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八 从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密信谈起——张学良真要率领东北军与红军合在一起干吗?
毕万闻
问：多年以前，您发现了一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函手迹。据我所知，这可能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唯一的一封亲笔函手迹，堪称弥足珍贵。其中所透露的信息可能很多，请您就此谈谈。
答：这封亲笔函，文字不多，仅从字面上看，似乎内容也很平淡，但了解当时背景和内幕者，仔细斟酌起来，其含义非常重要。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者们关于张学良曾经要“拉出队伍”，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问题，颇有争议。这封亲笔函，与这个重要问题颇有关联。但当时正处于海内外人士为张学良的完全自由而奔走呼号的微妙时期，本人岂能在微妙时期公布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函，为张学良的完全自由增加难度?1991年以后，台湾当局已给予张学良以完全的自由，随后又准许他移居美国夏威夷，1996年，又恰逢西安事变60周年，因此我在那时才将这封亲笔函首次披露出来。
1.张学良的亲笔函与中共的安塞会议
问：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在其主编的《毛泽东传》(上册，第4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说，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一次延安密谈中，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个问题，并说蒋有可能抗日，周恩来答应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那么是否可以说：张的亲笔函是会谈后所写?
答：从时间上说，肯定在此之后，大约是在3个月之后。
张学良在写这封亲笔函时，似乎有些匆忙，将“须”字误写成“在”了，勘误之后，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 李毅
信封右侧，写了“交”字，中间写有“周同志”3个字，左侧写了三个“+”号，以示重要。信末没有书写日期，但保存此信者，在另纸写着“由刘鼎在真武洞带交”几个字。据此，我们可以判定此信的书写日期。
刘 鼎(1903～1986年)，原名阚思俊，字尊民，四川南溪人，1924年在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1936年4月末起，担任中共中央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后改为联络员)，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住在西安的张学良金家巷公馆里。真武洞，亦称安塞，是陕西省延安北面的一座县城，1936年7月5日夜，中共中央领袖曾在这里与应召抵此的刘鼎一道开过会，刘鼎自西安赴安塞开会，仅此一次。而这封亲笔函，肯定写于刘鼎离开西安之前夕。当时从西安到安塞，如乘车去，大约须三、四天时间，据刘鼎回忆，是乘张学良的专机去的，但因安塞没有降落场地，飞机先飞抵延安(时称肤施)，刘鼎再从延安步行到安塞(延安到安塞大约70里)，这样，只须一天，顶多两天。据此推算，此信当写于1936年7月3日前后。
安塞会议，是中共中央商讨对东北军工作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都特意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提前赶赴安塞，等待刘鼎的到来。可惜，迄今尚未发现记载此次会议的原始文献(也可能当时未做记录)，而会议前后之有关文电与刘鼎个人关于此次会议的回忆，又有很大出入，因此，学者们对安塞会议的主要议题，颇有歧见。
1988年，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张魁堂先生首先发表文章，公布了刘鼎对安塞会议的回忆。刘鼎生前曾说，1936年7月初，张学良突然把刘鼎叫去，对刘说，在东北军外部，前面有强横的日军的侵略，后面有蒋介石中央军的压迫，东北军被夹在中间；在东北军内部，年青有为的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劝蒋介石团结抗日，“原来我想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劝他也难得好结果。“我的日子难过”，想了几天，不如干脆撒手，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这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跟周先生谈过两次，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这样“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
据刘鼎回忆，他听后愕然，当即电告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在安塞会面，因为张学良着急要立即派飞机送他到延安，而离保安(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与延安两地都比较近的县城唯有安塞。第二天，刘即飞抵延安，然后步行到安塞，向中央领导当面做了报告。中共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听取并研讨了张学良的要求，然后由毛泽东与刘鼎谈话。毛泽东要刘鼎委婉地拒绝张学良的要求，要张学良耐心地劝蒋联共抗日。
刘鼎回去，见到张学良之后，向他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张学良当即表示：“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联共抗日，还说，“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
