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二十章 事变后被迫辞职出国
杨瀚
西安事变结束了，蒋介石被迫修改了政治政策，容纳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也有所放松。但对其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压制与迫害却丝毫没有减少。张学良表面上被恢复了“公权”，实际继续被关押。在东北军大举东调离开陕甘的同时，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迫害接踵而来。
1．两次见蒋 被逼出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伪装宽厚，将杨部的一些人员，或与蒋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如使孙蔚如主陕，杜斌丞任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任财政厅长，周伯敏任教育厅长，李志刚蝉联省政府委员，民、建两厅长则原封未动，并让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将十七路军编为一个军辖两个师。但在干部安排上又尊重杨虎城的意见，由孙蔚如任军长，赵寿山、李兴中分任师长。
3月间，蒋通过一些人对杨屡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表示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而不提是他要见面，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这话起先由宋子文通过他人传给杨的，没有引起杨的注意。后来顾祝同告诉杨同样的话，杨才觉得这就是“命令”，才有意与蒋见面，经过联系，蒋遂规定日期电邀见面。3月29日，中午12时，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李志刚等，由宋子文、吴铁城陪同，抵达杭州，下午，宋、吴陪同杨、于等晋谒蒋介石。晚，蒋宴请杨、于等，贺国光、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作陪。李志刚回忆道：我陪杨先生乘飞机到杭州见蒋，会见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和我共八个人，坐定后，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答：“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又吹嘘说：“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蹋张汉卿先生，他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线上牺牲，他和王哲竟秘密到陕北与知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愈说声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梨和苹果削皮送到蒋口边打诨，蒋的语调渐渐缓和了下去，蒋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人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就又换了一副面孔，说：“孝侯只知听从长官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环境，对个人说来，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最后说：“张汉卿这些天的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那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如，唐孟潇(生智)，也曾一次背叛我，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表示极简单几句话，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蒋介石自吹自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就结束了这次会面。
我们出来以后，杨对自已的人们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杨出来后对我们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想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主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的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语，杨对我们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①
杨虎城虽然嘴上答应了蒋介石出国考察，但心里却非常的不愿意。回到陕西后，曾与部下商议，当时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服从蒋的安排，出国考察，以便于他们行使职权；另一种意见不同意杨离开部队，更不要出国。建议杨住到耀县药王山上，紧靠红军，与蒋周旋。其中许权中最为坚决，愿亲自带兵为杨护卫，使杨很受感动。当时主要不想与蒋把关系搞僵，为的是要参加抗战，就没有采纳后者的意见。但也不急于出国，尽量拖延时间，希望抗战能起，以此为由就不出国了。可蒋介石不允许按杨的想法行事。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不断地催逼杨尽早成行。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国考察军事。
