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李顿调查团与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
1932年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和日军发动“上海事变”都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1931年12月10日，根据国际联盟的决议，组成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调查团。这时日军正扩大战线，1932年1月初占领锦州，1月末发动了上海事变。1932年1月2日，调查团员在日内瓦集合，由英国的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twer-Lytton 1876—1947，其父历任印度总督，他自己也任过印度班干尔州知事等职)为委员长。成员包括李顿、法国的克劳德(Henri Claudel 1871—1956，法国殖民地防卫委员会主席，陆军中将)，意大利的马柯迪(Luigi Aldrovandi-Marescotti“外交官，伯爵)，德国的希尼(Albert Hermann Heinrich Sehnee外务省殖民局，历任德属东非总督等职)，美国的迈考衣 (Frank Ross Mc Coy l874—1954，陆军少将)5人。日本驻士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中国的顾维钧作为观察员参加，两国分别组织了专家小组。日方有数人参加，中方多达100人。
调查团成员的旅程大致如下。
1932年2月3日 法、德、意的三国的委员从法国的路阿伏尔港出发，途经英国的朴里茅斯，李顿上舶。
2月9日 到达纽约。美国的迈考衣也一起出发。
2月12日 从旧金山出发。
2月29日 到达横滨港(委员、事务局、随员，共13人)。
调查团的事务局长为阿斯(Robert Hass，法国)，荷兰的毕尔特(Adrianus Pelt)、捷克斯洛伐克的帕斯楚霍夫(Vladimir Pastuhov)为助理(帕斯捷洛夫留下的调查团的各种资料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中。这里记述的事情多来源于这些资料)。调查团随后精神饱满地与日本首相、外相等见面。3月7日，李顿在与芳泽外相会谈中，提出，解决“九·—八事变”有三种选择：合并、国际管理、自治政府，如果日方不接受前两个，就只有自治政府论了。但是，3月1日，日方建立了以溥仪(1906— 1967)为执政的“满洲国”。
3月8—9日 从东京到京都，10日前往大阪。
3月11日 从神户乘阿达姆斯总统号前往上海。
3月14日 抵达上海，顾维钧、吴铁城等前往迎接，在上海逗留至26日。
3月22日 芳泽谦吉派来的松冈洋右与李顿会谈时，强调中国不是在走向统一，而是正在走向崩溃。在重光葵公使的招待宴会上，李顿说国际联盟能援助中国统一，重光葵对此表示悲观。
3月27日 调查团到达南京。从29日到4月1日，与国民政府方面、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外交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会谈。中方顾维钧4月7日向调查团递交了《关于中日纠纷问题的备忘录》。附带说—下，一共作成了29种这样的备忘录，8月末提供给调查团。其后，到达汉口，4月7日由津浦线北上，经过天津，4月9日傍晚到达北平。19日晚出发前往“满洲国”，在北平逗留约10天。
4月9日 傍晚6点左右，在北平车站受到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参谋长荣臻、吉林省长张作相等人的欢迎。德国的休耐委员以后多次与张学良会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方面陈述意见的几乎都是张元帅。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也很少用笔记，表明了他是一位富有知识的人”(H.希尼、金森诚也等译：《“满洲国”见闻记——李顿调查团通行记》，新人物往来社，1988年，第83页。原书1933年出版)。
张学良4月11日晚9时至深夜12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李顿一行。出席宴会的共82人，顾维钧等张学良的智囊，日方助理吉田伊三郎等也出席了宴会。在宴会上，张学良发表了相当长的演说，它如实地反应了张学良当时的政治主张和心情，在此作一介绍(《大公报》1931年4月12日)。