张魁堂先生之大文发表两年后，历史学家邱路先生首先提出质疑，因为根据安塞会议前后的有关往来密电，安塞会议不是应刘鼎之紧急请求而突然召开的，而是中共中央事先电召刘鼎回苏区汇报而有计划安排的。其议题，正是研商如何加紧工作，以推动张学良最迟在8月在西北另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担任，中共方面人士任其副。笔者研读过这些密电，认为邱路先生的质疑是有理有据的。
当时，中共中央认为，6月初发生的“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尚在进行，原在西北的中央军胡宗南等部已被调往南方，东北军和红军“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红二、四方面军将于8月初到达甘南，那时是举事的“最好时机”，但时间只剩大约1个月了，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因此，从6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即多次电召刘鼎回苏区汇报并商讨对东北军的工作，但张学良此时正在南京，刘鼎须等他回来有所商讨后再回苏区汇报，张学良于6月20日返回西安，此后刘鼎又因大雨推迟了行期。7月1日，周恩来再次电召刘鼎，令其即日动身，到安塞会面，刘鼎当日复电，告周后天(3日)动身，2日，毛泽东又电催刘鼎，嘱他速去安塞，千万勿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负责人已提前数天前往安塞，在那里等候刘鼎的到来。
刘鼎离开西安赶赴安塞前夕，张学良给周恩来写了这封亲笔函，让刘鼎捎到安塞(真武洞)，转呈周恩来。张学良在信中说：“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这句话无可辩驳地证明，张学良不同意中共中央尽快起事的意见，坚持东北军还需要六个月的整训，然后才能发动。这也有力的证明，刘鼎的回忆，说安塞会议是听取并商讨张学良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显然有误。安塞会议(7月5日)之时，如果张学良提出了“合在一起干”的要求，那正是中共中央所求之不得的，何能拒绝呢!那么，张学良所说的“时机迫切”的“例外”情势到底发生在何时?
2.八月末九月初“时机”最为“迫切”
问：那么，怎样解释刘鼎关于张学良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呢?
答：邱路教授并没有根本否认其真实性，只是认为刘鼎是记错了时间。笔者以为，在没有发现当时记载此事的文献之前，我们可以根据前后相关的史实和史料来判定提出此一要求的来龙去脉。
第一，中共中央是在接到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的指示之后，于9月1日才决定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取“联蒋抗日”(当时的口号叫“逼蒋抗日”)的方针。在刘鼎的回忆里，毛泽东要刘鼎婉拒张学良的要求，毛说：“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出)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刘鼎见到张学良时，请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在8月中旬以前，在中共中央尚奉行“抗日必须讨蒋”的总方针之时，讲这些明确的联蒋抗日的言论，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中共中央决定把“反蒋”改为“联蒋”之后。换言之，张学良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也只能在此之后，即8月中旬之后。
第二，8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潘汉年，要他返回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即“联蒋抗日”方针)，翌日，毛再次电告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一致是必要的”。可是前此潘汉年一直在催促张学良提早发动反蒋的西北大举，突然改口，至为不便，何况，潘汉年本人对改取联蒋方针的理由，亦不甚了解。根据目前所见到的史料，张学良真正了解中共中央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对蒋方针，尚在9月中旬。从刘鼎的回忆看，张学良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是在中共中央已决定改变对蒋方针而张学良尚未了解这一改变之期间，而这个短暂期间只能是8月末9月初。
第三，张学良所以迟迟不肯响应中共拥他另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建议，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东北军的整理改造问题，另一个就是能否确实获得苏联的物资援助。7月末，中共上年派往莫斯科接通共产国际关系的潘汉年，在回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的途中，道经西安。在与潘汉年的秘密长谈中，张学良获悉苏联赞同中国红军在西北地区发展，将陕、甘、宁、青、新联成一片，在与苏联、外蒙接通的条件下，苏联方面决心从外蒙和新疆两个方向为红军提供军事物资。这是张学良所得到的来自苏联的第一次明确许诺。苏联对西北大联合的支持和援助，使张学良大受鼓舞，因此，他建议红军“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并说“西北发动的时间应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蒙族汉奸头目)进攻绥蒙之际”。潘汉年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文字报告中转述的这些话，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张学良同意提前“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最明确的表示。张学良联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中共获得苏联的援助，在没有得到苏联决心援助的答复之前，张学良是不能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的。
