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十六岁的少帅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
蜚声中国政界、军界的张学良少帅，一九○一年六月三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中国大陆东北，今天的辽宁省台安县桑树林子乡詹家窝堡村。其父张作霖官运亨通，一跃而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北洋军阀政府的末代元首。其僚属尊称他为“老帅”，故人称其子张学良为“少帅”。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共有妻妾六人，八子六女。张学良为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兄弟八人中排行老大〔1〕。张学良十一岁时，其母便因病离人世而去〔2〕。
在张学良很小的时候，其父张作霖就在中国称霸一方了。但他发迹于绿林草莽之中，文化素养甚低，不通文墨，只上过一年私塾，而且学的是兽医科，所以他几乎是个文盲。
文盲的张作霖，在与对手角逐中，吃了不少苦头，深感文化在实现个人野心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自己不通文墨之苦，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打下了极深的烙印。他不愿意看见自己遭受的苦痛再在儿女身上重演，望子成龙之心迫使他一心想把儿女培养成通达事理、识文通墨的文武全材。尤其对长子张学良，更是倾尽心血、全力栽培。张学良刚满七岁，张作霖就特聘地方的儒学名流做家庭教师，为其启蒙。后来又聘请当地有名望的鸿儒为他讲授经史典籍。然而，张学良这个既淘气、又聪颖过人的小家伙，并不用心学习，专爱恶作剧，宁愿在父亲的兵营周围玩耍，也不愿在家里面壁读书。因此，他的注意力始终也没有集中到学习儒学上来。结果，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并未在张学良身上产生多大影响。
张学良十一岁这一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的父亲张作霖就在这一年进入了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奉天城，张学良也随其父第一次来到大城市。
当时的奉天城，是一个国际性都市，日、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馆设在这里，还有一些商务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复杂的环境里开始了他新的学习生活。
张学良和与其同龄的中国青年不太相合，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演会及各种球赛等等。基督教青年会成了张学良开阔视野的场所，学习社会知识的课堂，结交朋友的基地。他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开始接触西方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享受了一些在自己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许多在传统式的中国家庭、尤其是象张作霖这样草莽绿林家庭所缺乏的气息。他在这里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3〕。在今天看来，这些是比较平淡的事，但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他还学会了英文，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一些西方朋友，如詹姆斯·爱尔德，他俩成了莫逆之交。后来爱尔德做了张学良的私人管家〔4〕。当张学良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写到，他受西方老师和朋友的影响超过了本国的师友〔5〕。
张学良出生于草泽之间，孕育他的社会，是硝烟连年，杀伐常见的不安定社会；孕育他的家庭，过着朝夕不宁、动荡无终的兵马生活。他幼年丧母，其父热衷于权力争斗的官场，对家庭子女虽有抚育照顾之心，却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张学良失去了母爱，应该得到的父爱也没有得到。家门前虽然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占据张学良心灵的却是孤独与空虚。
张学良的性格与绿林草寇、马上枭雄的父亲不同，他厌烦暴力、动荡，希冀安定、和平。他不想做称霸一方的草寇，不想做什么将军，他希望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学一门知识。但这种念头刚一萌生，就被他父亲扼杀了。有一次，张学良提出去美国留学，希望得到父辈们的支持。结果，东北的父辈元老们不仅不支持，还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训拒绝他〔6〕。还有一段时期，张学良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报了名。但大帅为他选择的是军人的生涯，而不是学者之路。
一九一六年，张学良的父亲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独揽奉天军政大权。“君临”奉天之后，他便开始为称霸全东北作准备。不出两年，他果然如愿以偿，捧到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印鉴，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是个很有政治谋略的人，称霸东北之后，深感单靠“绿林”兄弟，不能创兴大业，必须招揽人材，提高部下的军事素质。一九一九年三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停办多时的东三省讲武堂。他把绿林伙伴张作相、汤玉麟、阚朝玺等都送到讲武堂学习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也从北京召回张学良，送他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7〕。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一所以培养中下级军官为目的的军事学校。张作霖对此寄予极大的希望，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军官。
