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六、西安事变-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讲话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抗 日 理 论 与 实 践
张 学 良
提要:
一、抗日问题,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我们对此问题,一定要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心。
二、从日本的国策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要求是无厌的,势在必统治整个中国而后已!
(1)日本为完成其传统的“大陆政策”,一定要统治全中国。
(2)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与消灭国际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一面要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一面要负起进攻苏联的先锋任务。日本帝国主义在进行进攻苏联政策的过程中,也要统治全中国。
(3)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办法,是用武力占领未开辟的边疆,来控制已经疲惫的内地——对内地用经济侵略。
三、在常理上讲,中日问题,也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1)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和褊狭残酷的性格,为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至于同文同种的关系,实不能抵消一点当前的冲突。
(2)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亦不能为友。中日关系不能公平调整,正是因为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不足为敌。
(3)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得的权利,决不肯轻易交还。所谓:“城是用箭射得来的,还是用箭射得回去”!
四、对日唯有立即抗战,我们决不能再容忍下去!
(1)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过去不抵抗的错误;我们不能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马上要抗战,容忍就等于引颈自戮。
(2)我们不能因为阿比西尼亚抗战失败而自馁。我们中国绝不会作第二个阿比西尼亚。就是假设作了第二个阿比西尼亚,我们也要抗战!所谓:“与其坐而待亡,熟与伐之!”
(3)我们对日抗战的结果,不但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并且可摆脱其他任何帝国主义所加于我们的剥削与压迫。
五、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现阶段:
(1)日本对东北“布洛克经济”的完成,东北经济已经完全殖民地化了。
(2)日本对华北假“经济合作”为名,进行侵略。目前华北经济殖民地化的危机,日形深刻化。
(3)我们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经济永无复兴之望;政治永无独立自主一天。
六、抗日工作的开端:
(1)积极推行抗战宣传,抗战教育,使国民均发挥斗争性。
(2)粉粹日本对于中国采用的恐吓手段与分化政策。用我们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3)拥护领袖,组织民众,集中国家一切力量,长期对日抗战。
七、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般情形的估计和我们应行采用之战略与战术的研究。
(1)日本帝国主义首先要封锁我们的海岸,占领我们海口,以及距离海岸线较近的大城市。但这是不足长的。
(2)抗日战略战术的研究:
(甲)以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主。
(乙)对于重要战略上的据点,和战争形势好转,敌人战斗力减低时,仍要采取必要的阵地战的办法。
(丙)采取坚壁清野政策。
八,抗日前途胜利的保障:
(1)中国的国力远胜于日本。
(2)日本的敌人不只中国一国,在太平洋一带苏联、美国、英国是从北东南三面,同他展开了不可开交的矛盾。
(3)在日本国内,以至日本的军队中,埋伏了几千万颗反帝国主义的炸弹。日本本国内的民主革命,及其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爆发的。
(4)我们是为民族自卫战,为生存而战,为正义而战。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驱逐出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九、同志!中国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我们马上起来抗战吧!我们不再犹豫,我们不再等待!
同志们起来!我们的决心与信心,就是至大的力量,贡献给我们的领袖,向我们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攻!反攻!!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了!
