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九 周恩来致张学良密信发现始末
毕万闻
问：您在香港《明报月刊》1999年12月号上发表了《再谈张学良与周恩来往来密信——兼答张学良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张之宇女士》一文后，次年7月，该刊刊出张学良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张之宇女士的大文《由周恩来张学良往来密信看百岁老将军》，张女士对您所披露的周恩来致张学良密信表示怀疑，后来您又写了一篇大作，详述了发现这封密信的经过始末。您能否在这里谈一谈?
答：赵四(一荻)小姐在夏威夷病逝后，我本想写一篇过去不愿公开的文字，以纪念这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忽然看到《明报月刊》2000年7月号刊发的张之宇女士大文《由周恩来张学良往来密信看百岁老将军》，张女士对周写给张十六字密信一事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因此我不得不将发现此事的经过及其相关情形披露出来，以便读者辨别真伪。
1.周恩来的两位亲信干部都可作证
最先向外界讲述周致张密信的，是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一位老干部。1990年夏，国民党元老张群等台湾政要公开为张学良庆寿，1991年春，张学良离台访美，他真的恢复了自由。这时，这位老干部才把大约三十年前的这段神秘往事讲出来：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后，周给张写了十六个字的亲笔密信。周几经斟酌，密托住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传递此信。(郭增恺原为杨虎城十七路军参议，与宋子文也有交情。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把当时拘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郭便作为宋的随员，与宋一道飞抵西安，协助宋做调解工作。这样，郭便与周恩来相识了。后来，这位了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真相的郭先生，坚决主张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郭增恺夫人持周的十六字密信到台北后，经过暗查细访，终于在一个星期天，利用张学良和赵一荻到教堂做礼拜的机会，把周恩来的十六字密信夹在一枝口红中，当面交到赵一荻手中。这位老干部说，十六字密信的后八个字是：“善自珍慑，后会有期”，其他八个字，他忘记了。
大陆一位作家，很快便把这件传奇故事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出来，香港《广角镜》杂志也报道了此事。当时，鄙人对此事半信半疑。因为第一，史学研究，“孤证不立”；第二，个人回忆，常有差错。但鄙人也没有根据完全否认这件往事。于是，鄙人便寻访有关当事人，查阅当年的原始档案；但访查经过繁难而曲折，为节省篇幅，这里只能将有关部分向读者简要交代一下。
当年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并负责设法传递十六字密信的另一位高级干部，在确信此事已被公开之后，才承认确有此事。他说，周总理的十六字亲笔密信，当年没有留下复印件或照片。他指出，已经公开的那八个字肯定有误，他记得这十六个字，并亲自为鄙人书写了一遍：“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谈到密信的传递过程，他不肯详说，但他明确否认“通过郭增恺夫人传递此信”的说法，他还说“据说信是传到了”。采访时，这位老干部思路之清晰，言谈之敏捷，用词之严谨，给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鄙人手中目前仍保存着采访这位老干部的录音)。
两位深受周恩来信任的高级干部都证实当年周恩来确曾设法向幽居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传递过十六字密信，“孤证不立”的原则恐怕已经不适用此事了。然而，不学仍然没有彻底信实，因为这两位老干部虽然完全没有必要在周恩来辞世十多年后，串通起来捏造此事，但此事毕竟是二位的口述回忆，口述回忆如果没有历史档案做旁证，其可信度可能要打些折扣，何况二老年事已高，又是大约三十年前的往事，回忆起来，难免有些差错，故在细节上，二老的说法并不一致。
2.原始文献证明此事不虚
那么，这件小事的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不学多方查阅，终于查到1961年5月31日的档案，发现中共中央一个负责情报的部门向中央报告说：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不学查到这份原始文献时，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和四弟张学思与周恩来一样，都早已辞世，朱五(朱湄筠)已患老年痴呆症(又远在国外)，不学只好再去采访张学铭夫人朱洛筠和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她们二位虽然记忆力很好，但她们的丈夫生前都没有对她们提及此事。查到这份原始报告后，尽管笔者仍然并不知晓朱五是如何把这三封密信传给张学良的，也不知晓张学铭、张学思两人的信都写了些什么，但对周恩来确曾在1961年春(也可能是1960年冬)暗中向张学良传递亲笔手书一事信实了(至于是否果真传到张学良手中，那是另一回事了)。