张学良学习勤奋，训练刻苦，从不以老帅长子自居，深得教官与大多数同学敬慕。尤其是战术教官郭松龄看他抱负雄伟，大有可为，足以承袭老帅之职而倍加赏识，不仅教他战术课，还辅导他学习数学、物理及高等军事学。张学良在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等六大军事课目，为他以后统帅奉军，征战沙场铺下了坚实的基石，为他风暴性的人生注入了搏杀的资本。
张学良毕业后，老帅采用一系列可能奏效的方法，促成其“将门虎子”的名声，以便使之成为自己的继承人。一九二○年(民国九年)春，张学良以二十岁少龄统带巡阅使署卫队旅。为改革旧军队，张学良向老帅推荐郭松龄做自己的参谋长。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时就非常敬重郭松龄，佩服郭博学多识、遇事冷静、刚正凛然的英雄气质。郭松龄年长张学良十九岁，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担任过广东军政府警卫军的中校参谋，韶关讲武堂教官，既有经验，又精通理论。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是可以弥补他自身缺憾的最理想的人物。老帅渴望少帅早日成熟，应允了张学良的请求。
郭松龄做了张学良的副手之后，专心整治军队，时间不到一年，卫队旅名冠各军之首，军容为之一新，绿林弊端一扫殆尽，一跃成为奉军劲旅。一九二○年秋，吉、黑两省土匪作乱，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率队进剿，大获全胜，张学良在奉军将领中初露锋芒。同年，直皖战争期间〔8〕，少帅率领他的第三混成旅入关“调停”，参加过零星战斗。从一九二○年起，张学良在东北政治、军事各项事务中逐渐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能，开始进入决策圈。
一九二○年十一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少将。
少帅是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华夏骄子。一九二一年，他接受父命，东渡太平洋，观看日本军队秋季军事操练。岂知此次东渡，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强烈的反日情绪萌生于心底。当日本人问他有何观感时，张学良回答：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9〕。归国后，他提议对整个奉军进行全面整治，整顿军纪，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决心赶超日本。他父亲采纳了他的建议。
直皖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操纵北京政府，大有一言九鼎之势。直系军阀吴佩孚深感愤怒，痛骂张作霖把持政局。奉张、直吴两军剑拔弩张，达到了不兵戎相见别无他途的地步。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坐阵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军分东西两路，向直军发起全面进攻。张学良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位居中锋，直捣直军吴佩孚总部所在地保定，作战对象是直军精锐。
奉军西路一战即溃，东路第一梯队、第三梯队也先后崩溃，惟有张学良所部进军顺利，攻势甚猛。直军特别重视张学良的中路先锋军，调动劲旅，以优势兵力对付张学良。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张学良在郭松龄的辅助下指挥有方，设计使直军误入奉军埋伏圈内，致使直军惨败。
虽张学良、郭松龄所部取得了局部战争的胜利，但终因奉军全线崩溃，败局无法逆转。张作霖见势不佳，急令总退却，并用急电调张学良回部开会，脱离险境。张学良在山海关集结败兵，重整旗鼓，迎击直军。郭松龄与张学良密切配合，临危不惧，阻止了直系军队的进攻，使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了。但张学良却在郭松龄的帮助、扶持下显露了才能。回到奉天后，张学良被任命为军长，兼奉天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主持军官的训练工作，并被委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直接统领奉军的训练、编制的整理。整编中，成立了东北航空处，张学良任督办。
一九二四年，东北空军组建完毕，成立了四个空军大队，从国外购进新式飞机一百二十架，张学良又出任东北空军司令〔10〕。
一九二四年九月，皖系军阀卢永祥与江苏直系督军齐燮元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为雪上次兵败之耻，下令调兵入关，“维护和平”，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在战斗序列上编成联军作战，负责向山海关的直军主力正面进攻。实际上，这次奉直大战，奉军的前敌指挥大权由张学良控制。奉直大战的正面战场在山海关，双方都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直军首先抢占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张学良指挥部队从左右两翼进攻，因直军凭险据守，屡攻不下，双方战事处于相峙状态。为打破僵局，张学良令少数部队佯攻山海关正面，另派副军长郭松龄抄右翼，直捣秦皇岛，从直军前后两面夹击。直军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五万主力直军纷纷缴械投降。吴佩孚率残军乘船从海上狼狈南逃〔11〕。张学良一举扬名，成为一名能征善战的青年将领，有勇有谋的“将门虎子”。