对于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周恩来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周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文章对南京政府逼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4月29日，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复电周恩来：向张冲、顾祝同声明，南京应顾杨虎城部的情绪，善处杨及其部属。
4月30日，杨虎城至信中共中央领导人。他在信中写道：“回忆虎城与诸先生，有缔交方新，畅聆（广字中间上鹿下土）谭者；有久耳大名，迄未奉教者。然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同为抗敌而努力之决心，则完全一致。”“虎城日内虽离陕远游，重洋万里，深感依依。但在抗日战线上，愿作永远之朋友。诸先生爱护国家之忠诚，实所钦佩。尚希益加努力，促进抗日实施。虎城异日海外归来，重履故国，抗敌力量，当必有更进于今日者。斯则临别赠言之微意，所盼于诸先生者矣。切祈不遗在远，时惠箴言，用匡不逮。临池神往，不尽区区。专此布悃，敬祝为国珍重!”②表达了与中国共产党“愿作永远之朋友”的真诚。
在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也准备了用暗杀来对付不服从于他的杨虎城。就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CC特务机关)，找到在镇江江苏区监察使署任职的褚龙吟(褚的父亲褚小毖在杨坚守西安时，因暗通刘镇华，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将褚龙吟叫到南京。先是一番盛情款待，第二天由陈立夫亲自出马，游说褚为他们暗杀杨虎城用“报杀父之仇”来替罪。褚龙吟后来说：陈立夫进来和我握手，佣人退出后，他问我对监察院的工作感不感兴趣?又问我月薪多少?我一一答复后，他装出很惋惜的样子说：“屈才!屈才!如果在我这里，不会让你小就的。”跟着像讲学般的对我说“一个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事业，必需要求‘大受’不可只求‘小知’。又夸奖我‘很有正气’，如果能够善养，将可塞于天地之间。”他还说，过去顾建中等把我的自由限制了些日子，他根本不知道，后来他曾当面申斥，因为我放走了共产党，对于党国固然不无微疵，但仗义救友这一点究属可取，观过知仁。并说：“你并非异党分子，当然不会危害党国，为什么还要限制你的自由?”讲完这一套后，他亲自动手，扣上门锁，靠近我坐下，低声说：“这一次张、杨拥兵叛变，劫持统帅，个个都欲得而甘心。可是委座豁达大度，对张学良仅判十年徒刑，还要呈请国府特赦。对于杨虎城毫不惩处，让他逍遥法外。我今天作个持平之论，张学良对于党国起码有功有罪，如统一东北，统一华北，解散扩大会议，都不无微劳。杨虎城完全是委座提拔起来的，竟然犯上作乱，实在罪不容诛。许多忠党爱国之士都激于义愤，要求杀他。我不能不俯顺舆情，又不能不善体委座德意，所以把你特地找来，和你商议。只要你肯承认杨虎城是你杀的，事实上不一定要你动手，绝对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为了遮人耳目，顶多让你坐上5个月牢，由中央提请国府特赦，我个人出资，供你出国留学。到哪一国去，你自行决定，回国以后的职位，我完全负责。至于具体行动，你和季元朴商量。这件事我想你一定不会不干的?”他两只狐狸眼睛注视着我的面部，频频捋着他斑白头发，候我答复。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当然要报。”我答复。“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我说：“不，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尊?”他问“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我答。“那么，你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中控告杨虎城?”他追问。“我控告杨虎城的事实，陈先生没有看见吗?上边何曾提到家父一个字?”我平静地答复。“晓得喽，这是你的聪明处，可是我查得明明白白，杀害令尊的确是杨虎城，现在报仇与否，听你自行决定。”
我说：“这件事先不要谈，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如果五年以前，或者还说得下去，现在他揭橥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我偏要在这个当儿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君子爱人以德，这样扶持杨虎城成名的事，我不能干，就是陈先生你也应该审慎一下。”②褚龙吟拒绝了陈立夫的“美意”后，特务们还不甘心，他们又找到被杨虎城入陕时，因抗拒命令图谋做乱，而被杨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要她也借报父仇对杨虎城进行谋害。适陕西旅沪进步学生彭毓泰在潼关相遇，闻之此事，晓以大义，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们的策动。由于褚、甄二人深明大义，同时也由于在当时就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正在上升的政治威望造成极大的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所以谋害计划没有继续实施。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后，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难以解决，因而病倒。高烧39度，数日不退，进而引发心脏病，一度病情紧急。就在杨虎城病重期间，杨5岁的小儿子拯人也病了。
杨拯民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家里由蕙兰娘昼夜照顾父亲，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但由于家里人都忙着父亲的病，未能及时把拯人弟送医院治疗。直到我从上海回到西安的当天，才把拯人弟送进了医院。翌日，当我再到医院去探望时，他已一命呜呼了。何其不幸?真是祸不单行!
