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三、风雨如晦
杨拯民
回到西安后，我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组织的农村宣传队，宣传抗日。寒假期间协助李连璧同志以西安民先队名义，在泾阳县云阳镇一个庙宇里组织了一个冬令营并参与其中，学习政治军事。1937年9月至1938年11月，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它决定了我今后人生的走向。
我在上海送走父亲的第二天(6月30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 (陕西榆林人)宴请来沪为父亲送行的部分陕西乡党。宴会在张静江家的一座招待客人的洋楼里举行，张静江的公馆建在一座大花园里，共有两座洋楼，一座家居，另一座招待客人。张季鸾说他常在此宴请朋友。由此可见，他和浙江官僚财团的关系不一般。蒋介石是张静江的后台，张季鸾又和张静江交好，所以张季鸾才能常借用张静江的洋楼招待客人。时值7月仲夏，上海气候闷热难当，可进得楼来却甚感凉爽，原来楼内装有空调，这在当时的上海也是时髦先进之处，此前我还没见过空调。记得参加宴请的有李虎臣、杜斌丞、赵寿山、孔从洲、王炳南、王菊人、叔父和我等十多人。人到齐后，张季鸾宣布，今天请大家品尝上海名厨做的西餐，大家都说“好好!”正如主人所言，西餐味道不错，不愧为名厨手艺。
北方人很不适应上海的闷热天气，大家无心久留，不几日就各奔东西了。我和杜斌丞老先生结伴回北平。回到北平后的第二天，刘定五又邀请一些去上海为父亲送行的陕西同乡李寿亭、王菊人、蒲子政等人，在西单小西天饭店吃西餐，我也在被邀之列，这也可以说是陕西老乡的一次聚会。
我回到北平不到一个星期，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周边的同学、朋友们都紧张起来，有的还存有矛盾心理，一方面痛恨日寇，盼着一举歼灭之；另一方面又希望“卢沟桥”只是个局部事件，战争不要再扩大。可到了7月二十七八号，日军进占丰台、廊坊后，接着又占领了天津火车站，轰炸南苑机场。当晚宋哲元宣布撤出北平，由张自忠将军代理北平政事。继之汉奸潘毓桂之流应运而出，看起来日军企图要大举侵吞我中华土地了。
趁着平汉铁路尚在运行，我先尽快把我娘、陈姨、坤妹、副官阎继明、勤务员贾春旺等人送回西安。我送他们到车站时，恰逢刘澜波也到车站送王菊人、王维之返西安。那时我和澜波并不很熟，他穿一身西装，深色衬衫，显得很时髦。当时行色匆匆，彼此打个招呼，就分手了。我想到有王菊人和我娘同行，也放心不少。送走亲属不几日，北平失守，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也中断了。
王菊人，原名王若渊，陕西省蒲城县人，生于1906年，17岁到西安私立成德中学读书。于1924年春，在学校经曹寿子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西安市西区宣传委员，陕西青年社宣传部长。1927年中学毕业后，任蒲城县团委书记兼县党委委员代理县委书记。1928年初，由于党的地下交通被捕，组织暴露，他无法安身，得友人焦廉甫的资助赴上海求学，并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后因学费来源断绝，投笔从戎，到山东临沂投奔我父亲的部队，经乡友米暂沉介绍，先在国民军暂编二十一师赵寿山团任政治部指导员。后调任我父亲的机要秘书。菊人先生自1929年投入杨部后，很快就受到我父亲的赏识与信任。我父亲将他视如子弟，很多重大机密事件都让他参与，有什么心里话也对他讲。例如，与张学良将军密谋扣蒋的“兵谏”，在十七路军方面也只有他知道底细。事变前夕，我父亲指示，由他将杨部主要将领孙蔚如、赵寿山等找来会商“兵谏”的行动方案及善后事宜等。由此可见他属杨决策圈里的人。
“竖起脊梁立定脚，豁开眼孔放平心”是菊人先生写给自己的格言。“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是他的的座右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和李寿亭、王维之等人移居北平，其间和平津救亡人士张奚若、张中府、杨秀林、刘清扬等过从甚密。七七事变后，返回西安，与杜斌丞先生组建西北民盟。1937年11月他和王炳南等去香港迎接我父亲回国。父亲回国被扣押后，他在西安闭门读书。在此期间，胡宗南曾先后三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拉拢他，都被他一口回绝。他的一生正如他写给武志平先生的诗那样：“此中有人呼欲出，手提头颅忘生死；革命征途倍艰险，热血洒遍妖气止。为国忘家更忘身，九死不变岁寒心；吾人处世重节操，方之古今亦完人。”