一九二五年，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津榆驻军司令。五月，张学良逼迫冯玉祥部退出了中国的中心城——北京。后来，他又受命赴长江中下游地区巩固军事征服后的政局。六月中旬，张学良率兵两千进驻上海，为奉系势力扩展到江苏铺平了道路。八月，他奉命检阅秦皇岛的渤海舰队，同时，收编渤海舰队为东北舰队的一部分，扩大了自己的海军力量。张学良年仅二十五岁，却屡建功绩，声誉也随之扶摇直上。
张学良等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接连告捷，使奉军势力从东北扩大到了江南，奉军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杨宇霆就职不久，部署未竟，遭到了浙江督军孙传芳及皖系军阀的进攻。杨宇霆仓皇离职，逃回奉天。直系吴佩孚乘机通电倒奉，冯玉祥也准备随时策应。张作霖腹背受敌，为保卫东北和巩固京津地盘，决心两面作战，一方面防御西北的冯玉祥，一面挥师东南，扩大势力范围〔12〕。当此紧要关头，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几乎颠覆了老帅张作霖的军政权。
郭松龄是位颇有骨气的标准中国军人，他为人正直，才干过人，无论是为奉系军队的训练，还是为老帅东征西讨，扩充实力，他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张学良的师长和密友，他深得张学良的敬重和信赖，老帅对他的才干也颇为赏识，有意派他辅佐少帅，继承东北基业。虽然郭松龄也是军阀队伍中的一个旧军官，但他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13〕，具有许多先进的新思想。他痛恨各派军阀连年不断的战争，主张退守关外，保境安民，休养生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东北。对此，张学良亦有同感。但是，这种想法断难为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张大帅和杨宇霆等人所容。一九二五年末，郭松龄手握奉系最精锐的军队，在冯玉祥的鼓动下，起兵反奉。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发表反奉宣言，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派杨宇霆；拥护张学良接任奉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停止内战。随后，郭松龄挥师倒戈出关，一路斩关夺隘，直逼奉天〔14〕。奉天主力除郭松龄所部之外，尽在关内，关外兵力空虚。张大帅惊慌失措，大骂张学良混蛋，看不出郭的阴谋，盛怒之下，竟要处死张学良，只是在其老伙伴们的恳求之下，才饶恕了他〔15〕。张学良受命前往秦皇岛劝郭息兵。郭拒绝与张学良会面，只是以书信相传。郭松龄披肝沥胆，向张学良表白其赤诚忠心，表示今日起兵倒戈，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16〕。张学良百感交集，他敬佩郭的为人，理解郭起兵的原因，但也恨他冒然行事，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之尴尬境地，故复信郭松龄：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阶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主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17〕最后力劝郭松龄，只要偃旗息鼓，放弃军事行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均可磋商解决。无奈郭松龄志向已定，张学良劝和之举，毫无结果，不得已黯然而返。
十一月三十日，张作霖正式发布“讨伐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向日本关东军求援。日本人经过再三权衡，觉得郭松龄桀骜难驯，还是由张作霖主政东北对他们有利。故出兵协助奉军，抗击郭松龄。
郭松龄的部队是奉军最精锐之师，武器、装备都比张学良临时凑起来的关外留守部队强。郭军出关后，所向披靡，连破奉军各部在榆关、绥中、兴城、连山等地的防线。十二月六日，长驱直入锦州。张学良被迫退到新民屯，在巨流河左岸构筑最后一道防线。此地距奉天只有数十里地。张学良手下的杂牌军，勉强凑足二万多人，武器弹药均极勉强，仅有重炮十六门，山炮野炮六十二门，追击炮二十二门，重机枪二十八挺。但张学良除此武器之外，还有一个不战自胜的武器，这就是阵前喊话。张学良与郭松龄自带兵之日起，一直是合署办公，郭松龄的部下对少帅非常熟悉，识其才能干练，知其为人大度恢弘，甚为敬佩，颇有感情。特别是作为一支旧式军阀武装，奉军官兵都有一种强烈的宗法观念，郭松龄的部下也不例外。所以张学良在阵前一喊话，倒戈部队军心大动，士气顿消。军中纷纷传言，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18〕郭松龄的参谋长邹作华密令部队将炮弹引线抽出，结果，郭军射出的排炮炮弹，落地不炸，全军由胜转败。郭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企图扭转战局。席间，不少将领提出“停战议和”，并事前就有几个旅长已向张学良通报了军情。十二月二十四日，郭见败局难转，率领部分官兵，准备退到榆关，待机再战。郭一走，参谋长邹作华立即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茂宸(郭松龄之字——著者注)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19〕随后，号令全军，停止战斗，主要将领全体向张学良投降。至此，郭松龄倒戈反奉，历时月余，彻底失败，郭本人于逃亡途中被俘。