“……中国人民与其他文明国民族无异，深信和平之重要，以及战争之无益，已不待赘言。因此，吾人对于日本在东北与沿海诸如上海等处军事之侵略与蹂躏，极为愤怒。自去年9月以来，中国始终严格遵守国联盟约中规定之义务。不幸日本蔑视国联盟行政院会屡次决议，故意采用在华挑衅侵略方针。”
在作了以上陈述后，张学良强调要以以下三点作为用法律和政治手段解决中日纠纷的前提。
“第一，东三省在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向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东北人民代表有历史性悠久之混合民族，均系中华民国自由人民，在经济方面，东北为中国全国经济不能分裂之一部，在政治上，于数百年来与中国发展之重要部分，今日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视东北为中国之一部，与山东、江苏、广东无或稍异。凡谬称东三省非中国之一部，或以势力使傀儡政府，令与中国他部分离者，乃包藏领土之野心，而违反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主权独正、领土与行政完整之原则。”
这里主张中华民国国民国家的主权一直包括东北，批判了日本所谓东北不属于中国的观点。第二个论点包含着对20世纪中国历史地位的考察。
“第二，中国现时正处于重大改革期……有意无意间令中国国民全体与现代世界制度相结合，吾人以为中国之现代化，将为20世纪中可注意之事件，现代之中国勃兴与20世纪德、意、日三国在19世纪之革新无异。但在此改革期内，未免稍有纷乱之现象，例如欧洲工业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以及美国独立与南北战争后，均发生恐怖的骚乱，今日中国在演变中，将与英、美、法诸国受同样历史定律所支配，断不能于一朝一夕间产生一完备制度，且中国国土较全欧与日本之和为大，而中国人口根据最近调查，与全欧相等。国民革命运动同时包括政治的、工业的、社会的与文学的革命，吾人希望中国之友人与列强政府，勿忽视此顶变化之伟大，吾人相信其产生的精神为现代的新势力，可以巩固世界统一与和平。日本政界人士有公然指摘中国缺乏国家统一，或诋毁中国非现代国家者，在吾人观之，均系为政治作用，以期蒙蔽事实，淆惑世界之视听。”
张学良认为在现代中国混乱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动向。而且，这是把握19世纪世界向20世纪“再生”的历史发展的观点。会上，他还对中日关系作了如下阐述：
“第三，中日冲突之真因，毋宁由于日本嫉视中国社会经济之进步，与政治渐趋统一，而非由于中国之任何失败与社会进步之停顿。多年来尤以1915年起为甚，日本确切有攫取东省，令中国分离之野心，为策划此分离计，日本不断的以在东省发展铁路为主干计划，对吾人发展交通与资源，竭力加以制肘，铁路问题为中日纠纷主要原因。……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东省在社会与经济建设上，曾有伟大之进步。……日本虽欲获得统制东北经济之权，但东省经济与社会之发展，主要的仍系中国自身努力之收获。在政治方面，日本虽屡次警告东北当局勿参加中国他部之政治，但东北参加中国之政治发展与统一，业已真确而完全，因之业与文化之进步，以及政治之统一，尤以余与中央政府合作，祈求中国统一之政策，以及中央之信赖关系。遂引起日之仇视，以至最后用武力非法占领东北。”
第三点论述了“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正面驳斥了日本的观点。张学良最后引用调查团成员德国的希尼所著的《德国殖民之以往与将来》的英译本的结论，“虚伪虽可侥幸一时，然真理与正义终难隐蔽。亦决不能阻止一特具文化和平勤勉的民族之生存与繁荣”，结束了演说。
在怀仁堂，张学良当着日本与会者的面，所作的演说，全面地披露了政治家张学良对历史的真正认识，李顿对此作了如下致辞：
“感谢主席(张学良)今晚所发表宝贵之意见，此意见出自纷争当事者的一方，其价值极为重大。……要以国际联盟的力量，促进中日间解决纷争”(《中央日报》1932年4月13日)。
李顿自己也期待着国际联盟能起很大作用，张学良更是信赖国际联盟的力量，或许可以说因为日本造成了既成事实，只能选择国际联盟。
李顿调查团在北平停留10天左右，此间与14个民众团体的代表进行了会谈。其中包括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北平市商会、农会、工联会、教育会、银行公会、佛教会、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另外，东北三省商会联合会、辽宁工会联合会等与东北有关的20余个团体，也与调查团联系，递交请愿书和事实经过报告书。
4月12日 从下午4时起，在北平的张学良住宅顺承王府，五委员以及事务局长阿斯与东北的军政高级官吏会谈。张学良、万福麟、米春霖、荣臻、顾维钧等出席，日本没有参加，这天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发表脱离“满州国”抗日的通电。
