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三 西安事变发动时的泄密事件
毕万闻
1.蒋介石施计，哄骗张学良
问：西安事变发生后，曾出现了黄永安告密事件，致使南京方面很快获悉西安发生了大事，并且迅即采取了种种紧急应对措施，这对西安方面大大不利。
蒋事实上早已获知张、杨与中共联络的事。据“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清在《西安事变回忆》一文中说：
1936年9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指与中共联络——引者)后，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蒋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在广州黄埔岛上)交他核阅。不料他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为他真不相信我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其实，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从特务江雄风(西北剿总调查科长)等人的报告中尽知其详，而心中有数了。此不过装模做样，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便于采取断然措施而已。果不出一月以后，他就由广州回到南京，积极部署逼迫张学良继续“剿共”。蒋以为这时的张学良军队已受红军重创，不怕他不服从命令了。同时，他又另派刘峙率10余万之众进逼潼关；他自己且于10月下旬亲临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主持策划“剿共”事宜。一面令邵力子按照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的作法，草拟《告西北民众书》。邵转令其秘书吴念存代为草拟。吴曾向我借去《左宗棠全集》作参考，其内容如何不详。
事变发生后，曾扩清经周恩来、卢广绩耐心做工作，他便向全国广播，说蒋委员长在西安很平安，只要南京方面派人来协商，问题就能解决。他又给南京方面军政要人写信，说要想蒋平安回京，称只可以“文说”，而不可以“武争”，中有“奔车之上无仲尼”的一句引语，意思是说，像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会跌倒的。
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晏道刚，于1935年秋至西北，他说：
到西安3个月后，我知道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应为保安，意指中共)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这类事情我佯装不知，只劝张不要久驻洛川，免人怀疑，而驻西安的特务们又直接给蒋的情报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我见张既然隐讳，亦不便明说，一面安慰张，一面电蒋为张解释。兹抄录1936年7月20日张学良给我的亲笔函一件：
甸樵吾兄：
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 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同时蒋的特务组织(西北总部办公厅第二科即是特务组织)对杨虎城的报告也很多，说杨虎城部的职员内有共产党员潜伏，力谋反蒋，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云云。
(1936年11月，蒋迫令西北各部队向陕北红军进攻，)这时张学良抑郁不安。前线各部则按兵不动。王以哲部无线电叫呼不应，命令无法下达。惟胡宗南军按蒋的命令向东北方向开进。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深入，约在11月中旬，这一纵队前卫两个团进至陕北山城堡地方，被红军消灭。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电复，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我即往商，张言：“我遭受国难家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我竭力安慰，劝张向蒋当面解释，电报恐不能说明详情，解决问题。张云：只得如此。
下面，还是请您谈一下黄永安泄密事件，好吗?
2.张、杨曾拟好电文，向毛、周通知西安将发生的事变
答：张学良、杨虎城当年捉拿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这是惊天动地的军机大事，守密与泄密，成败所系，至关重要。为了防止走露消息，事前曾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措施。例如，把西安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控制起来，把蒋之驻地临潼华清池与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
当时，张、杨早已与中共及红军结合为“三位一体”。发动前夕，张、杨最希望中共中央尽早知悉扣蒋的具体时间，以便作战最为勇猛的红军以及势力强大的苏联能及时配合，为此，在事变的前一天，即1936年12月11日的晚上，张、杨曾往返密商了好几次，准备请毛泽东派驻十七路军的秘密代表张文彬，以“他的化名”，并以“他们自己的通讯密码发报通知”，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维城说，连电文张、杨都亲自拟好了：“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可是，考虑再三，还是担心被南京方面破译，没有拍发。此一电稿当即在张、杨的面前烧毁了。直到扣蒋行动开始之后，即12日清晨寅时(3至5时)，才向中共中央拍发了另拟的密电。
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的第一份明码通电，即张、杨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是在早晨8点多钟捉到蒋介石之后发出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才收到的。可是，几乎与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寅时拍发的那封密电之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获悉西安发生了惊人的大事变，这便是东北军驻洛阳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告密的结果(黄永安泄密事件，大部分是根据我采访当事者及其亲友的录音写成的)。
3.张学良密令东北军守住潼关，黄永安背主邀赏
张、杨所以发动事变，其主旨就是要阻止内战。同时，作为高级将领，张、杨也深知自己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难以与中央军相抗衡。为了避免发生战争，捉蒋行动开始之后，在军事布署上，当时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派军守住军事要隘潼关。潼关是陕西东部的咽喉，兵家必争之地。时间，在历史的进程中，其价值往往大不相同，在紧急关头，正可谓一刻值千金。当时，东北军尚有一个军驻守河北省，即五十三军，军长是张学良的心腹万福麟上将，另有一个炮兵旅驻守河南洛阳，即炮兵第六旅，旅长是深受张学良栽培的黄永安少将。当时，洛阳以西直到潼关，并无中央军重兵驻扎。12日晨，张学良给在保定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和在洛阳的炮六旅旅长黄永安分别拍发了密电，令万福麟率部迅速南下，抢占郑州，卡断陇海铁路；令黄永安指挥所有在洛阳的东北军官兵，控制洛阳，“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两份密令的主要目的都是阻止中央军西进潼关。
万福麟权衡利害，拒绝执行密令，但没有向南京告密，直到第三天，即14日，才致电在南京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原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请其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转达他“拥护中央”的立场。而黄永安接阅张学良密令后，迅即向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黄永安为何这样快就背叛了张学良呢?