第四，8月份，中共仍大力推动张学良发动西北大举。8月6日，潘汉年从西安回到保安。8日，毛泽东致电刘鼎，赞同张学良对潘汉年所讲的关于共同行动的原则设想。同时，红军决定接受张学良建议，首先“打通苏联”。9日，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讨论”，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联名写密信给“李毅同志”(张学良)，要东北军“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说西南问题(指两广事变)一解决，蒋介石就可能“进攻西北，我们必须在他动手之前完全主动的发动自己的计划”，并表示“完全同意”张学良关于发动时机的意见，即“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认为这是“政治上最好时机”。发动之后，要“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换言之，就是要把东北军、红军“合在一起”。毛泽东等人的这封长信，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商讨筹建西北国防政府的最详尽的计划。8月中旬，潘汉年持此密信回到西安，但张学良因病拖了好几天才接见潘。张学良是在21日前后阅读这封密信的，他对信中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示“完全同意”。8月下旬，潘汉年几次与张学良密谈，反复劝说，推动张学良实施发动的各项准备。8月底，张学良自建了一个电台，可与中共中央直接通电，张学良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通电，就表示决心一切仍照原定战略计划行事。其他准备也开始着手。中共筹划东北军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8月9日的长信，及其以后的鼓动，显然对张学良起了重大作用。张学良提出要拉出队伍和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应当是对中共8月份积极推动的一种变相的响应，因而，从时间上看，大约是在9月初提出。
第五，8月份，特别是8月末，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明显恶化。两广事变接近解决，调驻南方的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开始北调，当时谣传蒋氏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将解决西北问题，“分化东北军”，并有“撤换张学良之企图”。整训改造东北军一直是张学良的一大难题，一旦中央军大批入陕，不仅改造东北军的任务难以施行，在强大的中央军的威慑下，在蒋的软硬兼施的攻势面前，要想保住整个东北军而不使其被分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4个月前，红军结束东征回陕时，张学良就曾为担心中央军入陕而十分恐惧不安过。而两广事变的解决，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使中央军大批调驻西北的理由比4个月前更为充足，对此，张学良也无法拒绝。8月29日，张学良获悉中央军三个师及一个补充旅已由郑州秘密开向西安三原一线。当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特务抓捕了名义上任张学良“秘书”的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党员宋黎等人，张学良下令其卫队营强行搜查了省党部，抢出了被捕人员，这个“艳晚”事件，表明张、蒋矛盾激化得几乎接近决裂的边缘。翌日，虽然得悉中央军秘密西进的消息是误传，但中央军迟早要大批西进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但东北军是张学良长期亲手带出来的，广大官兵对张学良依赖甚深，张学良也深信东北军大多数官兵会跟着自己走。因此抢在自己像两广事变谋主陈济棠那样被蒋介石解决之前，拉出绝大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合在一起干”，在张学良的思想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六，杨虎城暗中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比张学良还早，但他势单力薄，为人又谨慎，故在外人看来，他对于参加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一直态度不甚明朗，迟迟不做“明确之表示”，更不肯与中共中央建立电台联络，可是，8月末9月初，在与中共代表谈判建立交通联络时，杨却突然主动提出举行中共、张学良、杨虎城三方会议，“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并“合组各方抗日政治核心组织”，但又表示，他的十七路军暂不能转变为红军，“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这使中共谈判代表大为疑惑。其实，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张学良已把自己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打算透露给了早已表示“必跟张某走”的杨虎城(杨显然赞同举事，但却不同意马上把自己的十七路也像东北军那样变为红军)。杨虎城态度之急转直下，是有原始文献记载的，这既证明张学良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之提议确有其事，也证明此事发生在8月末9月初。
总而言之，在西安事变之前，对张学良说来，“时机迫切”之时，就是8月末9月初，故而只能在这时产生“例外”的要求(张致周信中说：“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
3.决策军国大事与称量自身良心
问：张学良产生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想法，当时是否很坚决呢?
