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张学良政治集团的形成——暗杀杨、常 中东路战争
（日）西村成雄
“易帜”后，以张学良为首的年轻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中，存在着如何在对中国民族的认同中，凝聚国民国家的认同(国家认同)。
事实上他们这些年轻中国人的政治集团正在形成之中。
以张作霖为首的军事集团奉天派，1900年以来，是建立在对张作霖个人的恩顾、从属关系基础上的，分为张作相等的“旧派”集团和1917—1918年前后新参加进来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东三省讲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派”集团。当然，新派也是建立在对张作霖的恩顾、从属关系基础上，新派的代表人是杨宇霆，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生，1916年加入奉军，为张作霖重用。新派后来取得了优于旧派的地位，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二度取得战绩(何柱国述，《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12—14页)。但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新派担任了重新整顿军队的任务，郭松龄和张学良也参与了整军任务。实行了陆军精兵化训练，创建海军，扩充空军，扩大军需工厂等等。1923年创建了东北大学。当时张作霖曾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成功的呢?”(吴相湘：《孟博士与张作霖谈话记录》，《传记文学》第4卷第2期)。张作霖依靠新派的力量，取得了 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与在北京发动反直派政变的冯玉祥共同邀请南方国民党的孙中山北上。孙中山1924年 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11月28日在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12月4日达天津。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但是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张作霖等与孙中山对抗，召开“善后会议”，支持段祺瑞。
张学良有机会与来天津的孙中山会面，并与孙中山的政治见解产生了共鸣。在1924年12月1日北京大学召开的“张孙二大公子欢迎大会”(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也一同北上)上，张学良表示：
“我决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份内事，且干预份外诸政”(《晨报))1924年12月2日；《张学良文集》，香港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年，第5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但是，中国政治有了新的发展，以上海工人运动为基础的“五·卅运动”高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成为全国性的口号。奉天派在此之前，从北京南下，把江苏(督办杨宇霆)、安徽(督办姜登选)置于其统治之下。张学良6月去上海，逗留10日左右，负责维持“五·卅运动”后的治安。回到天津后，他在会见记者时说：
“我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战争惟有害无益之举”(《盛京时报》1925年6月25日；同上书，第9—10页)。
在国际城市上海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政治气氛中的实际经历。给刚刚24岁的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5年后半期，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新派内部分化。主张进入关内的杨宇霆、姜登选等“洋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与持反对意见、主张建设东北的郭松龄、魏益三等“土派“(中国陆大毕业)间，对政治战略的矛盾表面化了。郭松龄等通过张学良建议张作霖“罢兵、罢战，退出关外，保境安民，开发东北，休养生息，改革政治”。这些为杨宇霆等所阻止，张作霖也支持杨宇霆等人。于是发生了前述 1925年11月的郭松龄反奉兵变。
郭松龄兵变失败对奉天派的影响，是便与郭松龄关系密切的张学良的威信相对下降了。1926年到1928年6月张作霖死去的大约2年半中，“土派”被排斥，在旧派和“洋派”力量酌基础上张作霖实现了统治。这正是张学良24岁至27岁，被称为“花花公子”，也与在奉天派内的处境有关。
如前所述，张学良一贯对内战持批判立场，这期间他虽然从军，但是对父亲张作霖痛陈战争无益。于是张作霖死后，他的政治主张再次凝聚，形成了新的政治空间。以后取代张作霖，在东北政治空间形成了对张学良个人的恩顾、从属关系。
的确，张学良开始组成了新的政治集团。一个是东北大学毕业和留学归来的文官群，另一个是东北军内的东三省讲武堂毕业的年轻的武官群。这里不包括张作霖时代的旧派“绿林”集团。
尽管如此，实际上要从政治上统治整个东北，不依靠旧派集团也是不行的。尤其是要掌握军事力，旧派的协助更不可缺少。实际上，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成为继承者，就是因为代表旧派的张作相的推荐。问题是反对张学良“易帜”政策的杨宇霆等人的活动，他事实上不承认张学良是继承人，认为自己是更适合的人。日本的一部分人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1928年12月29日“易帜”后，组成了东北政务委员会，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 1929年1月12日发布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成员，除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方本仁外，几乎延续了1928年7月的东三省保安委员会。13名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如下(《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8卷，第114—115页)。
张学良(主席，1901一 )28岁(以下人为1929年时的年龄)
张作相(1881—1949) 48岁
张景惠(1871—1957) 58岁
万福麟(1880—1951) 49岁
汤玉麟(1871—1937) 58岁
方本仁(1880—1941) 49岁
翟文选(1878—?) 51岁 吉林派
王树翰(1880—1955) 49岁 沈阳派
刘尚清(1868—1945) 61岁
刘 哲(1882—1954) 47岁 吉林派
莫德惠(1883—1968) 46岁 吉林派
袁金铠(1871—1946) 58岁 辽阳派
沈鸿烈(1882—1969) 47岁
1929年1月11日，张学良发表了这13人中除方本仁之外的12人的联名通电，以危害国家罪枪杀杨、常(《张学良文集》一，第157—158页)。这就是10月10日晚，在大帅府一层的老虎厅，高纪毅(1890—1963)等枪杀工人事件。罪状是后加上的，说是防止“叛乱之萌”于未然。此二人半年来对易帜持反对态度。张学良与除方本仁之外的上述11人，在事件的第二天，确认了杨、常的尸体，大家与张学良的政治决定一致，在今后东北政治空间中，承认张学良掌握实权和服从其世袭权威。通过这一事件，“东北的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不再受制肘，统一了人心，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政治上层对张学良个人的向心力增强了。而且，执行张学良政治意志的辽宁省警务处长高纪毅、军事厅长荣臻、第一旅长王以哲(1896—1937)、护卫统带刘多荃(1898—1985)等的结合，是典型的恩顾、从属关系，在后来起了重大作用。