王菊人先生在北平期间住在花园饭店，我是在花园饭店王菊人的房间里遇见并认识刘澜波的。
当时西北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东北军南调，苏区成立了特区政府；顾祝同进驻西安，担任行辕主任；西安事变中主张三位一体的左派人士多撤到北平。西安事变中王菊人、刘澜波分别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联系人，他们联系较多，交往比较深。王菊人提到澜波时说，西安事变中，他是东北军方面可以与之开诚布公、肝胆相照的朋友。
8月7日，日军占领北平，全城呈现出外紧内松态势。城外的南苑、西苑军事交通要道均被日军占领，宋哲元的部队、冀察政权、北平市政府均已撤出，只有少数警察在维持治安。
8月8日平津交通开始恢复，9日我和同学们、厨师老李共11人联袂离京。早五点起赶到前门车站排队，好不容易挤上中断了十多天的平津火车，可一直拖到八点，车才启动。乘客多为撤向内地的逃亡者，其中学生居多。这段在过去只需要两小时的火车路程，这次整整走了12个小时。车上不供应食物，就连开水也没得喝，茶房却趁机发国难财，一瓶汽水卖到两元法币。为了避免汉奸告密，寻事惹祸，我们在车上尽量少说话。记得那时同行的有王时曾、王晓兰兄妹，杨侠夫妇、刘长青、黄爱民、李桂英、黄佐周、钟兆煦、李师傅，好像还有罗明。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李师傅，最小的是我，总带队者竟然是我，主要是大伙认为我常走南闯北，有经验；另一方面，若经费发生问题，我可想办法，做后盾。
一路上只见日军军用列车载着士兵、坦克、辎重骡马不断西行。我们所乘的客车经常要给军车让路，走走停停，直到夕阳西下，晚上八点之后才到天津东站。
我们从车站步行到法国桥(海河桥是由法国人修建的桥梁，当时叫法国桥，属于法租界)，中间曾吃了点东西。过了法国桥，进入法国租界，已是九点多钟，法国警察岗哨林立，当时已经宵禁，禁止通行，不能找旅馆了。我们只好在大楼之间的空地上，露天席地坐了一宿，就这还被警察敲诈了几块钱。天亮后，在国民饭店租了一个大厅，放几张床，男女之间用屏风隔开就住下了。
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为购买去青岛的船票而奔波。拟给西安家中发封电报，我和另两个同学去电报局，有几个中国籍的巡捕和一个法国籍巡捕在邮电局的大厅里，问我们干什么的。当我们说发电报，话音刚落，竟遭巡捕辱骂：“混蛋!滚出去!”当时很气愤，受此羞辱，又可奈何?事后才听说，那时法租界亦被日军包围，电讯中断，邮电职工已不上班，几个巡捕只是保护邮电局的。
8月12日买到去青岛的船票，下午从海河大沽码头上船。船长为避免日军检查滋事，船于夜间启航，赶天亮就到了公海上。众人如释重负，正好赶上看日出，一颗艳丽的红球在海面上冉冉升起，因为海浪的波动，致使太阳好像红灯笼一般在跳跃起伏，逐步升高，跃出海面，由红而变成黄色，金光闪闪，美不胜收，使我们多日来的郁闷情绪有了些疏解，心情稍微得到放松。
船行海上，从广播中听到上海战事已经展开，“八·一三”淞沪抗战拉开了战幕，一班人顿时又紧张起来。据此讯息，我们分析，日军可能会在青岛登陆，青岛是不能去了，遂决定由烟台上岸。下午五时，船在烟台码头靠岸，上岸后住进旅馆，又买了第二天去潍县的公共汽车票。饭后无事，我和黄佐周信步上了烟台公园的山顶，鸟瞰烟台市容。那时的烟台市，规模很小，大部为平房，楼房也只是两三层的。有条专卖海产品的街道，入夜路灯稀疏，少见行人，整座城市显得那样寂静安宁，怎么也无法与战争的硝烟、大炮的轰鸣联系在一起。一想到日寇的铁蹄很快就要践踏到这里，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悲凉之情，再也无心欣赏这座滨海城市的夜景。翌晨五点，我们一行上了公共汽车，公路是土路，又刚下过雨，道路泥泞，坑坑洼洼，车速很慢，200公里路竞走了十五六个小时。从潍县到济南乘的是火车，到济南一算帐，路费果然不够了。所剩之钱只够9个人回西安的火车票钱，大家商量，决定我和黄佐周两人暂留下来，等待家中汇款来后再走，让其他人先行。