说起来，黄永安也算张学良的“嫡系”。黄是东北人(1897年生于双城，原属吉林省，今属黑龙江)。1922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即加入东北军，先在炮兵第四团军士教导连任教官。张学良待他并不薄，1927年冬围攻傅作义坚守的涿州之时，张已提拔黄为该战役炮兵指挥部参谋长，1928年冬，又提升他为炮兵第二团团长。1933年，提升为炮兵第八旅旅长(1936年该旅改编为炮兵第六旅)。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两个月，张学良又把他从上校提拔为少将。但张学良拍发密电给黄永安之时，洛阳总共只有两个炮兵团和洛阳军分校的一个教导大队，而在洛阳附近有中央军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的两个师，即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和第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12日晨5点多钟，黄永安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密电，始则震惊异常，继则犹豫不决。事情真是凑巧，黄永安原定12日下午5点，在洛阳北大街的万景楼饭店请祝绍周、警察局局长等洛阳当地头头脑脑吃饭，正是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但黄永安是个怕老婆的人，他的太太叫李志全，刚与他结婚一年多，也是东北人，其父曾是哈尔滨火磨(面粉厂)的大老板，家资富有。李志全是北平师大的毕业生，能说会道，是国民党党员，早就对张学良的“左倾”不满了(当时，富人对共产党多半没有好感)，她又与祝绍周的太太要好，往来密切。拿不定主意的黄永安把密电给太太看了，太太立即把张学良大骂了一顿，并催促黄永安说：“张学良这样做不仅是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犹豫什么?你怎么能听他的乱命，还不快去找祝主任，赶快把电报送给祝主任看!”就这样，早晨5点半左右，张学良发给黄永安的紧急密电就交到了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的手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方面获得的西安发生事变的第一个确凿证据。这比南京方面收悉张、杨的八大主张通电至少要早12个小时。下面，让我们看看这12个小时引起了多么重大的变化，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4.中央军急奔潼关，飞行员临潼“救驾”
张学良意欲联共抗日，早已见诸于国内外之报刊，祝绍周又是个机敏刚断之人。打发走黄永安之后，祝绍周立即往西安和临潼打电话，自然一概不通。虽然张学良在密电中只说西安发生了“事变”，对驻节临潼的蒋介石的处境只字未提，但祝绍周已了然于心。他当机立断，没有向上级请示(为了节省时间)，立即主动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首先，他紧急面约陇海铁路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运输司令钱宗泽，当即决定将潼关以东所有空着的列车车厢，全部西开备用。随即面约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当即商定，正在构筑国防工事之军队，立即停工，并赶赴最近的火车站，见车即上，迅即开向潼关集中。
然后，祝绍周顾不上吃早饭，立即给洛阳航空分校主任王叔铭打了电话，王即与当时正在洛阳的空军指挥官毛邦初同车到达军分校，商定对洛阳军航两校及驻洛陆空军中的东北籍高级主官，“加意戒备”。同时，三人当即决定，“不论临潼情况如何，都有派飞机飞往临潼救驾的必要!”毛、王两人一致选定“技术精良”“思想纯正”的洛阳航空分校飞行组长空军中尉蔡锡昌执行救驾任务。王叔铭立即驱车赶到机场向蔡锡昌下达命令。此时，刚好6时正。蔡锡昌整备好一切之后，即驾驶航空分校的一驾最好的教练机，沿着陇海铁路线冒险飞往临潼。蔡锡昌飞到临潼上空，在华清池上面盘旋了一圈，选了一块平坦的田地，以“迫降”的方式，安稳地着陆了。他的飞行技术确实“精良”。要知道，第2天，即13日，依照张学良的命令，飞往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去接周恩来的波音飞机，就因地面不够平坦，张学良雇用的美国飞行员便没敢降落，又飞回去了。但是在蔡锡昌着陆之前“80分钟”，蒋介石已经被送到西安新城大楼去了。蔡对张、杨的人说自己是洛阳航空分校新到差的飞行教官，为了熟悉附近地形而作认识环境的试行，把陇海路当做平汉路，以为临潼是许昌站呢!可是，人家并不相信，因为他们发现机内后座放着一整套飞行衣帽，知道蔡就是来为蒋介石救驾的。蔡即被拘押。