答：其实，他心理还相当犹豫，这可以举些事例来说明。7月下旬，张学良自从苏联归国的潘汉年那里得悉苏联支持在西北另立局面并决心给予物资援助的信息后，已向中共表示“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9月份”，可是，当8月中旬，潘汉年持毛泽东等人8月9日密信从保安回到西安之后，张学良虽然“完全同意”密信中的原则设想，离预定的发动时间又顶多只有两个月了，可他却不肯马上动手准备，他既不敢与其干部们公开谈论其联俄(即联合苏联)联共的政治主张，也不敢采取组织处理手段来改善东北军指挥系统。这当然有害怕因此泄密而使大事败露于垂成之前的忧虑，但更有一层，是人们简直无法料想到的忧虑，那就是：他更怕大举成功而使世人误认为他是在与蒋介石争夺个人权位而不是为了抗日救国。当时，蒋介石早已开始谋求联俄容共的秘密谈判，7月中旬，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向他表示要联俄，但俄的态度不明朗，张便乘机向蒋提出，既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他问蒋有没有解决办法，蒋向他看看，说“不用着急，将来有办法。”也是在这次二中全会期间，国民党中委、史学博士蒋廷黻曾两次找过张学良，要他向蒋介石提出联俄容共主张，张反问蒋廷黻：“你为什么不提?”蒋回答说：“我提出，恐无效力。”8月2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廷黻为驻苏联大使，张学良认为这表明蒋介石的对外政策确有新变动。
当时，张学良所言所行的主要和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抗日救国，联俄联共也好，另“立局面”也罢，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此。如蒋介石真能联俄容共(8月前后，因两广事变善后还没有处理完，故蒋在国共秘密谈判中，尚没有显露其收编红军否则即予剿灭的决心)，何需他张学良再另立局面?当西北大举告成而蒋势必要把其秘密谋求联俄联共之内幕公布之时，舆论会怎样评论他?他不仅担心世人的误解，他还担心蒋介石会因“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潘汉年在向毛泽东等人报告张学良为何犹豫不决之时，批评张学良说，张“缺乏一种进步的政治斗争认识，他父亲遗留给他一些军阀办法尚未洗刷干净，恰巧这一付旧本事与蒋去斗，正是必败之数”。其实，潘汉年的这种批评完全错误。张学良就是在北洋军阀的争战和国共的撕杀中成长起来的，如果站在潘汉年当时的立场说话，倒是应该责难张学良为什么不用新旧军阀一以贯之使用的那些“旧本事”和“新本事”去与蒋一争高低?在国民党之内和国民党之外，有多少大人物不就是那样使出全身解数，不择手段的从事内争的吗?但张学良与一般的反蒋人物不同，在1936年，他要争的，主要是“国策”之是否正确，而不是权位由谁掌握。张学良毕竟是张学良。他秉持着“国家至上”、“成功不必在我”的信念，在决策军国大事过程中，他还要把自身放到良心的天秤上称量一番。通观张学良人生的沉浮隐显，其成也在此，其败也在此。但历史不负人，多少英雄豪杰，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贬值降格，可张学良却反而增值升格。这与他个人的权位观恐怕不无关系。
值得一说的还有，1936年的8月末9月初，他虽然提出了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但当刘鼎把中共中央要他从全国抗日大局出发，去劝蒋联共的意见刚一说出之时，刘鼎的话还没说完，他不仅马上表示赞同，而且斩钉截铁地说，为劝蒋联共抗日，“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这既说明张学良衷心欢迎中共改“反蒋”为“联蒋”，也说明他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也实属无奈。