我俩住在山东省政府对面一个小旅馆里，除吃饭睡觉外，便到大街小巷去溜达观察。看到大批难民挑着行李、小孩，从战区沧州盲目地逃到济南。省政府内有躲避飞机轰炸的民众，包括难民，进进出出，显得乱哄哄的。我们在济南的三天里，日机每天都要光顾几次，未见扔炸弹，显然是侦查，可人心惶惶。其实，那时战事尚在沧州以北。
三天之后，收到家里电汇，我俩即买票上车。八点钟到火车站，目睹了一幕悲剧。我们是乘从德州到徐州的列车，该趟列车为避日机轰炸而改在夜间行驶，开车时间又无规律，没有准确的发车时间，站台上拥了许多等车的人，有的已经等了好几天，所以大家心情焦急，好容易看到火车进站，人群便骚动起来，车尚未停稳，许多人便不顾一切地一拥而上，结果把一个背着大包袱的妇女挤下站台，只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声尖叫，待车停稳，把人拉上站台，她已一命呜呼了。真是惨不忍睹!
从济南街头、火车站上的混乱情况，根本看不到政府组织抗战的任何措施，令人预感到韩复榘(山东省主席)要放弃济南，事实的结局也正是如此。从北平到济南到西安的一路所见，令人深感所在地政府的无能和没有责任心，使得老百姓为了躲避日寇的欺压颠沛流离，受尽了苦难。
回到西安后，我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组织的农村宣传队，宣传抗日。寒假期间协助李连璧以西安民先队名义，在泾阳县云阳镇一个庙宇里组织了一个冬令营并参与其中学习政治军事。1937年9月至1938年11月，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它决定了我今后人生的走向。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济南、上海、南京诸大城市，经常轰炸武汉、西安、洛阳、太原等城市。1937年底，日军逼近黄河风陵渡(晋陕豫交界处)，企图过黄河，武汉、西安均告急。当时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三十八军辖两个师，布署在西安周围及黄河沿线。赵寿山的十七师和教导团约3000人已被调去保卫娘子关，抗击日军，参加了沂口战役。蒋鼎文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胡宗南部正由甘肃向西安陇海路沿线集结。
西北联合大学在西安成立，集结了许多由平津逃亡来的青年学生。西安距延安不到三百公里，各方人士要赴延安需要经过西安，有关延安的一些消息也最先到达西安。
由于西安事变的影响，西安成了个比较进步开放的地域。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处于半公开状态，并出版了党的刊物《西北》，代言人是徐彬如，他常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讲演。西北学生和妇女界、文艺界救亡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均有合法的办公地点。八路军在西安七贤庄设有办事处，以林伯渠为代表和西安各界联络。周恩来、彭德怀、朱德、叶剑英等人士以及八路军的一些干部都是途经西安去晋绥等地的。
西安各界救亡会的总负责人是杨明轩杨老，由于家庭关系，我和杨老相识。进步人士韩卓如，和学生联系颇多，我和他较熟，通过李连璧结识了冯文彬和谢华同志。
我从北平回西安后，在陕西省立高中读书，同时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会的筹建工作。该会办公室就设在国民党西安市党部的楼上。当时学校的救亡活动主要是组织歌咏队，普及大唱革命歌曲，组织演剧队下乡演出，演讲、宣传抗日，组织动员青年学生赴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到延安参加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联系进步人士、八路军领导向学生演讲抗战形势……1937年冬天，彭德怀从山西前线返回延安时，就在西安师范学校操场作过讲演，听众达四千余众。
我曾随省高中宣传队去蓝田县、长安县新筑镇进行宣传。整个秋天和冬天是在学习、宣传活动中度过的。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