抗日问题,关系我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我们对此问题,当然决不能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而轻举妄动,存在行险侥幸的心理,致落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结果。我们对此问题,必要注意于历史背景与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国外各种问题,如此才能得到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心。
现在先就日本国策,来析讨其侵华的步骤与目的:“大陆政策”,是日本传统的国策,从山县有朋时代便已有具体的内容。那时的“大陆政策”,可以分为下述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吞并朝鲜为目标;
第二个阶段,以确保东北既得权益为目标;
第三个阶段,在利用欧战期间各国不能顾及东亚的时代,以武力胁迫袁世凯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其后到了田中义一时代,完成了大陆政策全部纲领。内容较山县有朋所主张的更为积极,公然要征服满蒙、中国以至全世界。憧憬着建立日本天皇统治下的世界帝国。其实行的步骤,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征服台湾;
第二时期征服朝鲜;
第三时期征服满蒙;
第四时期征服中国全土;
第五时期征服世界。
关于田中义一“大陆政策”的内容及其推进的办法,在田中义一奏摺中叙述的很详细。那篇奏摺是本人在东北时获得的,从各方面证明那篇东西确是真的。在那篇奏摺里说:“我对于满蒙权利如果真实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为假面具,而夙完支那四百余世,再以满蒙之利权为司令枪,而获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与南洋各岛,以及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及欧洲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跃武于大陆者,摄执满洲权益,乃第一关键”。又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至其吞并东北之办法是这样说的:“扶植一亲日政府作傀儡,日本操其实权,威胁利诱,使为我用。迄酝酿成熟,于是出其不意,揭去外幕,正式宣告满洲归并日本”!这与吞并朝鲜的办法,原无二致。
日本传统,征服满蒙,征服中国的国策,除了在“田中奏摺”上可以看得出来的,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找得证据。
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陆海军元帅开会,决定新作战计划,公然规定日本国防第一线如下:“在大陆方面,以运络汉口、山东、哈尔滨之线为第一线。在此线内为作战区域,确系与本土(日本)之交通联络”。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日本为了完成其传统的国策丝毫没疑义的,一定要统治全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还有其更主要的原因在,这便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他为了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他必须极极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中日之战,日俄之战,以及世界大战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面,暂时缓和了累积到当时为止的日本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同时在那里面扩大再生产向第二次战争进行的新要素。好几次战争,每次都带来新的领土和资本积蓄,产生了增进新剩余价值的机会。那些战争,都是为了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必然的产物而发生的。自从世界大战到现在,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又感到不可开交,剩余价值与生产品过剩,和原料与市场的缺乏成正比例的发展,其结果,唯有积极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疯狂地向弱小民族的中国来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外发展的结果,当然又会同其他帝国主义间发生了矛盾。聪明的日本帝国主义,便又公然微妙的利用进攻苏联的政策,来消灭这一矛盾。日英同盟的酝酿,日德条约的成立,以至其他国际帝国主义间外交上积极协调的趋向,都可以说是进攻苏联的政策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占领东北,积极作进攻苏联的准备,确已负起进攻苏联的先锋任务。在进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无疑的他不仅要占领东北,还必须占领华北,西北,整个中国之边疆来控制整个中国内地,否则,他以为无以制胜苏联的。
日本统治中国的办法,从一位日本法西斯派权威学者北一辉所著的书可以看得出来。在前几年他写一本日本改选法案。这本书中国有译本。书中大意说:对中国要取得未开辟的边疆,控制已经疲惫的内地。把内地夺取后,一定要花费许多钱来经营管理,不但无利可图,甚至会赔账。所以对内地,只能控制得住,先占有原料市场,进而实现资本与生产的独占就可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办法,大致没有违背这种主张。比如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绥远准备武力夺取;对长江流域正进行经济的侵略。这种办法,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实在是最实惠的。既可缓和其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又可以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同时,这种办法,对中国方面来说,又是最利害的。夺取了边疆,占领了国防要地,切断了我国与其他国的联络,等于使中国困守绝地,无法不俯首贴耳的听命。用经济侵略内地,不和当地民众直接冲突,喝了我们的血,还叫我们不发觉,不知起来反抗。用经济控制的办法,实在比用武力征服聪明得多,历害得多。我们都要彻底了解,千万不要受他们蒙蔽。本人在东北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首先也是提出“经济合作”的要求。他们所谓“经济合作”就是经济侵略,所以本人当然绝不接受。我常同日本(人)说:“我们是主人,你们是客人,对于我们财富的开发,我们是有自主权的。即使需要你们的人力和财力,就是技术和资本,同你们合作。但在数量上你们是不应该超过我们的。其办法具体的说,我们出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力、财力,得百分之五十五的利益。客气点的,各出一半,各得一半。这在我们这方面已经是很让步了。你们不答应,我们再退一步,你们出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力、财力,得百分之五十五的利益。你们若再不答应,你们定要出百分之九十的人力、财力,得百分之九十的利益,这叫什么“合作”呢?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纵然我们是丧心病狂答应了,恐怕事实上你们也行不通。在中国地方,你们那样干,中国民众能毫无表示吗?民意是不可忽视的!”