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并未割断张学良和郭松龄之间的眷恋之情。郭被捕后，曾想给张学良写下一绝命书，但终因感慨万千，似有千言万语，却又无从写起，只得“掷笔作罢”。〔20〕张学良闻知郭被俘后，一再询问郭的情况，唯恐他落入张大帅和杨宇霆之手，下令将郭解往自己的驻地，准备私自放他出国。不料杨宇霆早有防备，赶至张学良前面，将郭匆匆处死，以免夜长梦多。张学良跺足叹息，悲愤万分，此后，益发厌恶杨宇霆了。每当遇见不顺心的事，常自发感叹：有茂宸在，哪用我犯这份难。〔21〕张学良对郭的眷恋之情，至今未泯。一九八一年东北“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少帅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22〕
反奉战争结束后，杨宇霆等人不但力主从严惩处郭松龄，而且主张把郭松龄手下的军长和冲锋陷阵的旅长统统杀掉，以防后患。张学良力谏老帅，不能再多杀一人。经张学良苦苦哀求，老帅答应，“让张学良看着办吧!”〔23〕张学良不计前仇，对郭松龄旧属一律宽恕，不杀一人，并全部录用。
张学良的容人大度和平时在军中享有的威望，使大伤元气的奉军，特别是接近崩溃的第三、四方面军团很快复原。张学良迅速地集结散溃于新民、锦州、绥中各地，处于绝望之中的郭松龄旧部于自己的旗下，恢复了奉军精锐。
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大动荡、大混乱的时期，大小军阀割据一方，把中国分裂成许多独立的领地。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时分时合，忽聚忽散，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局，呈现出一幅纷纭杂乱的图景。
一九二六年，西北军阀冯玉祥成了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的共同敌人。曾经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直奉两军，此刻捐弃前嫌，结成了攻击冯玉祥国民军的统一战线〔24〕。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统率第三军，战功卓著。打败冯玉样后，吴佩孚报请北京政府，授予张学良陆军上将军衔，张学良时年二十六岁。此后，他便在奉军内部逐渐获得了“少帅”的称谓。
一九二六年冬，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奉系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后，张大帅又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学良则以上将军团长的身份，统帅奉军主力，开始与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部队作战了。
一九二八年，由广东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正在挺进华北，而加入国民革命的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已兵临京津地区。“君临”北京的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号令奉军撤至关外，自己也顾不得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象征着社稷、权力的北京，于六月三日乘专车返回他的独立王国——东北。不料，野心勃勃，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再也不耐烦张作霖的回避、推托、装糊涂式的对日交涉方式，决定置他于死地。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当专车就要驶进奉天车站时，轰然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这位声威显赫、不可一世的大元帅，在逐鹿中原的枪林弹雨中安然无恙，然而却在自己的大本营里遭到日本人的暗算〔25〕。
大帅惨死之后，整个东北群龙无首，军界、政界的领袖们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挑选大帅继承人是最首要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大帅的长子，早就以“少帅”闻名的张学良应是东北新统治者的法定人选，大多数人也考虑到这一点。然而，事实却不尽其然。年仅二十八岁的张学良远不能一帆风顺地继承父业，相反，他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少帅没有老帅那种绝对的权威，他并不是东北新主人的唯一人选。例如，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德高望重，深得人心。他虽然与张作霖并不沾亲，但同姓一个张字，是大帅最亲密的结拜兄弟。大帅的总参议杨宇霆精明干练，足智多谋，颇具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深为大帅所倚重，多年来掌管中枢，在东北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他们都是张学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东京的日本政府官员和南满的关东军密切注视着东北的新动向，竭尽全力干预东北的政权转移。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进一步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因此，他们急欲挑选出一个代表日本利益的继承人，在这一地区创造一个傀儡政府。由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和实力，获得他们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杀父之仇，日夜煎熬着少帅的心，只是考虑到东北特殊的历史背景，他才忍气吞声，对日本人隐忍不发。出于这种反日情绪，他没有向日本人寻求一点帮助〔26〕。