4月13日 上午10时，在北京饭店，荣臻、王以哲向李顿讲述“九·一八事变”当天的情况，下午4时起，阿斯在顺承王府与张学良等会谈。
4月14日 上午10时起，调查团在北京饭店与满蒙王公会谈。下午4B时，去顺承王府与张学良等会谈。
4月15日 李顿上午10时15分—45分，与东北各界民众代表(卢广绩、金恩祺、王化一、赵雨时等)，10时45分—11时 45分，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学术团体代表(丁文江、傅斯年等)，11时15分—12时45分，与北平各大学教授代表(宁恩承、丘昌渭、刘百招等)，12时45分—1时15分，与平津新闻记者(陈博生、罗隆基、萨空了等)会谈。下午4时，与张学良等讨论奉天票问题、中日三百件悬案问题、“九·—八”前后的外交军事问题等东三省地方诸问题。李顿对张学良直率明确的说明，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4月16日 与张作相、万福麟会谈。
4月17日 受张学良于凤至夫妇、顾维钧夫妇、于学忠夫妇的邀请，除委员迈考衣外，调查团成员早晨9时出发去青龙桥参观长城，晚8时返回。
4月18日 对调查团赴“满洲”旅程进行调整，各委员参观北平，李顿也去了天坛。
4月19日 晚上从北平出发，赴秦皇岛。李顿、克劳德、希尼和顾维钧走海路，经大连到奉天。马柯迪和迈考衣从陆路到奉天。这天的《大公报》详细刊登了马占山致国际联盟的通电内容。
上面引用的张学良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从封面上印着“1932年4月 北京饭店”，并盖有极密的印来看，是李顿等逗留北平期间的某一天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附带说明一下，本书介绍的原文，是当天李顿自已分发的，保存在胡佛公文书馆的帕斯捷洛夫文书中。
后来，调查团进入了已经宣告成立的“满洲国”。此间，4月9日，“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拒绝调查团观察员顾雏钧入国。李顿等认为如果不能作为国际联盟正式调查团来行动，就不去“满洲’，向日方提出了警告，日方说服了“满洲国”和关东军，顾维钧才得以“入国”。
4月21日 调查团成员在奉天会合，住在大和饭店。
随后，调查团5月2日到长春，9日到哈尔滨，21日到奉天， 26日到大连，30日到奉天，6月4日从奉天出发，5日回到北平。此间，1931年11月因嫩江桥抗战而闻名的马占山，1932年2月一度表示与“满洲国”协作，3月9日参加了溥仪执政的就任仪式，但是，在调查团逗留北平期间，马占山再次致书国民政府和联盟调查团。公布日本的阴谋和“满洲国”的内情，站到抗日方面。调查团的部分成员在哈尔滨要与马占山取得联系，被日本阻止。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镇压马占山军，在5月21日，调查团离开哈尔滨后，动员了2个师团，6月占领了马占山军所在的海伦。7月末发表了“马占山战死”的消息，但是，这是误报，以后因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马占山1932年败走苏联。1933年5月经莫斯科到威奈齐，在罗马与已经下野的张学良会谈，6月5日作为抗日英雄回到上海。附带说一下，西安事变时，他站到了张学良一边。
调查团1932年6月5日回北平，6月15日，再度听取“九·一八事变”的当事者王以哲介绍情况，28日起草了报告书。这期间，大的政治活动主要有，6月19日、20日，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会谈。此前，6月18日，汪精卫、罗文干、宋子文、顾维钧等到达北平，与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就东北问题交换意见。汪精卫等来北平前，参加了蒋介石讨论“抗日必先剿共”的关于剿共战略的庐山会议。蒋介石认为， 5月5日签订了上海事变的停战协定以后，最大的课题就是“剿共”。5月23日，蒋介石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汉口设立总司令部，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心腹之患”，具体部署了第四次围剿。6月18日，在豫、鄂、皖加上赣和湘的“五省剿匪会议”上，表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这种政治构想也影响到了东北问题，在上述会谈中，李顿说在“满洲”多数人不希望恢复到“九·一八以前”，汪精卫也说，对东三省政府，存在着与“九·一八以前”不同的构想(臼井胜美：《满洲国与国际联盟》，吉川弘文馆，第87页)。