顺便说一句，原始档案记载的周恩来那十六字密信，最后四个字“后会可期”的“可”字，原本是“有”，但又勾掉了，下面改为“可”字。于此，可见负责设法传递这十六字密信的那位老干部记错的这个字，也是事出有因。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
在查到原始文献后，不学仍然没有就此发表文章，因为当时张学良虽然自由了，但毕竟还生活在台湾。这个道理，就与不学主编的《张学良文集》在1992年由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时，没有把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写给周恩来的两封密信(先后密托何柱国、莫德惠捎给周恩来，周都收到了)收入该文集中一样。一直到张学良移居美国夏威夷三年之后，不学才就此发表了文章。
尽管我在拙文《再谈张学良与周恩来往来密信》(明报月刊九九年十二月号)中已经郑重申明“笔者不仅拜访了参与负责处理此信的周恩来的亲密部下，而且亲自核查过此事的原始纪录”，之宇女士仍然认为“想来就是‘转相告诉，必有衍误’”。之宇女士这种大胆怀疑精神是很可贵的。但在提出怀疑之后，尚须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之字女士提出的两点主要论据，一是张与周保持密信往来，是一种“两面为人手法”，这与张自我标榜的“做人德操”有悖；二是1961年春天以前，张学良伉俪在台湾的“生活之惬意有增无已”，“在如此的生活情况下”，周恩来通过“统战情报不会不清楚，岂是致送秋波”之时。可以说，这两点主要论据，都是之宇女士个人的看法。史家自应有其独特的“史识”，其他人应予尊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嘛。但如果仅仅因为自己认为张与周有密信往来“有悖”张的“德操”，便进而否认张学良曾在幽居生活中给周恩来写过密信，或者由于认为周恩来在1961年春(或1960年冬)给张学良捎去密信“不合时宜”而否认周恩来有给张学良写过十六字密信这回事，那恐怕就与“史实”不符了。笔者以为之宇女士大文之主旨似亦不在于此，而是对张学良老年的言行表示一种批评性意见。
笔者判断(仅仅是判断)，张之宇女士所以如此提出怀疑，恐怕也许另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张学良并没有收到周恩来的十六字亲笔密信。是朱五没有办法送到而又不愿让请托人(周恩来等)失望而谎说送到了呢?还是朱五小姐又请托他人转交，而他人没有转交却对朱五谎说转交了呢? (朱五当时的回话中有“张现住董显光家中”，这句话恐怕有问题。张学良遵照宋美龄的劝告，不再读佛学书籍，改而“研究”基督教，宋还请当过“驻美大使”的董显光先生提高张的英文，以便张读《圣经》等英文书籍，但张学良当时尚未完全自由，其行止有许多人监随，“住在董显光家中”，恐怕不大可能。)那么，周恩来当年写给张学良的十六字密信，如今保存在何人何处呢?
此外，有没有可能，张学良或赵一荻当时收到了十六字密信，但害怕暴露，便毁掉了；或者后来散失了；或者张氏当时未当回事，后来忘却了?不才以为，从张、周二人“一见如故”(张学良语)的友情看，这些可能都是极小极小的。谁都知道，周致张的亲笔密信，是弥足珍贵的墨宝，因此，它一定会完好地保存在人间!
3.张学良的《反省录》另有文章
先前，之宇女士在台湾1997年9月号《历史月刊》上发表的大文中，谈到周恩来致张学良十六字亲笔密信时曾说过：“因转递过程涉有张氏家人，笔者不表示意见。”此语表明，之宇女士当时承认确有此信，而且张学良的“家人”还参与了此信的“转递”。那么，“张氏家人”把此信“转递”到哪里去了呢?而现在，之字女士又对此信的真伪提出了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再则，关于张学良1956年底奉蒋之命而写的那篇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亦称《忏悔录》或《回忆录》)，之宇女士说，“那只是张致蒋之私人长函”，周恩来不可能从蒋介石或张学良那里获得，因而对不学所说周是在读了《反省录》之后写了十六字密信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不学手头有蒋先生大著《苏俄在中国》的修正本，是1957年在台北出版的，书中的“西安事变”一节，就一再引用了张学良的这篇“自述”，可见，蒋并未把此文仅仅视为“私人长函”。关于张学良这篇《反省录》，之宇女士与郭冠英先生分别先后发表了大文，都提到在1958年前后，台湾军界高层“公开”传阅过张的《反省录》，并受到“赞誉”，张“且为此消息感到高兴”。如此看来，周恩来通过蒋、张二人之外的秘密渠道获得此文，是完全可能的。1961年，不仅周恩来，大陆高层人士，许多人都已读过张的这篇《反省录》。这里，不才仅举一例，张学良亲笔题写书名的《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1版，286页)，就讲到了在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与会者“谈论”和“分析”这篇《反省录》的情形，张学思因此“泣不成声”，周恩来流着泪“代表(共产)党”高度赞扬了张学良!
仅从字面上看，张学良的《反省录》确实把中共骂得狗血喷头。中共方面刚刚获得这篇《反省录》之时，的确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蒋介石等人伪造的，但周恩来与了解西安事变内幕的部下叶剑英、刘鼎等人仔细研读之后，认为除非张学良，别人是写不出来这篇东西的!因此，不才主编的《张学良文集》在北京出版时，便把这篇《反省录》收入了。张学良大骂了一通共产党，周恩来读过之后却大加赞扬，读者诸君不妨想一想，这里面是不是大有文章?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