从日本的国策上看,日本势在必统治整个中国。即在常理上讲,中日问题也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日本民族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过去少受挫败,所以日本人普通的有一种骄矜的心理。这就是所谓日本民族的优越感,或认为大和民族不得了,定可“跃武扬威于大陆”!日本人以前常责备我们中国人妄自尊大。其实,他们可真太妄自尊大了。好多日本人都是这种思想,东亚的主人翁是日本;中国不能独立,非受日本人的保护不可。甚至以为中国人根本不应该有国家的观念,中国人根本谈不到爱国。凡是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都身受过他们这种奚落揶揄。的确,日本人简直就没有拿中国当独立国家看;没有拿中国人当有独立人格的国民看,所以侵略我们的国家,灭亡我们的国家,还得要我们和颜悦色说日本人好,侵略得对,灭亡得对。如同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骂不准还口,打不得还手;甚至用刀杀也不准反抗。不但不准还口,不准还手,不准反抗,而且要匍匐在地下甘心忍受。这真是太无道理了!
日本人民这种优越感,实为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当本庄繁在东北当顾问时,曾陪我到日本观操,归途他问我:“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是留英的亲英,留美的亲美,为什么留日的反来反日最力呢?”我回答他说:“就是因为日本人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事实上的确是这样。
日本是一个岛国,开化的也比较晚,因此日本国民的性格比较褊狭残忍。印度亡于英,而印度人却没有受到东北人那样的痛苦——当然印度人所受的痛苦,也是人所难以忍受的。英国能容印度有甘地,日本却绝不容在他统治之下产生甘地。日本这种褊狭残酷的性格,也是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
至于有少数人以为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因之两国关系应该调整,易于调整。这更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其实同文同种的关系,并不能抵消一点当前的冲突。同文同种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简直微闻的很。比如德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合作时,并不一定由于同文同种的关系;分裂时,更不能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而挽回。这点我想大多数人都能明了。
徐道邻过去写过一篇《敌乎?友乎?》平静的分析中日的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结论上有这样几句话:“究竟是相互为敌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的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承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永远的智慧了。”他这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以为分析中日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还应该顾到这点,就是,能为敌,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亦不能为友。中国现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以为不足为敌,所以他们才不屑与中国为友。惟有全国起来,一致抗日,与日本以相当打击,中日国交才有公平调整的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得权益的那是用汗血换去的,当然决不肯轻易交还。设想中日关系可以和平解决,公平调整,实在是妄想。过去在东北的时侯,我曾为收回旅大问题,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交涉,最终他说这样一段话:“我一点不客气的同你讲,在我们日本有一句俗谚,‘城是箭射得来的,还要用箭射回去’。旅大是汗血换来的,还要用汗血换回去。”林权助这句话可以推论,日本在中国所有已得的权利,当然决不肯轻易交还。中国对日唯有抗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和民众,不能不承认,没有把事变的起因和演变,认识得清楚,把握得住,因之都犯了两个大错误:一个是依赖国联;一个是希求事态不扩大。依赖根本没有力量的国联的失计,任何人都已晓得,不必详述。至于希求事态不扩大,这种幻想简直可笑,我们越是这样希望着,事态越会扩大。日本可以利用我们这种心理上的弱点,判断的错误,要来积极推行其侵略政策。
过去的错误,我们不能不察明,不能不承认。既已察明,既已承认,我们决不能一错再错。的确在现阶段里对日的只有抗战。除了抗战好,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这如同残暴的强盗,已经把我们绑起来,马上就要举刀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容忍吗!?主张容忍的人,同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说,等若干年后我还是这么大的人,有什么区别?试看:过去五年来容忍的结果是什么!?假如再容忍五年,结果又当如何!?我敢断言:对日再容忍下去,不要说五年,恐怕不到一年,整个中国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了!中华民族的自由将永远被人剥夺了!等到那时想抗战也没有机会了!再想收复东北,简直是笑话了!整个中国都完了,何从收复东北!?即假令整个中国尚未亡,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大规模移民计划成功,再想收复实在太难了。
我们现在处于垂死的境地,我们唯有抗战!我们马上要抗战!我们一定要奋力向前冲!只有这样才有胜利的成功!如同操典上所说的:作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向前冲;退却必死,前进尚可胜利!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抗意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因为阿比西尼亚失败而自馁。我们中国的国力优于阿比西尼亚十百倍。我们决不会作第二阿比西尼亚!况且,阿比西尼亚的失败又是因为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所致。就是退一万步说,假说我们真作了阿比西尼亚,我们也要抗战!因为不战是必亡,所谓“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坐而待亡,在帝国主义那面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真是他们所最希望的!