“拯人是西安事变后，我家成员中第一位离世者。我娘只有这一个孩子，抚养到5岁而夭折了，这对娘是莫大的打击。伤心至极，致使神经一度失常，失去知觉，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还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竞嚎啕大哭不止。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凄惨悲凉之极。
“这时，南京当局一再催促父亲赴沪出国。父亲丧子又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
“父亲在蒋介石的催逼下，无法照顾安慰患病的妻子，相当苦闷。他提出要我先把娘送到北平，移地休养，免其睹物伤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说，原拟打算带你一块出国，现在你只好做些牺牲。于是我就带着娘、拯坤妹、陈姨、副官阎继明等7人，在父亲赴沪前夕，先行离开西安去了北平。杨拯坤说：国民党当局一再催促，启程的日子定了，家人和亲戚为父亲送行。刚一举杯，叔父就失声大哭，在座的人都泪流不止，感情的闸门被冲开了，家人的情感爆发了，谁也没有劝谁。父亲不说话，拉着我的手走到院子，长出了一口气。……本来父亲要送我们去车站，当他到二门时却顿住脚，‘算了!不送了。’③杨虎城在伤感中没有送妻女去车站，谁知从此成为与她们的永别。”
2. 多方挽留 盛大欢送
杨虎城生病后陕西各方人士纷纷出面，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暂缓对杨的放逐。十七路军旅长王俊以黄埔学生身份见蒋；陕西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陕西各界人士找宋子文；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人电蒋分别要求让杨缓行；5月20日，《西北文化日报》还刊出“杨虎城主任因感冒引发心脏病，医生劝阻展期赴沪”。的消息，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在蒋的不断催促下，杨虎城于1937年5月27日上午11时35分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
这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西安市的民众和郊区的农民日前得知了杨虎城要离开西安的消息。一个大早就自发的从四面八方向西关外机场汇集，到11时许欢送杨虎城将军者达lO万人。《西北文化日报》28日做了这样的报道；计到学生33校约1.3万余人，工商团体四五十单位约8万余人，近郊农民如未央村、鱼化村、姜村等联保7千余人，尤以大华、华峰、成丰、终南等厂职工及邮务、印刷、起卸业、运粮业工人送别情绪极为热烈。军政机关领导人有顾祝同、孙蔚如、杜斌丞、彭昭贤、续式甫、周伯敏、李仪祉，寇胜孚等士绅名流亦到机场欢送，率多向未到飞机场者。9时半，杨氏乘汽车入场，一进军乐声、呼喊声、救亡歌声齐起，全场空气大为激奋。杨氏下车后，即与民众团体及政府代表一一握手，随即在军民的行列中巡行，男女学生均将帽子掷至空中，表示敬礼。杨氏深为感动，眼眶红润欲泪。军民群众因之淌泪者甚多。有一位青年学生趋向杨氏握手，说道：“杨先生，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来送你出国，而是在要求你救国。”杨氏遂破涕为笑。杨氏巡行一周，入休息室略与各代表话别，即登机起飞东去。杨之随行者有邓宝珊、周梵伯、贾文郁、亢维恪、申明甫、于明江等9人，米暂沉、呼延立人、金闽生乘火车赴沪。⑤如此多的人到机场，在当时的西安来说是万人空巷了。而这么多人自发的去送一个失去一切权力的人，在西安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空前的。表现了陕西人民对杨虎城的衷心拥戴，杨虎城被这种真诚与激情深深感动。他凳上飞机舷梯，站在机舱口，连连向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高呼“朋友们，同胞们，再见!”然而谁能料想，这次告别竟成了他与家乡父老乡亲的诀别，12年后竟是以他的忠烈精骨和不朽的英灵，重新回到养育他的三秦大地。
3．告别亲人 告别祖国
杨虎城到上海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和秘书亢心栽、樊雨农等到上海住新亚酒店，十七路军原参谋长韩光琦和驻南京办事处人员也到上海为杨办理出国手续，后来杨、谢拯中移住西爱咸思路宋文家中。他到上海后，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疑，不敢来看。
6月初，蒋介石来电，召杨到庐山见面。6月4日，宋子文、宋美龄、杨虎城、邓宝珊，由沪飞浔。转车登庐山。
6月5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杨虎城、邓宝珊。并留便餐，邵力子作陪。
6月6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召见杨虎城、邓宝珊。在会见中，蒋介石问杨虎城：“到了国外，如果有人问到的‘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释呢?”杨这时才明白了蒋召他上庐山的用意，他是怕世人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杨迟疑了一下回答道：“顶好不提这事。”蒋听了连连点头：“好!好!这事今后就不要说了。”