毛泽东等人在8月9日的密信中，曾表示“甚愿”与张学良“会谈一次，畅快地商量许多问题”。据潘汉年8月25日写给毛泽东、张闻天的文字报告，张学良阅信之后，曾对潘汉年说，必须找个出巡的机会，顺便在苏区之内的盐池落下，很秘密的商谈，既不让他的当差的知道(张学良自己会开飞机)，也不让毛泽东等人的部下中任何一个人知道。近年，张学良在答记者问时说，他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据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的卢广绩先生(张学良的亲信)转述，周恩来曾在会餐时告诉他：1936年夏天，有一天，张学良突然乘飞机到延安(但当时延安尚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降落，事先并未通知，突然降临，商请毛泽东接待他，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一道与张学良晤谈……。这些回忆，在没有发现可资佐证的原始文献之前，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问：如您所说，张学良大约是在1936年9月上旬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的，那么，他为什么不通过当时即将从西安返回保安的潘汉年，而让刘鼎特意回苏区去向毛泽东等人报告呢?
答：刘鼎是当时中共中央驻张学良处的代表，自3月下旬与张学良见面以来，两人朝夕相处，十分融洽，而潘汉年只是七、八月份途经西安时与张谈过几次话，况且潘汉年负有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往返于南京、保安之间，经常单独接触国民党高层人士，而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在当时可以说是东北军最大最高的机密，张学良当然不能轻易告诉潘汉年，再则，领袖人物往往要下属人员各有专责，互不通气，不使其了解全面情况，以防泄密或变节时不致损失太大。这正如蒋介石当时令铁道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养甫秘密接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络，而不让别人知悉此事一样；有一次，曾养甫正向蒋介石报告联络中共的情况时，蒋介石最信赖的贴身秘书陈布雷突然走了进来，蒋立刻“顾左右而言他”。张学良在军政界混了多年，自然也深谙这一套办法，故而只让负责与他联系的中共代表刘鼎回苏区去报告。
4.瓦窑堡事件致使“贵我两方，屡生误会”
问：最后，还是请您再来谈一下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亲笔函。
答：张在信中说：“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这些误会，主要是指交界地区双方驻军之间发生的摩擦和冲突。自1936年3月初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密谈之后，东北军六十七军与红军之间，大体上能够遵照秘密的口头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为防止南京方面探知实情，双方(尤其是东北军方面)下达停战协议时，不仅只是口头传达，没有通常应有的文字军令单，而且，也只是让部分军官知道。为搪塞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双方有时要打假仗，放空枪。两军的行止，常常要事先相互通报，然而，军情紧急，有时来不及通报，那就要发生冲突。东北军中那些不了解停战内情的军官，以及少数坚决反共的军官，在执行剿共军令时，就要与红军接火。4月末5月初，两军在直罗镇、鄜县、甘泉一带，就因东北军修筑碉堡线而红军破坏碉堡线，多次发生了摩擦，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之一部还与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发生了战事。在所有这些误会中，最大的一次，就是在张学良给周恩来写这封亲笔密信的之前半个月发生的瓦窑堡事件。
