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回忆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始末
武志平
一九三一年，杨虎城将军兼任潼关行营主任时，我任行营少校参谋。这年冬，十七路军所属之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行营参谋长名义，率兵入甘平定吴佩孚、雷中田叛乱，我因参与入甘作战计划之制定，遂被派随军入甘，以后即留在甘肃宣慰使署任参谋。一九三三年五月初随孙蔚如到汉中，五月中旬奉派以军使名义赴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联络。其简要经过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平、津等地的学生以及广大工农群众、爱国团体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对日宣战。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宣言，声明愿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和国民党任何军队停战议和共同抗日。而蒋介石政权则血腥镇压学生请愿及工农群众的爱国运动，破坏东北和凇沪爱国武装的抗日斗争，加紧对红军的“围剿”。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七省治安会议，拟定进攻苏区计划，他坐镇南昌，纠集数十万正规军对苏区大举“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跳出了大过自己几十倍的敌军包围圈，向西北转移，直打到西安城南六十里之子午镇。复越秦岭、巴山，于十二月到达川北通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急电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刘存厚等部和陕西杨虎城所部之十七路军联合向红四方面军进攻。蒋之嫡系部队第一师胡宗南部尾随红军到达汉中之后即观望不前，以后又将陕南防务交给十七路军，胡部调往天水，采取监视态度。很显然这是蒋介石企图使红军和十七路军在两厢战斗中两败惧伤的阴谋。
一九三○年中原混战时，杨为蒋出了力，也壮大了自己，蒋介石委任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军总指挥。适值石友三部在中原反蒋，两广亦将发难，蒋又顺水推舟委杨虎城将军兼任潼关行营主任。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继兼潼关行营主任后，即抱有开发西北之宏图。分别派代表团赴甘、青、宁，对各地驻军进行慰劳，征求对开发西北的意见。针对以往几次回汉民族冲突、互相残杀的惨剧，提出了“回汉一家，陕甘一体”的口号，以期达到民族团结，致力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以后秘密流传着杨和杜斌丞等拟定的二十四字行动纲领，即“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红四方面军进军川陕建立根据地之后，西北、西南的革命形势都起了变化。当务之急便是在蒋介石严令催促下，对红军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杨与左右智囊人物秘密计议，对蒋介石的命令，消极怠工，避免与红军作战，支持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为了实现开发大西北的宏伟计划，十七路军拟将主力移往兰州，设法将邵力子（时任甘肃省主席）调任陕西省主席，交换条件是以孙蔚如任甘肃省主席。并支持驻酒泉地区新三十六师马仲英部向新疆发展。以上计划只有极少数主要人物知道。我仅从杜斌丞、孙蔚如私下谈话中获知一二。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十八军刚从平凉移防天水，杨虎城将军于六日电令驻在天水之三十八军与在汉中的胡宗南第一师部队互换防地。又电告孙军长：杜斌丞先生即将首途来天水与孙会晤。我奉孙军长命于二月二十一日到马跑泉去迎杜，杜和我在五十里的行途中谈到当前的形势，谈到十七路军应如何善以自处。杜谓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西进后，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不象蒋介石宣传机关所说的“已溃不成军”。杜还以征询语气谈到对红军战与和的问题。我们经过反复分析研究，归结为“战则相消，和则两利”。如果打起来，单从军事观点来看，弹药消耗、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过长，且交通不便，全靠兽力驮运，远水不解近渴。在政治方面，从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来看，我们损失越大，蒋越高兴，我们不能为蒋火中取栗；但也不能消极的避免和红军作战，还应使对方了解我们的意图，那样才能收效更大。同时，我们还要趁此要蒋给我们以军需的补充，当前，最要紧的是我们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能否顺利打开？何人可胜任与红军方面的联系？杨的主要将领是否同意这样做？总之，这是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命运问题，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杜斌丞先生在天水和孙军长密谈之后，又向杨电陈他俩拟到西安面商大计，杨复电同意。杜、孙遂于二月二十四日匆匆上路，临行前孙嘱我同往，我们先乘马到陇县，接着换乘汽车，于三月一日到达西安。
杜、孙每天都到总部谒杨，我也不时到杜家打听消息，并将所得的情况向宋绮云密谈，宋听后极为兴奋，并将中共上海特科派到西安联系的王佑民介绍给我，共同听取我的汇报。我将去河西走廊作社会调查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并附以简明路线图交给宋、王两人，他们都认为当时杨虎城将军拟采取的行动对中国革命极为有利，对杨、杜之远见卓识，给予极高的评价，坚嘱我力促其成。