5.团营长举行会议，众军官泪流不止
黄永安的炮六旅辖两个团，即炮七团和炮十二团。炮七团是从中央军拨过来的野炮团，驻扎在彰德。炮十二团驻扎在洛阳，但炮十二团在经费、装备和待遇上远不及炮七团，因为炮十二团一向就是东北军。在国民党军队中，这种嫡庶亲疏之分是常见之事。炮十二团团长叫徐德庸。洛阳当时还驻有东北军独立第十七团，是重炮团，名义上直属军政部，团长叫叶筱泉。此外，当时有九百多名东北军各部的军士正在洛阳军分校受训，被编成了一个临时的军士教导大队，大队长也是东北军军官，叫赵云飞。徐德庸和赵云飞都是上校，没有黄永安军衔高，故张学良把密电拍给了黄，并令徐、赵二位都听从黄的指挥。密电中，还让黄把两个炮团中的一个团改为骑兵(两炮团都有军马，改骑兵是很容易的事，教导大队是步兵)。
12日早晨，黄永安告密之后，回到家里，就把祝绍周的嘉勉和吩咐向太太复述了一遍。又与太太商量一番之后，就遵照祝的命令，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对东北军官兵严格守密。直到下午4点钟，才把徐德庸、叶筱泉、赵云飞找到自己家里，说今天不请客了(原定徐、叶、赵三人都是饭局的陪客)，接着，就把张学良来电的内容简单说了，并说电报是“中午12点”才接到的。
炮十二团徐德庸团长立即问黄：“旅长，你的意思要怎么办呢?”黄说：“我已经把张副司令的电报给祝主任看了。”
沉默，长时期的沉默。徐、叶、赵三人谁也没出声，因为他们谁也没想到深受张学良器重的黄永安竟会这么做。过了好半天，徐德庸说：“如果调我这个团往西打(东北军)，我不能服从命令!”叶、赵二人见事已至此，没敢说什么。
赵云飞回到军分校，就被祝绍周软禁起来。这天早上，祝绍周已下令将军分校放置枪械的库房严加防护，教导大队的学员此后都不准领取或携带武器。
晚上，黄永安在旅部会议室召集团、营长会议。黄永安首先宣布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然后说：“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这是叛逆行动，我们不能服从乱命。”
“那么，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炮十二团第一营营长齐长生大声质问道。
“中央命令打就打。”黄低声答复说。炮十二团第二营营长张兴华表示拥护旅长的主张。
“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的，打西安对不起副司令!”徐德庸团长刚说完这句话，就痛哭起来。叶筱泉团长也流泪不止，但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地用手帕拭泪。炮十二团第三营营长李春生等人也默然流泪。
后来，还是黄永安打破了会场的沉寂。他说：“我们没步兵援助(他没提教导大队)，不能单独作战，编成骑、炮兵，也只有两个团，兵微势弱。再说，我们都携家带眷，有老老小小，四面八方都是中央军，我们带着家眷怎能突围?我不会给大家亏吃，我负责大家老小的安全。目前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只应严加警备，不要妄动。”
“四面都是中央军，还警备什么，对谁警备?”李春生咬文嚼字地顶了一句。
“事已至此，咱们就别争论了。旅长确能保证我们安全无事吗?”第十七团第一营营长罗文光打圆场说。
“兄弟们放心，我绝对保证大家安全无事!”黄永安大声说。
第二天，黄永安即下达命令，将团长徐德庸、营长齐长生和李春生撤职，张兴华等人则升了官。同时，为了表示效忠中央，硬下命令将炮十二团“自动”缴械，将所有大炮、枪弹及马匹都送给了军分校。但黄永安未敢迫令独立第十七重炮团缴械。但一直未明确表态的重炮团团长叶筱泉最后还是依顺了黄永安，19日，黄永安与叶筱泉联名通电，简述了“未受乱命”的经过。
6.中央大军兵临西安，全国舆论围剿张、杨