枪杀杨、常事件，在东北政治空间中起了牵制亲日派行动的作用。不仅是“易帜”这种政治问题，而且，1927年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日本保护“满蒙”权益的要求，展开了广泛的抵抗运动。尤其是通过1927年的反对在“临江”设置日本领事馆运动， 1928年反对日本要求“满蒙五路(铁路)”修筑权的“东三省路权保持会”等运动，对东北地区的政治气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反帝国主义的反日运动，逐渐地渗透到东北地区政治中。
有的部下批评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是“轻率”的政治行动。认为杨宇霆起到了对日交涉的缓冲作用，没有人能替代常荫怀在东北交通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据说，通过这个事件，没有人敢在张学良面前“放纵”，直接批评他。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张作霖死后东北政治的向心力。从而形成了以对张学良个人恩顾、从属关系为基础的权威主义政治支配体制，的确，没有充分吸收张作霖时代的有实力阶层，是新生政权的弱点。
然而，尽管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空间里不存在帝制，但是“继父业”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张作相尽管在张作霖死后被推为东三省保安司令，但是他推辞了，而推荐张学良，可见那种观念是很普遍的。只要认为东北天下是张氏父子的，与张学良争权就是“大逆不道”。尽管张学良年轻时在基督教青年会，与外国人交往中，接触了西方文化，但是在政治上，仍不能自由地脱离其磁场。
有人认为张学良是“从封建军阀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人物”，在社会方面，不是制度化的“法治”，而基本上是“人治”《孙达生：《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辽宁文史资料》第8辑，第133、136页)。
对张学良的恩顾、从属关系也开始扩大到吉林省。以1928年下半年掀起的反对修筑“满蒙五路”之一的吉林的吉林·会宁线为契机，张学良与被称为吉林新派的年轻的中国人，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群的刘凤竹、王家桢等关系密切起来。
在东北处理对外关系的势力，过去由浙江、江苏的郑谦 (1875—1930)、罗文干(1888—1941)、顾维钧(1888—1985)等负责，“易帜”后北京大学毕业的张弧、朱光沐、胡若愚等开始得势，与南京、上海、天津等方面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招来了旧官僚层的“嫉妒和反感”。
张学良在沈阳地区，加强了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组织的联系。与1929年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反对日本鸦片政策和吸食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联系。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多为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张学良的朋友阎宝航(1895—1968)就是其中的领导者之一，他1916年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YMCA)，从事社会福利运动，1927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1929年春回国。上述三团体是阎宝航、杜重远(1897—1943)、高崇民(1891—1971)、卢广绩(1894— 1993)、金哲忱、车向忱(1897—1971)等组织的，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
特别是国民外交协会，1929到1930年宣传“收回国权”，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满铁”、“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日本警察权”，在各地组织了120余个分会。1929年10月28日起，在京都饭店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办的第三次太平洋、京都会议。会议的议程之一是“满蒙问题”。中国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理事长余日章出席了大会，准备主任阎宝航将从张学良处得到的《田中奏折》译成英文。中译文发表于1929年1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上。一般认为奏折是伪造的，但在开头写着“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人认为，它确实反映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东北地区的社会空间中，开始酝酿着“反日”的气氛。它成为张学良对日交涉的政治资本，同时凝聚了民众对东北地区和自已权力的认同，也提高了对中央国民政府的认同。成为张学良民族认同在对外方面的重要支柱，“反日民族主义”日见明确。早在 1929年2月6日，张学良与日本记者团有过这样的对话。
“记者：是否以‘东三省为东三省人之东三省’作为施政方针?
张学良：只贯彻‘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之方针”(《新民晚报)1929年2月6日；《张学良文集》一，第172—173页)。
同时张学良秉蒋介石的旨意，为收回中东铁路，开始发动对苏战争。10月，东北边防军8万人在中苏国境和中东铁路各地展开激战，苏联红军反击，东北军在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败北。12月22日在美、英、法的调停下，签订了中苏《伯力协定》，根据过去的《中苏协定》，中东铁路恢复了运营。驻德国公使蒋作宾(1884—1942)在日记中写道“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即从此降落”(《蒋作宾日记》，1929年12月28日)。
张学良也曾请求蒋介石的南京中央，东北“决非局部之事故，亦非东省独立能所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 (1929年7月20日，《张学良文集》一，第206页)。明确了外交和战争问题今后应由中央处理，决不敢“局部交涉”，“致妨国家威信”的立场(1929年7月28日致蒋介石信，《张学良文集》一，第216页；1929年12月21日致外交部长王正廷信，《张学良文集》一，第240页)。然而，中央政府不仅没有援助军费1000万元，而且虽然一度承认了东北单独的对苏交涉，又围绕《伯力协定》书开始了中苏莫斯科谈判。这使张学良非常难堪，但是，张学良归根到底还是承认了国家统一。同时，张学良对苏联，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反苏、反共民族主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通。因此，张学良的民族认同在对外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反苏、反共民族主义”。
中东路战争的失败，降低了张学良对黑龙江的政治影力，而且在日本面前暴露了东北军的实际战斗能力。在这点上，可以说中东路战争在动员反苏、反共民族主义方面归于失败。可见张学良自身基本的仍然是“反日民族主义”。
张学良政治集团，经过1929年逐渐明确了东北地区社会为基础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
中东路战争告一段落，从1929年末开始，张学良又要去应付国民党国民政府日趋激化的矛盾。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