孙蔚如军长在西安停留的一个月期间，在杨将军主持下，作出了前面所提过的两项决定。一是近日即派军使去川陕边区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友好联系，并内定由我去执行此项任务；二是向蒋介石提出十七路军主力移防兰州，将陕西军政大权交蒋派心腹人接管问题。对于后者，还派王宗山携巨款去南京向蒋左右进行活动。如能如愿，孙即从关中径赴兰州。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孙蔚如自西安起程，宣称去汉中前线督师。待到了宝鸡，为了听候王宗山的消息，一直住了十天。后进到凤县，又住了十天，才得到王宗山的消息，知所谋不成，遂于五月一日到达汉中。到汉中后，我即接到杜斌丞先生一信，暗示我作去川北的准备。五月十一日，王宗山来到汉中，带着杨将军给我的一封信，词意恳切，有望我佐助孙军长努力工作等语（原件于解放后由革命历史博物馆征存）。十二日，孙军长和我密谈有关与红四方面军修好的问题，当时王宗山也在座。我们共同研究了写信的措词，由孙军长亲笔写在一方白绫子上。内容有“国势阽危，岂容兄弟阋墙，动辄兵戎相见，……甚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等语。我将绫书缝在衣襟内，于十三日化装出发。在陕南、川北交界处，有民团土匪滋扰，虽曾为土匪劫掳，但均摆脱险阻，终于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东北之两河口。遂将所携带之军用地图，秘件等交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负责人傅钟。五月二十四日到达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曾中生还派人到半途来欢迎。当晚即和在这一地区做领导工作的张国焘见面并说明来意，张表示欢迎。他对杨虎城将军、孙蔚如军长首先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一月宣言、愿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爱国主张，深致敬佩之意。我在和曾中生多次谈话中，也深受启发。红军决定派参谋主任徐以新由我陪同去汉中会见孙蔚如军长，商谈互不侵犯的具体条件。
我和徐以新由苦草坝起程，取道空山坝、平溪坝、碑坝，在南马山化装通过游击区和匪区进入十七路军防线，五月三十一日到达汉中城。六月一日，徐以新和孙蔚如军长会晤。孙对徐表示欢迎。徐以新提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杨、孙两将军首先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一月宣言的精神表示赞佩，此等远见卓识、抗日救亡的主张，殊为难得。并说此行即为双方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具体条件进行协商。谈判的气氛是友好的，双方依各自的立场阐明了政治主张。在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救国的前提下，确定了以下几点意见：第一，在当前的形势下，双方的友好往来应是秘密的；第二，互不侵犯协议达成之后双方各守原防，不向对方攻击；第三，徐提出：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内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应予以保护；第四，孙提出：反蒋应首先打击蒋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之第一师，希望红军向陇南方面发展，在红军进军时，十七路军则采取佯攻之方式，在后作掩护，以解除后顾之忧，并给予武器弹药之补充。并指派我在接近边区地点保持联系，以避免蒋帮特务之侦察。会谈时有王宗山和我在座。孙应允在徐回川北时赠给一部分药品，药品单是经四方面军总医院开列的。徐说所谈各节他回去向上级汇报后再作答复，并确定生效日期。徐遂于六月五日携带一批物资回川陕边区。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移驻于通江以北之辛场坝。不久，徐再次来汉中，说明双方达成的协议除未提进军陇南的问题外，没有异议。至此，双方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就生效了，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协定成立后，红军对川陕边区北线减去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兵力打击四川军阀，并能从汉中方面获得情报和急需物资，也便于人员往来。我经常住在天池寺以南的凉水井，作为双方的联络点。凉水井这个地名，虽然在一九一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新舆图》上就有的，实际这里仅是三间草房的临路店子。这时，红军在川陕边区北部东西走向约五百余里没有战争，又能从陕南方面源源不断地向边区输进一些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在事实上就打破了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迷梦。蒋介石也没有料到杨虎城将军会对他采取这样的非常行动。当然，这一统战关系之建立，并非一帆风顺，随着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形势，在前进中也曾遇到不少困难，但经过认真对待，细致工作，终能在漫长的两年时间（一九三三年夏～一九三五年春）里，几次化险为夷。
一九三三年十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在川的军阀部队约二十余万人，对边区实施包围。我得知这一情报后，深虑红军被川军压迫到万源、城口多山地区，使战争重心转移到东线，这样，西河口、碑坝之交通线可能受到威胁。一九三四年一月，我去通江红四方面军总部汇报情况，请示方针。总部决定，为了巩固与十七路军之统战关系，派黄超偕我去汉中见孙蔚如军长表示友好。我和黄商议在东线镇巴方面另辟一条交通线，以免西线发生障碍后红军的物资供应中断。黄超于一月十九日返回边区，约定两周内由总部派人在镇巴以南一百里之渔渡坝接头。因对镇巴情况缺乏了解，到后才知渔渡坝虽接近万源，但中间为土匪控制的地带过长，中途毫无保障。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旧岁除夕，我在镇巴城南六十里之高脚洞观音殿等候总供给部来人接头。这里北距十七路军前哨毛垭塘三十里，南距红军游击区渔渡坝四十里。由于这里反动神团猖獗，交通不便，我曾两次去渔渡作调查，熟悉情况，直到二月十六日才和总部派来的柯大祥在渔渡坝会面，交付了物资，并选择了镇巴西南之黎坝为联络点，设置联络站。距黎坝十五里之关门垭，即驻有红三十四团部队。在边区西线西河口通向南马山、碑坝之交通线，在还能使用时，仍维持其秘密联络，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原大革命时期中共陕西地下省委书记、曾由杨虎城将军资送出国留学的潘自力同志，也是经由这条交通线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在此期间，徐梦周、张汉民，都对和红军联络工作积极帮助。边区所需的报刊，都是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社和全国各地报社、通讯社交换来的报纸、刊物寄给我，再由交通送往边区。一九三三年十月四川军阀发动反革命六路围攻红军之际，杜斌丞先生和常黎夫相偕到汉中，常曾介绍陕南特委代书记张德生和我建立联系，所有这些都对统战工作起了巩固和发展作用。虽然由于在川陕边区工作的张国焘没有认真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杨虎城将军依然以民族国家为重，依然认为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事业的成功，必须坚决依靠中国共产党，他从未放弃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终于和张学良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北京）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