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外交部随即发给护照，定29日由沪放洋，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
杨虎城的行期确定以后，他的亲友、故旧接踵来沪，与他送行。杜斌丞来沪时，带来了由西安学联蒲望文、李连璧、曹冠群等发动学生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植物制成标本，将这些标本分贴在几个纪念册上，并写上了许多怀念杨虎城的词句，鼓励杨在抗日爱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名为《故乡的花草》的纪念册。当杨虎城看到这寄托故乡爱国青年期望的纪念册时，激动不已，连声说：“这份礼物太好了!”杨虎城在上海这段时间，与前来送他的一些部下、亲属做了临别谈话，讲出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对部队今后发展方向；以及对儿子的希望等重要问题。
马文彦回忆说：一天，杨和我在马宏根家小花园散步。杨说：“文彦，你是解西安围救过我的，与别人不同。我有点事曾经考虑了很久，但一直没有给人谈过，今天我想跟你谈谈，希望你能记住我说的话。”我说：“啥事情?请说吧，我一定记住你说的每一句话。”
杨说：“第一件事是杀了恶霸李桢。这件事你不知道，我向你大概说说。” “李桢是蒲城县的一个大恶霸，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不但和蒲城县的官吏勾结，而且和省城里的官吏勾结。我2l岁的那年，为了给地方除害，我就杀了这个恶霸。清朝时代，法禁森严，杀人偿命，还牵连家属。我杀了李桢，往北跑到原家(村名，距20里)原家有个原老三，我过去认识他，是个挚友，就在他那里躲藏。原老三这时双目失明，只在家里喂养牲口，他把我藏在牲口圈内小房里，每天给我拿馍送饭，十分关照，我在原家躲藏了一个多月。离开原家，受了好多曲折之后才去吃粮当兵，从此我就走上了当兵之路，一直到现在，这是第一件事。其他三件事你都知道，今天只扼要地提一下。
“第二件事是：1921年陕西靖国军解体后，我孤军作战，众寡悬殊，我打着靖国军旗帜，撤往陕北，坚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为民主主义革命)到底(邓宝珊是靖国军第四路的一员，该路接受了奉系收编。因此，这是今天没有约邓的原因)。
“第三件事是：坚守西安。这是为了缩短国民革命(即民主革命)和世界革命战线。这话是在西安被围时，我向李虎城讲的。1927年1月初在三原史可轩家已向你讲过。
“第四件事是：发起去年(1936年)的双十二起义，促进了抗日，停止了内战，你参加了全知道。
“快要抗日了，我现在被逼迫着要出国……”说到这里，他的心情有些沉重，再没有继续说下去。我看他眼圈湿润，快要掉下泪来，便故意用别话岔开。这时，杨站了起来，大声说：“总而言之，我这一生只做了这四件事，其他不足道也!”⑤
6月26日与十七路军的赵寿山、孔从洲长谈。孔从洲后来说：6月下旬一天晚上，我去看望杨先生，见面的时候，他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哎呀，想不到这里还能见上一面，太好了。兄弟，真对不起，临走的时候，我把家当都拆散了。分给了各个师，可没有分给你一个兵，一枝枪，你不会怨我吧!”我说，没有什么。他说：“在经费方面、物资方面虽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我给你交了个好朋友，北边的好朋友，这才是最宝贵的，比给你几个兵几枝枪要有用多了。”我心里明白，杨先生所说的“北边的好朋友”，不是别的，正是指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工农红军，所以我笑着说：“主任，你给我们交的这个朋友，胜过千军万马!”杨说：“对对对!”开始赵寿山同志在座，谈话中间，于右任叫他吃饭去了，那里就丢下我。这个时候，杨先生的思绪，又回到了遥远的陕西，回到了过去的年代。那一桩桩曲折惊险的历史事件，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一张张神情各异的人物相貌，似乎全都在他的记忆里泛起泡沫，交错叠现，使他的心情激动不已。
当杨先生讲到靖国军的时候，我插了一句话：“主任还记得你在靖国军时期写的一首诗吗?我记得是这样写的：“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杨先生听了立刻答道：“不错不错，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它确实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情感，就是决心跟着时代的潮流前进，做时代的弄潮儿。我认为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十七路军能够保持到今天。”杨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这一点，大体上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还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蔚如、寿山和你相处有年，你们互相都比较了解，一定要真诚合作，刚结一致。舍此，就有被蒋介石肢解、消灭的危险。同时，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应该言行一致，积极同日寇作战。