无论哪一种，都未设想张学良政权重新回归东北。可以说这是与8月末的李顿报告书解决案相关的论点。
另外，调查团为了与1932年5月15日，日本“五·一五事件”后成立的斋藤实新内阁会谈，6月28日离开北平，7月4日经朝鲜到东京。日本国内正讨论“承认满洲国”问题。7月6日就任的新外务大臣是前满铁总裁内田康哉。7月12日、14日，内田外务大臣与调查团会谈，日本主张解决办法只有承认“满洲国”。调查团委员克劳德问：难道在中国主权下，就不能有守卫日本权益的“满洲国”吗?外务大臣内田予以拒绝。
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调查团一行30余人于7月16日，从东京到神户，17日从神户去青岛，19日到达。李顿在日本逗留期间病重，张学良派飞机把他从济南接到北平，住进了德国医院。报告书是在李顿病房内完成的。
李顿报告书计划8月末完成，专家已经准备了草案。帕斯捷洛夫文书中，保留着4月16日共27项计划，在此基础上，李顿、阿斯以及美国的普来克斯里三人负责起草。起草过程中，法国委员克劳德提出寻求与“满洲国现实”进行某种妥协的意见，它是对李顿的批判，经美国委员迈考衣调解，9月4日，作出了全体意见一致的报告书。
克劳德和希尼于9月4日从塘沽去大连，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欧洲，9月24日，在日内瓦向联盟事务局递交了誊写的报告书。李顿等三人，9月5日从上海由海路回欧洲。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也一同乘船。9月30日分别向日本和中国递交了报告书。10月2日向世界公布。
在李顿等完成报告书的8月6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向中央和张学良发了5封辞职通电。他从1月28日就任以来经过了半年从他给张学良的电报来看，辞职的原因之一是尽管张学良掌握着华北的实权，但是为我民族的生存，未出一兵放一矢，只是借“抵抗之名”，聚敛财富，现在应“引咎辞职”。这与致张学良的公开通电不同。但是，汪精卫在致中央的通电中，也说半年来“事与愿违”。的确，对汪精卫来说，张学良是他1930年9月中原大战时的“仇敌”，汪、张间政治关系紧张。同时，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了蒋介石的“剿匪战略”，向汪精卫要求了相当多的军费。也就是说从与汪精卫矛盾更深的蒋介石的关系来看，对张学良的非难，实际是汪精卫对蒋介石的间接非难。
张学良8月8日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务，汪精卫同一天通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张学良辞职理所当然，它可以“打破军人割据局面”。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会见记者时，表达了他的心情。
“……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心中十分难过，假如不因爱国二字，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言至此哭有顷)，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造成外则为邻国之仇，内则受国人之唾骂。”(《张学良文集》一，第61O—6l1页)
蒋介石站在了调停汪、张矛盾的立场上，考虑到张学良在东北军和华北的政治地位，作出了维持与张学良关系的选择。
结果，8月16日，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一职，8月 19日设立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让张学良任北平分会的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的职权。汪清卫再次认识到蒋、张关系像中原大战时一样密切。同时，作为国家机构的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并存，分享权力，因此，也反映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系统的北平绥靖公署，有别于行政院系统的地方行政，享有独自政治权力的矛盾。8月25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10月22日，汪精卫以出国休养3个月的名义去德国。其后， 1933年2月10日在热河形势紧迫之时，汪精卫正在从马赛港出发的回国途中，3月17日到达上海。这时，张学良承担了“热河失陷”的责任，正准备出国。从1932年10月到此时，李顿报告书发表已经半年。
那么，日本对李顿报告书持何种态度?