过去在张作霖强有力的统治下，军队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反叛事件，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可说是仅有的一次例外，它是由于与冯玉祥合作，而由南方输入到东北来的〔27〕。大帅生前，关外东北一直是一个相对安定和睦的独立王国。可是在他去世之后，地区间的不和，派系间的纷争开始表面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飞短流长。有消息说张作相正在与张学良进行一场争夺东北领导权的斗争；另有人说，张学良不过是先大帅的总参议杨宇霆手中的一个傀儡。这些谣言有些出自日本人之口，有些则是由地方政客和各竞争派系的支持者们捏造出来的〔28〕。有些报刊报道说，关东军赞同杨宇霆做张作霖的继承人，有些报道甚至还暗示，杨宇霆参与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29〕。
当张作霖遇难之时，张学良仍在北京，他和杨宇霆所统帅的奉军主力三、四军团为全军押后阵，掩护自一九二四年以来陆续进关的东北奉军撤退〔30〕。少帅获悉了父亲遇难惨死的噩耗之后，便与杨宇霆秘密地离开了北京，来到位于直隶(后改为河北省)北部山海关附近的滦州，这里是奉军张学良所部的司令部。少帅在滦州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最后，张、杨以及其他军事要人决定，少帅立即返回奉天主持大局，杨宇霆则继续留在关内，指挥撤军事宜〔31〕。少帅归心似箭，为预防重蹈其父亲的覆辙，他微服秘密出关，装扮成一个普通士兵，混在运送军队的军用列车之上，终于平安抵达奉天，免遭日本人的毒手〔32〕。与此同时，奉天公安局长臧士毅等人巧设妙计，密不发丧，并扬言大帅的伤情正在好转，已接近康复，以此迷惑日本人，使之不敢轻举妄动〔33〕。
当时的局势确是万分危险，大帅猝死，东北军政失去重心，人心涣散；奉军主力尚在关内，东北兵力空虚；关东军整装待发，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举事发难。少帅回到奉天之后，一面尽可能继续隐瞒大帅的死讯，一面迅速巩固自己在奉天的个人地位，以便确保他能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
虽然官方隐瞒实情，秘而不宣，但对密切关注此事的中国政界来说，少帅的计谋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六月中旬，张学良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和安排，军事上也基本部署就绪。六月十九日，大帅府终于开始非正式地透露了大帅张作霖的死讯〔34〕。
在此之前，东北军队已基本上撤回奉天。六月十六日，在一次高级会议上，由臧士毅提名，全体一致通过少帅为奉天督办〔35〕。第二天正式宣布了任命。六月十九日，张学良宣誓就职，并兼任由十七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东北军界的主要将领之一万福麟将军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的督办，代替了与张作霖同车炸死的原黑龙江省督办吴俊升〔36〕。
虽然少帅执掌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但还远未成为张作霖权力的继承人，吉林和黑龙江仍在他个人管辖范围之外。少帅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公开与吉林省督办张作相竞争，他就很可能遭到失败。张作相是他父亲的老伙伴，鉴于他的资历和声望，以及他在东北军界、政界领袖中的好人缘，他在东北会受到更广泛的拥戴，年轻的少帅恐怕不是对手。然而，张学良并未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争夺东北的最高权力，而是谦恭地请他出任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这一东北最高统治者的新官衔。张作相乃是忠厚长者，他岂能辜负自己多年相随的老首领。于是，张学良的正统地位发挥了作用。他沾了其父帅的光。张作相非但拒绝接受这一职务，而且极其动情地发誓：他要象忠诚老帅那样辅佐少帅，支持张学良。杨宇霆也发布通电，表示要以东三省大局为重，拥立“汉帅” (少帅字汉卿)〔37〕。少帅对张作相谦让有理，对其余的人可就当仁不让了。于是，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38〕。同时兼任奉天东北大学的校长。自此，“少帅”这一非正式的但极为流行的称呼才算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张学良终于成了老帅的继承人，开始了统治东北的少帅时代。
注 释
〔1〕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北平，一九三七年版，第3页。另见霍华德·L·鲍曼《中华民国人名辞典》(Howard L 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of China)，第一卷，第26页。
〔2〕《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忏悔录》(以下简称“忏悔录”)，刊于《明报月刊》，香港，33号第50页，一九六八年九月。“忏悔录”是张学良的撰文，披露了一些有关他自己和西安事变的资料。文章是以忏悔录的体裁写的，原载于台北《希望》杂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号。这篇文章刊出后，该杂志即被台湾政府查封。然而，此文已被香港，美国一些杂志，报纸转载。
〔3〕王卓然，前引书，第3页。
〔4〕爱尔德(James Elder)，英国人，其父为北宁铁路的总工程师，也是大帅张作霖的亲密顾问。爱尔德与少帅自幼一起长大。大帅去世后，爱尔德实际上成了少帅的私人管家。他多次去美国投资，特别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参见《纽约时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六版。
〔5〕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
〔6〕采访张学良部下王铁汉将军，台北，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
