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日）西村成雄
个人和个人观念上与所归属的各种集团的关系，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被称为“认同”的认知体系。一个人从生到死，实际上是分别在不同的集团中度过的。但是，对所属集团具有归属观念的个人，集团却经常不能满足个人的认同，于是，本为和谐、并存的认同中开始产生矛盾。这时，个人要怎样调整这个矛盾呢?这矛盾是如何深刻地决定着人生的呢?在个人史中，以认同的矛盾为纵轴，以所处的历史环境为横轴，来思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或社会各集团的作用，这就是“传记”。当然其中也包括写传记的人对历史的体验，同时，也涉及到对当事人的复合认同或内面的心理的接近程度。
这次写生活于20世纪的人物传记时，就碰上了以上诸问题，一边看材料，一边为非此非彼所烦恼，至今仍未摆脱这种烦恼。去年1月9日有机会与张学良见面，听他谈话，更感他的认同的复杂。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几乎关系到他个人历史的诸集团(包括他的家庭)都浓缩在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身上了，实在令人感慨万千。他与所属的诸集团间已经形成，或已经消失的复合认同，究竟以什么样的结构延续至今呢?
张学良基本存在着四层认同，不言而喻，最基础的是广义上的家族(宗族)认同，在这层之上，是对父亲张作霖留下来的东北地区认同，再进一层是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认同，最上层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这四层结构的复合认同，在各个历史时期被主要的认同所整理，有时相互间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发展到极限就会导致认同危机的出现。
张学良的认同危机就典型地表现为对蒋介石的“兵谏”行动。他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蒋介石的“救国”认同，与要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救亡”认同以及自身的地区认同已经不能和谐共存了，可以说他不得不靠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来解决这个矛盾，这种选择如实地反映了包括30年代前期要求恢复中华民族独立的抗日救亡和创造国民国家的救国状况。张学良不仅因个人决定而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体现在浓缩中国政治矛盾发动了西安事变。
笔者力图从这个视角来写张学良传，是否真正表达了这个意图，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
关于张学良的研究多如牛毛，笔者不可能全部拜读，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能力有限，今后将进一步研究此课题。
在整理书稿时，适逢旧友毕万闻教授整理出版了两册《张学良文集》，本书基本以此资料为依据写出，特表衷心的感谢。
对给予多方帮助和指教的各位，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是对为与张学良先生见面而多方努力的陶鹏飞、张闾英夫妇，唐德刚、吴昭文夫妇，陆铿夫妇，以及张捷迁夫妇，宁恩承夫妇，方庆瑛夫妇，祖炳民、傅虹霖夫妇等诸多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哈尔滨的赵连泰教授，长春的常城教授、王维礼教授、郎维成教授、孙继武教授，沈阳辽宁省档案馆的赵云鹏馆长，以及张德良先生、周毅先生、武育文先生的指教深表感谢，北京的李良志教授、王桧林教授、张友坤教授，以及经齐福霖教授介绍，得与高存信、白竟凡夫妇在西安进行身临其境的交流，感谢一同访问上海张学良故居的虞宝棠教授、南京的张宪文教授、朱宝琴教授的多方指教，感谢第二历史档案馆万仁元馆长，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笔者有机会阅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先生所藏胡汉民文书，斯坦佛大学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文书，帕斯楚霍夫文书，对给予帮助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使我想起1969年2月，里井彦七郎教授在我硕士论文答辩时，提出应搞清楚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这无疑是本书写作的潜在动机，是笔者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作业。
的确，这其间日本关于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期待年轻一代学者实证的创造性的分析。如果没有这些动力，本书不可能完成。尤其是“近现代东北亚地区史研究会”的活动，今后应着眼于全球，今后一定能有重大的发展。另外，本书吸取了日本近现代史、经济史研究的诸多成果，山本有造教授主持的研究会给我许多启发，还有在北京受到关怀的内野勉先生在此特表感谢。大学研究生虞京海，就中国的研究动态和地方风俗，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大阪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给予大量协助，使笔者得以使用其馆藏资料，还有在北京受到关怀的内野勉先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对笔者这个至今仍生活于手工时代的人来说，最苦恼的事就是将书稿打印出来，因此非常感谢大学学生增田知津子、以及青和贵、奥村志野夫、石黑亚维，4月入学的研究生小野孝司等。
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先生，自本书策划以来，给笔者以多方鼓励，也给坂本克己先生添了许多麻烦，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对1995年1月17日以来，给予笔者帮助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村成雄
1996年3月3于自宅修复震灾
破坏施工开始之日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