日本在1932年8月的第63次帝国议会上，提出“承认满洲国问题”，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表示“要有举国一致，化作焦土也在所不辞，贯彻此项主张寸步不让的决心”。即所谓“焦土外交”论。 9月15日，在“九·一八”一周年的前夕，8月8日被任命的关东军司令官(兼关东长官、派遣满洲临时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在满洲国首都新京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迄今为止取得的一切权益，与日本军队共同担负“满洲国的国防治安”。造成承认“满洲国”的既成事实，以图实际上降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产生的国际影响。
国际联盟11月21日，在理事会开始审议李顿报告书，12月6日移交总会审议。
此间，日本政府11月21日对李顿报告书提出了意见，中国政府也于12月3日阐述了看法。
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的批判，大致有三点。
第一，是“支那事态极不符合常规，难以承认它具有近代组织的国家资格”为大前提的“缺乏国家资格”。李顿报告书认为，的确“暂时保留着外表的统一，如果有实力的军阀互相勾结，向南京进军的话，连统一的外表也不能保持”，但是“至少不能公然否定中央的权力”，显然与日本的“不统一及无政府状态日益恶化”的判断是不同的。
第二，只要“支那不能实行近代政府的职能”，“各外国为护卫自己的权益，对支那主权的限制，不仅保有例外的权力及特权，而且有必要随时行使之”，“武力介入”也将正当化。尤其在“满洲”的日本权益是“绝对的”，“正如报告书支持的未与支那主权相抵触”，对诸如“炸毁满铁”之类的“武力进攻构成一国安全致命中枢”，“理所当然要进行反击”。但是李顿报告书也难以承认它是“使用自卫权”。
第三，“满洲国”的建立是“憎恶张家暴政”的“满洲住民的自发的行动”，“准备新国家建立计划的是于冲汉、臧式毅二人“。日本“没有参与”，归根到底“满洲国的建立，是以上述运动及清朝复辟运动为主的满洲住民自发的行为”，没有违反九国公约。而且从历史来看，“满洲自然且必然非完全是支那之一部”。这里引用了矢野仁一的“满洲本来就不是支那领土”的说法。
对此报告书认为“满洲一直是支那领土之一部”，其前提是主权属于中国。当然“满洲国”不是根据住民自发的意见而成立的。但是，在报告书从第十章“考察以及对理事会的建议”中，提出了：“不与中国主权相抵触，且为适合现在满洲之状况，可能采取有效且实际之手段”的具体方案。这是对日本的一个暗示，但是，现实中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给予拒绝。
李顿报告书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建立国际联盟主导的自治政府。同时，在外国顾问的比例上，承认了日本实际上的优势地位。而且，提出了满洲非武装化的方案，即日本、中国军队撤出，由国际的派遣军队维持社会治安。日本认为这个方案是“设想满洲国际管理”，予以拒绝，中国也要求对第九章“解决原则及条件”和第十章对日本表示妥协的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改。只是表示可以考虑中国军队从“满洲”撤退，拒绝国际管理行政，要求由中国自己谋东北行政的改善。
对李顿报告书日本和中国看法的差异，归根结底，正像4月 11日在招待李顿的宴会上张学良所讲的，是是否承认20世纪中国正在成长为“现代国家”的问题。张学良的认识，反应了中国政治中的“救国理论”。11月21日，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作了如下发言。“中国现在不过遇到向近代‘民主’过渡时难以避免之状态，中国之发展受到日本妨碍，遇到了极大困难……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鉴于在中国对外贸易之发展，中国是一个有统制之国家”(《日本外交文书 满洲事变》第三卷，第 75页)。
这与日本认为中国是“非近代国家论”相对立，表明中国政府自己认为“正在形成近代国民国家论”的看法。
日本基于这种中国观，1933年2月24日退出国际联盟，从“占领热河”到1935年的华北分离工作，终于发展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政治上否定国民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其中存在的中国认识，事实上，这种认识直到1945年都没有丝毫变化。即只要其认识不发生变化，就一贯实行对中国蚕食的“现地解决主义”分离论。
这里勾勒了20世纪东北亚政治空间中中日的对立基本状况。日本论坛重新讨论这种认识，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冲击下，开展了对“中国统一化的争论”。张学良的行动对日本的中国认识给予了冲击。但是，这种争论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平息了。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