当时，瓦窑堡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红军主力部队都已开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正在那里进行西征战役。红二十九军驻防在瓦窑堡东南的临真镇一带，防堵黄河西岸的晋军，红三十军驻守在瓦窑堡的东北方，防堵驻守在绥德、吴堡一线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在瓦窑堡的南部，因为与友好的东北军之驻地接壤，没有驻防重兵，红色首都瓦窑堡及其以南的城镇蟠龙、安塞，虽驻有大批的中央机关以及医院、工厂、学校和种种后勤机构等等，但也只有些许的日常警卫部队，防务实际上十分空虚。蒋介石早已下令汤恩伯部南进，东北军北进，以便南北突击，攻占红都瓦窑堡。鉴于红军主力早已西移，汤恩伯部势必南犯，瓦窑堡迟早必失，因此，必要时，以打假的攻防战为掩护，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总比让汤恩伯部夺占好得多，东北军还可借此向蒋介石表功，双方代表虽就此交换过意见，但并没有商定。
6月12日，周恩来密电王以哲：“汤敌只以两团兵力向老君殿推进，策应兄部，弟方决心抗阻之……兄部是否须要进入瓦市(瓦窑堡)，俟弟与日先生见面时再定。”(“日”此时为张学良的代号)张学良已于6月10日离开西安，到兰州再转南京去了。当时，蒋派其亲信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或者是张学良出行之前，为了蒙蔽晏道刚，故意向晏讲过东北军应攻占瓦窑堡之类的话，或者是晏道刚有意利用张学良不在西安之机会，下令东北军攻占瓦窑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不论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是在张学良离开西安的第二天，即6月11日，六十七军刘翰东的一○七师、吴克仁的一一七师以及刘多荃一○五师的高鹏云旅，三路同时并进，突然向苏区南部边沿城镇蟠龙、安塞推进。而蟠龙、安塞离红都瓦窑堡都不过数十里路，但这时，红军方面尚不知究竟，12日，周恩来再电王以哲，询问六十七军北进“行动日期”是否提前?“该处党政贸易机关均不及准备，群众方面亦不无疑惧”。可是，不知为什么，王以哲恰巧此时已离开军部所在地洛川，去西安了，故双方联络不上，六十七军的两个师继续北进，红都瓦窑堡震动。13日，中共中央得刘鼎复电，说六十七军北犯苏区是奉剿总命令，六十七军军部已允暂停二三日，待张学良返回后再定行止。可是，同日，一○七师司令部送来公函，仍称该师奉命向蟠龙、永坪(瓦窑堡东南)和瓦窑堡前进，要求红军给以“方便”。这些相互矛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大为疑惑。14日，中共中央得讯，六十七军刘、吴两师仍在向前推进。当日中午，周恩来急电王以哲说：
兄部确向蟠龙、瓦窑堡、安塞前进，此与刘鼎昨电待张学良先生回后再定之说，完全相反。查蟠龙、安塞、瓦窑堡为弟方医院、工厂、学校所在，缘彼此真诚结托，事前既未谈定，故无搬移准备，今兄(部)突入，使弟方横遭蹂躏，决非大局之幸，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如已进蟠龙、安塞，亦须负责保护医院、工厂，并谋撤退。否则，迫使弟方部队出面应战，并出兄(部)后方，截断粮道，造成两方敌对，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
当晚，六十七军洛川军部电台负责收发电报者复电周恩来，说周的这封电报“已收到，王以哲现在西安，此电须明晨转去，但王部于王未复电以前，当不能再向前进”，但在兵临城下的危局面前，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于深夜决定调兵自卫，令红二十九军由临真镇北进延水一带，必要时从背后袭击东北军六十七军刘、吴两师，红三十军由吴堡、绥德一线南下，准备从东面侧击向瓦窑堡前进之东北军。