我们中国,现在不仅受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还受其他各帝国主义者剥削。对于这些剥削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不能都对他们宣战,而且不需要那样。只要我们抗日获得胜利,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驱逐山去,把东北收回来,那时我们便会成为世界上一等的强国,其他各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剥削与压迫,自然随之而摆脱了。
现在说一说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现阶段的情形。先从东北经济状况说起。
日本对东北,是想创立“布洛克经济”。“布洛克经济”有人译作集团经济,就是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来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根本矛盾。其目的有四种:一、日本国内工业原料的供给;二、日本商品新市场的获得;三、过稠人口移住;四、资本的独占。
目前日本对东北“布洛克经济”已经完成,即东北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了。
关于东北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用几个数字来说明。这些数目字虽然未必精确,而且是很旧的,但总可以看得出来东北经济殖民地化的情形。
东北对日输出入贸易对照表(单位千元日金)
年度出入: 21年 22年 23年 24年
输 出 额: 235,861 209,740 218,675 217,292
输 入 额: 197,160 339,809 408,60l 456,674
由上表可以知道,自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输出激增。东北市场完全在日人掌握中。东北人民血汗的金钱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吸收去了。
日本对东北投资数目表(单位千元日金)
年度资别: 22年投资额数 23年投资额数
伪国国债: 28,570 8,842
满铁股本: 44,000 30,000
满铁公司债: 124,000 160,000
其他股本: 15,000 122,000
其他公司债: 8,000 28,000
日本公司及
银行支店: 8,OOO 85,000
一般商人: 5,800 6,200
不 动 产: 1,300 4,700
借款存物: 4,000 32,000
总 计: 338,670 376,742
日本对东北的投资,事变前共约十六、七万万元,加以事变后突飞的增加,对东北确已实行资本独占了。
由于东北事变后税收和财政状况,也可以证明东北经济完全殖民地化。
伪国税收报告表(单位千元(满)币)
年度税别: 22年度 23年度 24年度
关盐地税: 90,000 114,000 145,000
杂 税: 6,000 19,000 35,000
关于伪国税收的情形,日本经济专家山峙精存,于视察伪国后下了这样一句评语:“税名减少,税额增多”。东北的税额自事变后,累年增加,东北民众不堪其苦!
伪国税收增多,而这些钱多半开支于军政费“九·一八”事变后,伪国军费全年支出三千几百万元。现在增至六千几百万元,五年间军费增加一倍,就中每年支给关东军一千几百万元。“九·一八”后伪国增加许多为统治东北而设的官吏,如行政机关的日本参事官等。此外,伪国官吏薪水也非常高,日本国务大臣年俸祗六千八百元,伪国国务大臣年俸却是二万六千元。所以伪国政费每年要支出一万万元,较东北事变前增加两倍。
伪国预算(单位:千元日金)
1932年度: 113,308
1933年度: 149,169
1934年度: 188,725
伪国预算如此无限制澎胀,欲求收支平衡,唯有出自增加税额剥削民众之来!
日本移民历年增加人数调查:
1932年: 640
1933年: 3600
1934年: 6480
1935年: 8648
日本对东北侵略政策,因治安问题,过去显然没有成效。不过日本并没有恢心,此后五年内,预计每年强迫移民一万八千人。
从以上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东北的经济已完全殖民地化了,东北民众的膏血快要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吸吮净尽了!
华北对外贸易输出入表(单位:千元)
年度出入: 20年 21年 22年 23年
输 出: 242,614 169,393 152,272 135,781
输 入: 270,396 264,468 204,676 161,776
华北的输出入贸易,一向是日本占优势的。自从近二年半,当然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占绝对优势。尤其是武装走私以后,华北对日贸易简直无法统计了,整个华北市场几乎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夺去了!
