安事变的结局看，这也是一次枉然的行动。它不仅没有取得什么丰硕的成果，反而遭到重大的损失，得非所值。
前边已经说到，蒋介石只是作了六项口头允诺就获释了，他回到南京后，根本不承认这一事实，更谈不上履行诺言了。换句话说，张、杨在事变中只是白白辛苦了一场。
然而东北军和西北军却失去了它们自身。张学良平素统治东北军，靠的是一套封建宗法制度和方法，绝不象有些人说的，他如何在军队中厉行革新，造就了一支新式的军队。因此张被蒋扣押之后，东北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也分裂成主战、主和两派，而且两派自相残杀。1937年2月2日，主战派枪杀主和派的首领人物之一王以哲及其多人，随后王以哲的好友缪澄流(军长)、刘多荃(师长)擅自撤军，回师西安为王报仇，枪杀了105师旅长高福源和杀王的凶手于文俊。这就给了蒋介石分化瓦解东北军以可乘之机，至1937年4月，十余万东北军经过换防和整编，分散到中原和华东地区，不久便失掉了东北军的传统个性，被同化了。
十七路军自杨虎城被迫辞职出国考察以后，被缩编为一个军，下辖两个师，下一步也要被同化瓦解了。
这样，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也就分裂了，不复存在了。
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就这样收场了，结局实在悲惨，至今令人惋惜。坦率地说，西安事变失败了。这不仅是张学良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注 释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1页。
② 南开大学《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8、389页。
③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④ 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与苏联的谈判》。
⑤ 周开庆《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第90页，正中书局1937年印行。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50、82页。
⑦ 同上。
⑧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⑨ 杨拯民(杨虎城之子)《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红旗》1986年第23期。
⑩ 同⑧，第164页。
(11)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12) 同上。
(13) 斯诺《漫评》第13页，转引自(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244页。
(14) 同⑧，第212、217、219—222页。
(15) 同上。
(16) 同上。
(17) 《朝自新闻》1936年12月15日社论，《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08页。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