樊崧甫第四十六军所辖董钊第二十八师接到命令后，即昼夜不停地奔向潼关。十三日凌晨丑时(1至3时)，二十八师全部到达潼关，当即将仅仅千余名的东北军官兵全部缴械看押。樊崧甫军长亲率第七十九师之第二三七旅接续跟进，也于当晚抵达潼关。
张、杨在捉蒋之前，怕走露消息，不敢往潼关调动军队。事变发动之时，离潼关较近的部队只有杨虎城部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该师驻扎在大荔和朝邑一带，在张学良致电黄永安的同时，杨虎城也给冯钦哉拍发了密电，令其亲自率部抢占潼关。但冯钦哉与杨虎城早已有隙，且已在暗中接受了蒋介石的颇为实惠的拉拢。冯接到杨的密电后，虽然迟迟其行，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据说，董钊师比冯钦哉师早4小时抢占了潼关，这是推动冯钦哉结束动摇叛离杨虎城的最后一击。
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敞开了。南京主战派何应钦调兵遣将，围向西安。面对占有极大优势的中央军，西安就成了无险可守的危城。造成这种军事压迫的严重后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黄永安告密。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有政治上的严重后果。由于黄永安告密，国民政府提早获悉了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迅即封锁西安方面发出的信息，大力宣传南京方面发表的信息，这就是说，国民政府严格控制并迅速掌握了全国(陕西除外)的舆论导向。各界不明真相的人士谴责张杨的函电有如“雪片般”地飞向西安。现在许多人以为当初国人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当今大体是一样的。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当时一般人的心理和社会舆论大多严厉谴责张、杨，深切同情蒋介石。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情形正好相反。对一个重大事件来说，当时的舆论评价与后来的历史定位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莫过于西安事变了。而国人当时的这种普遍的政治误解，使张学良背上了一时无法洗清的黑锅，益发心焦意燥，难以慎重应付事变发生后的危难局面。总之，除了军事方面的严重后果之外，在政治方面导致全国舆论“围剿”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黄永安告密。
张学良的用人原则之一是“用而不疑，疑而不用”。东北军骑六师十八团团长刘桂五曾是热河绿林队伍中的一员战将，枪法好，胆子大，是夜里“掏老窝”(即捉人)的能手。捉蒋前夕，张学良把刘桂五调到身边，悄声问他：“叫你去刺杀一个人，你敢不敢?”刘答：“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怕不认识他!”张说：“你不认识，我可先带你去认识一下。”12月10日，即捉蒋的前两天，张亲自开车，让刘坐在身旁，奔向临潼。路上，张对刘说，他打算派刘去“刺蒋介石”，这次先让刘去看一看蒋的驻地和面貌。到了华清池，张即带刘去见蒋介石，说刘即将回热河抗日(刘曾要求带500人回热河去抗日)，行前特意来晋见请训。事后，刘对战友说：“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指捉蒋)不就全完了嘛!”12日早晨，刘桂五确实参与捉蒋(不过，张严令他不仅不准刺蒋，也不准伤害蒋)。杨虎城明知冯钦哉可能不会“跟上来”，但当时别的部队离潼关太远，只有冯钦哉部离得近，为抢占潼关，只好给冯钦哉拍发密电。张学良本可不拍发密电给黄永安，但张学良一方面过于信赖他，另一方面也是为求好求全，还是拍发了。这一拍，不仅阻止中央军占领潼关之目的未能达到，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这是张学良所始料不及的。
不过，后来蒋介石也只是赏给黄永安一个中将军衔而已。黄后来虽仍任军职，却常常不是副职就是高参，多半不掌军事实权，一直到1952年10月在台湾退役。这其中的奥妙，大概是担心他既然能叛张，也就能叛蒋吧。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