至于日本对华北的投资,据以前调查,即以河北山东两省而论,已达184,900,000元,及至最近更大量的增加,开拓公司一家股本即定为900,000,OOO元。总之,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假“经济合作为名”,进行经济侵略以来,华北经济殖民地化的危机确日形深刻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不仅限于东北,也不仅限于华北,而是对中国各地一起进行——真象水银荡地一样的无孔不入。中国各地普遍的闹着工商业不景气,农村凋敝,直接间接都和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国经济实在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经济是一国的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
我们中国人,受了传统消极思想影响,易于被环境征服,而没有斗争性。中国人的消极思想,由几句在社会上流传俗语,可以充分表示出来,如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休谈国政”,“明哲保身”等等。有这种思想的民族,怎能冲破环境?怎能掀起正义的斗争!?我常说,国民没有斗争性,便有亡国的可能,中国便是如此。相反的,国民有斗争性,便决不会亡国。我最钦佩德国的国民性。德国国民性沉着善战,最有权力,最富于斗争性,任何压迫,任何困难都不能制服德国人。
我们中国现在所最需要的是德国的国民性。这种最有权力,最富于斗争性的国民性,我们马上要养成,我们马上要藉着大规模地抗战宣传和普遍地推行抗战教育来养成。抗战教育在目前实在是万分迫切的需要。
我们中国人的弱点,除了上面所说的一种以外,还有很多。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得以针对着我们的弱点,确定了恐吓手段,分化政策,希图不战而胜。一位日本驻华高级军官,不久以前曾发表一篇秘密谈话,其中有这样几段话:
“帝国可以欣慰者,为中国官吏慑于恐日病,而不敢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实力派约十分之七,均非常聪明,不愿发动实力违抗帝国之意图,以取咎戾,更不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采自保主义,以维护一身。在不违抗帝国原则下,苟延存在。此等个个独立的小势力,仅为其小集团谋利益,当然难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之俊杰的心理,恰予帝国的可乘之机,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倘以当年张作霖氏之说打就干,不管外交,或国际战;又后来之马占山氏,虽明知实力悬殊,而仍硬干、强干,则帝国为对华工作,难免吃‘眼前亏’。帝国军队,为免‘相当损失’,亦必慎重行事,不可威迫太甚。须知中国军队,正式作战时多失败,及变为共匪之后,反成为皇军之劲敌也。
中国实力派,大都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之主义。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等状况。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疾苦,彼等似不负任何责任,而彼等政治欲、物质欲,却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势以解决其欲望之外,殊不愿分散其势力,于是置心国事极少,大都贪利顾己不顾国家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倘怒不足,遑论抗日,××××××××意志××薄弱,(×为脱漏字)不堪利诱与威胁,吾等由满洲事件之已成效果,及以后全华各地当局之—再退让观察即可证实,故此后帝国主义对华工作应以击敌大对象,而维持小对象,以分散其实力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
中国人民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大多官民卒多利令智昏,甚且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小集团之欲望解决,其他事情,一国地谁属,可以不问,虽有一部人尚能顾全大体图得向勉,而又均处于被压迫下层,无米难炊,英雄无用武之地。故此后帝国应采取‘使权业份子镇压忠干份子’之方策。
以华北民众论均为奸滑,意志薄弱,易于利诱威胁。民众间缺乏团结组织及训练,完出散沙的状态。故长城事件以来,迄今无抗日努力之结成与发动。非若满洲方面‘九·一八’迄今四年余,反满抗日势力,再接再励,虽迭经宜抚讨伐,而其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敌对势力。
华北现在之抗日份子及学生,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意志,然大部为客籍份子,殊难深入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都瓦解,故不足为意。但彼等深刻怀于反满抗日之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鼓吹抗日,组织实力,训练民众,殊为帝国之大敌。因此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关于彼等行动,采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是可直接干涉。”
那篇谈话的结论是这么说的:“帝国对华工作,此后采取华人治华主义,其方式一如满洲国,绝不愿以军方占据,自我麻烦。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实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独立的政权。第一阶段,必须确保华北及西北。”
(西安《解放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九日)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