我们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战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在国外也会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所以，你们一定要力争部队参加对日作战，共赴国难，多打胜仗，取得好的战绩。”夜越来越深了，同他已经谈了三个来小时。以“不夜城”闻名的上海，也渐渐地沉寂下来。附近街道上偶有一辆电车辚辚驶过，远处的黄浦江面间或传来几声低沉的汽笛，打破了夜的宁静。可是杨先生的谈兴仍浓。他喝了一口茶，点燃一支香烟，继续兴致勃勃地说：“还想和你谈谈中国共产党和咱们的关系，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靖国军失败以后，部队到陕北，在榆林结识了魏野畴先生，我和共产党从此有了接触。我觉得他们是一些有识之士，爱国家，爱民族，有献身精神，并不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些十恶不赦的歹徒。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们参加了大革命的行列。你知道，咱们部队从榆林南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千人，然而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的部队，以后又坚守西安，顶住了刘镇华8个月的围困和进攻。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一天天腐败，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以及咱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所以才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以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我对共产党并没有失望，只是对他们当时的某些政策接受不了。所以直到部队重回陕西，只能通过汉宸、斌丞、明轩他们作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一步紧似一步，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却越来越严酷。我几经试探，并亲自跑到石家庄见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哼!你那点本钱，经得住几下子折腾!’还说：‘不消灭共产党，就谈不上抗日。’我对他说：‘现在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头，应该以大局为重，摈弃前嫌，团结对外!’他听了不耐烦地说：‘别说了，别说了，这些话我早听厌了。’从此以后，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对蒋介石再也不抱任何幻想。可是，这时和共产党的关系，由于和红四方面军破裂而发生战争，还有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闷。但我深信中国不会亡国，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绝不会长久。过去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灭亡，不外乎三个因素，即外戚、宦官、藩镇，有一于此，就可以使一个王朝覆没。如今，蒋介石已经兼而有三，虽然名义上没有宦官，但是他周围的小人比比皆是，再加上外有强敌日本，内有武装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他还能支撑多少时候?我非常同意那位朋友的看法。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到有了希望，及至毛泽东先生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我曾经反复想过，毛先生之所以要主动地找我们，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可能从我们以往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考虑的。相信我们这个部队是主张抗战的。因此，又建立了这一次的合作，发动了双十二事变，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彩。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后悔，摔得值，摔得响!”说到这里，杨先生激动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拉开沉甸甸的窗帘，眺望繁星密布的夜色以及楼前高低明暗的灯光。“啪”的一声，杨先生拉上了窗帘，敏捷地陡转身来，依旧激动地说：“你要知道，中国军阀哪个没失败在蒋介石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他，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在我们部队中历史较久，和野畴、汉宸都很熟，也和汉民共过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现在咱们部队内也还有炳南、揆要等人在，必须保持好和他们的联系。