〔7〕詹姆斯·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James Bertram，First Act in China),纽约，一九三八年版，第43页。
〔8〕直皖战争，是一九二○年七月——八月在华北军阀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则以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为首，双方展开激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详情，见李剑农《中国政治史》，第二卷，第四章。
〔9〕《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第217页。另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沈阳，一九八六年版，第3页。
〔10〕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北，一九八四年版，第17页，另见《辽宁文史资料》，沈阳，一九八五年版，第六辑，第40—44页。
〔11〕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详情，见司马桑敦前引书，第19—22页。
〔12〕同上书，第24页。
〔13〕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创立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主张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14〕有关郭松龄倒戈的详情，见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台北，一九六八年版，第30—61页。另见郭大鸣“先兄郭松龄将军传”，载《传记文学》，台北，第十六卷，第二号，第5—13页。
〔15〕王卓然，前引书，第86页。
〔16〕见《晨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7〕见《申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
〔18〕鲁穆廷“忆滦州会议及其他”，载《辽宁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58页。
〔19〕《益世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0〕任松等著《郭松龄将军》，沈阳，一九八五年版，第194页。
〔21〕见《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35—136页。
〔22〕见台湾《联合报》，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23〕前引《郭松龄将军》，第195页。
〔24〕详见前引《张老帅与张少帅》，第35—37页。
〔25〕张作霖乘坐的专车据说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坐的花车，该车厢被日本人埋设在奉天车站附近皇姑屯的炸药炸成了碎片。见日本国际关系协会，太平洋战争起源研究委员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战前外交史》，东京，一九二六——一九六三年版第二卷。《满洲事变》，第309—312页。关于此次事件的英文版资料，请见P·S·道尔“暗杀张作霖” ， (“The Assasination Of Chang Tso—lin”)，载《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五二年，第453—463页。
〔26〕同上。
〔27〕《益世报》，天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一版。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载《中华月报》，香港，一九七三年四月，第691号，第8页。
〔28〕《晨报》，北京，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三版。另见《现代支那的纪录》，东京，一九二四——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258页。
〔29〕罗家伦编：《革命文献》，台北，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卷，第1773页。
〔30〕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期间，东北的奉军被蒋介石率领的南方革命军所击败，张学良遂从北京撤出他的军队。
〔31〕前引《革命文献》，第1773页。
〔32〕同上书，第1774页。
〔33〕另有资料表明：张学良指示当时的奉天省长刘尚清，推迟为他父亲举办丧事，并严守机密，等他回来。《益世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三版。另见前引《现代支那的纪录》，第257—258页，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66页。
〔34〕正式发表于6月21日。见司马桑敦前引书，第67页。
〔35〕“督办”意为军事长官。当时东北各省政务设省长，军务设督办，为双重领导体制。《益世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一版。另见王卓然前引书第88页。前引《现代支那纪录》，第二十一卷，第180页。
〔36〕罗家伦前引书，第二十一卷，第1801页。
〔37〕见《张学良与杨常事件》，沈阳，一九八六年版，第121页。
〔38〕他是由东三省联合会议推选的。见前引《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一卷，第61页。另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一九五七年版，第299——300页。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