13日，王以哲自西安发出复电，向周恩来表示歉意，但说此次行动实在是照张副司令行事，情非得已。14日，又在复电中改口说，此次行动因得讯中央军汤恩伯部删(15)日可至瓦窑堡，考虑到瓦窑堡既然不能保住，自然不如由东北军占领为好。周恩来继续发电，要求刘、吴两师停止前进，并退回原防，双方急电交弛，刘、吴两师仍在推进，不得已，毛、周只好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直奔蟠龙，与师长刘翰东当面交涉，刘却说未奉王以哲命令，无法停止前进，李克农只好向刘出示洛川军部收发密电者发来的两封表示不再前进的电报。
15日，王以哲复电周恩来，又这样解释说：
此次敝军前进，一则因弟离开洛川，负责者奉总部命(令)前进，弟事前确不知之，一则法西斯利用张不在西安、弟不在洛川，急催前进……尚请谅之。现已急电前方负责者，令前进部队停止于现地点。弟认为此一点小误会障碍不了兄我大体之方针，……望兄宽恕，并向各方解释，尔后行动弟决负责。
六十七军是最早与红军停战的东北军。这时，中共中央又正急于推动张学良在西北发动大举，因此，尽管王以哲的解释前后不一，但只要能制止战争，中共方面也就不再计较了。16日深夜，周恩来复电王以哲说：
两电均敬悉。一经解释，此间同志均已释然，毫无芥蒂。此事当系出于法西斯晏道刚等之捣乱，还望兄及日(张学良代号)兄注意及之，兄部务请撤至拐卯镇之线，尔后环境如须再进，则彼此商量好进行。弟与兄方已是一家，本休戚与共之，自当无事不好商量也。
17日，刘翰东一○七师退出蟠龙，但吴克仁一一七师仍无停止前进迹象，周恩来不得不直接写信给吴师长，并附上王以哲15日来电抄件，派人送去，请其退兵。18日，吴师退出永坪。东北军与红军的战争危机总算缓和下来了。但双方对于如何防止再次出现类似事件，却还在商讨。18日，王以哲电告周恩来说：李克农“去蟠龙，弟已电刘(翰东)，令其即返回，尔后不必派人与下级接洽为祷”，但周恩来同日致电王以哲说：与“两师长几次磋商，最后出示兄电始获释然。观此兄我两方关系，似宜详告兄部各师长及团长中之优秀者，以厚团结。以便联络”。显然，周恩来希望东北军各师团长也详知两军的友好关系，而王以哲却不敢让师团长们了解两军友好的内幕。
红二十九、三十两军是不久前由地方武装扩编而成的，兵员少，战斗力有限，诚如毛泽东所说，“瓦窑堡迟早必失”。中共中央早在15日晨即已决定尽速“搬空瓦市”向西迁移(不久，中共中央迁到保安)。
可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王以哲认为既然东北军进占瓦窑堡之日已屈指可数，为掩饰六十七军与红军之间的秘密交往，就向西安剿总谎报六十七军已经攻占红都瓦窑堡。获此消息后，驻防石湾镇(在瓦窑堡北面)国民党高双成八十六师的两个营，遂想截击已从瓦窑堡“败退”出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捡些便宜。当他们进至瓦窑堡以北30里处时，获悉瓦窑堡仍在红军手中，但城里守军极少，红军主力都在瓦窑堡东北，准备抗阻汤恩伯部。这两个营遂乘虚进攻，迅即占领了瓦窑堡。幸亏中共中央重要机关已经迁走。待周恩来调军回攻时，高双成师的两个营已做好了固守的准备，红军只好暂时围城，同时，周恩来便请东北军刘翰东师以为高师的两个营解围为名，于23日开进了瓦窑堡。
一星期之后，汤恩伯部赶到，刘师只好奉命撤出。刘师因照顾红军，迟迟未得进占瓦窑堡，最终还是让瓦窑堡落入中央军手里，为此，刘师对红军方面颇为不满。
瓦窑堡事件，暴露了东北军与红军秘密停战过程中的曲折和艰难。6月20日，张学良自南京飞回西安，听了王以哲、刘鼎等人的汇报之后，便在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亲笔密信中，向中共方面表示“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6月中旬，中共中央认为“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待张学良回来，“即须协商具体办法”，但张学良了解两广和南京等各方面“外间情况”后，显然认为西北发动之条件尚不具备，不同意与周恩来会商发动大举的“具体办法”，故只把“外间情况等等”讲给了要去安塞的刘鼎，请“刘同志面达”周恩来等“诸同志”。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