要记住：咱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当时部队驻在渭北与红军比邻)，南边(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寿山也谈过了。兄弟!你们负有更艰苦的任务，好自为之。我相信，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话，越谈越深，情，越谈越浓。我俩都十分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相对唏嘘。谁知道这次长谈，竟成了他对我的最后赠言，我和他的生离死别。至今思之、仍不免黯然神伤!不过杨先生的这些指示，对尔后我们十七路军部队奋勇抗日，直到回到革命大家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⑥
6月28日晚，杨虎城与长子杨拯民进行了竟夜长谈。杨拯民回忆道：父亲出国前夕，二十八日晚与我作了竟夕谈话。他白天告诉我，要我晚上到他屋里去等着他。晚上我就在他屋里直等到午夜过后他才回来。他歉疚地说：“一直抽不出时间和你交谈，明天我就要走了，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今晚最后一宿，是最后的一个机会。我原打算把你带到国外去，可不幸的是，拯仁病殁了，你娘受打击太大，神经失常。如果这时再把你带走，对她又是个刺激，所以就不带你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又问：“你新娘说你在北平时经常外出，晚上回来得很晚，都交了些什么朋友?”我只讲了在北平参加民先队组织，和同学们从事抗日活动的一些情况，而未讲自己因思想苦闷空虚，交友随便一节。当时的想法是，不要让父亲操心。自己以后交友注意就是了。父亲叮嘱我要多关心我娘和坤妹，交友要慎重。谈到政治信仰问题，他讲“他是主张信仰自由的。但对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高中尚未考取的中学生来说，谈信仰还有点早”。他说“共产主义是个很好的理想，可在中国如何实现?还需要探索”。“过去共产党一直很左，失掉了许多支持赞助他们的人，现在开始有了些转变，但还要看。主义要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光有理想没有用”。他认为我还年轻，只有十五岁，应该首先学习充实文化知识。他说：“我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在生活、斗争、军旅生涯、生死拼搏、社会磨砺、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实际中得来的，这是经验。”他说：“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获得方式：一是在实践中通过时间磨炼得到的，这要碰许多钉子，遭很多艰难曲折，以至流血伤残，乃至牺牲，我的知识就是这样获得的，很艰苦，不容易。因为我那时受家境条件的限制，只能走这条路。你不适合走这条路，现在你也有条件，完全不需要走这条路。另一种方法就是先读书学习，充实基础知识。中学课程是起码的基础知识，要好好学习，别荒废时光，赶高中毕业，上大学时，由你自愿，愿学文、学工、军事、政治由你选择。到那时候有了鉴别能力经过实践，再谈信仰，就不会盲从了。”
杨虎城由于文化基础差，几乎不能写文章，他的思想与理论一般都是由他讲出来的。他在上海的这三次谈话，充分表达出了他对自己人生的回顾，理想的追求；当时无限惆帐的心绪与对未来的思考。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秘书王麟阁、亢维恪，参谋樊雨农(陕西警备第三旅团长)，一行共6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当天到码头送行的人很多，约有千人之众。杨虎城身着白色西服，登上了胡佛号轮船。在一阵阵的汽笛长鸣声中，轮船渐渐驶离了码头，杨虎城站在甲板上护栏旁，不断在向送行的人群挥手告别。看着越来越远的码头和船尾不断泛起的浪花，离别的酸楚和不能留下抗日的愤闷，油然而生，他不愿回仓休息，久久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①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的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210页。
②《杨虎城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丹心素裹》之四，中国文史出版 社，第4-6页。
③褚龙吟：《陈立夫密谋刺杀杨虎城纪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604—605页。
④周盼(杨拯坤)：《父亲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99页。
⑤《西北文化日报》1937年5月28日。
⑥马文彦：《记杨虎城将军出国前在上海和我的一次谈话》，《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607—608页。
⑦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205--210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