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侍卫官回忆录-西安事变前
汪日章
从贵阳出发，回汉口，循长沙、去镇江、济南、杭州等地，蒋介石皆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时间，对当地党政军首脑讲话，分别召见顾祝同、韩复榘、罗卓英、夏斗寅、陈果夫、黄绍竑、何键等，统一认识对日一战的不可避免性，并部署再追红军的军事力量，分兵围攻留在江南八省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还调军工在苏州至江阴一带构筑国防工事。这年七月，对陕甘边区的进攻累遭失败，蒋以杨虎城作战不力，调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进驻西安，指挥30万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内心非常不满，时常和东北军有摩擦，这本是蒋介石制造矛盾一箭双雕之策，命令他们共同打红军，又互相监视牵制。由于中央红军抵达瓦窑堡，毛主席亲自指挥反击，周恩来、朱德亲上前线，张、杨先后被歼两个师，胡宗南部队也被击败，红军全部送还俘虏，晓以救国大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致使西北战事成停战状态，蒋介石对此大为愤怒。与此同时，日寇又在华北制造事端，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蒋一方面严令张学良进攻边区，一方面调嫡系部队陈诚、蒋鼎文、万耀煌、胡宗南为后续军，调祝绍周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教育长、陈继承为成都分校教育长，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因为邵曾任驻苏大使，与共产党有过往来，可用软的一手来进行谈判。
蒋介石注意到英美意德的外交关系，利用它遏制日寇的侵略，特起用安福系的许世英、王正廷、顾维钧、颜惠卿等老外交家；以刘文岛使意，程天放使德，傅秉常、邵力子使苏，胡适使美，委董显光为外长，与这些国家改善了外交关系。蒋介石历来重视外交人员的仪表，因外交人才不敷，也就不苛求外表了。许世英、王世杰以及驻印大使罗家伦等均被起用。在内政方面请翁文灏、张廷黻出山，在南昌行营增设设计处，作为智囊团。由各方推荐20多个留学生和大学生为“贤良方正”，向蒋提供治国方针，蒋在初成立时曾召询过一二次，后来就搁置不问了。这些人以后又各找门路，成了政客，无形解散。有的做了专员，有的做了县长，其中有一位留苏的人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个叫徐道邻的在德国娶了德国女人，官至行政院副秘书长，因为冯玉祥曾刺死他的父亲徐树铮，1943年为此向监察院起诉，被蒋知道后撤了职。一个叫李惟果的，在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随何应钦到京沪受降，何当行政院长时，李为副秘书长。徐、李就是当年设计委员会中留下来比较著名的，皆知遇于陈布雷。蒋孝先由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撤下来当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负责实际“警卫事项”，但蒋孝先一向不安于现职。他本是驻北平宪兵团长，在北平天高皇帝远，可以干涉一切军政事务，敲诈中饱，自由自在，地方当局都不在他话下，现在调来当随从，虽是族侄孙，但下属的卫士都是蒋介石自己挑选的，驾驭不易，行动又大受拘束，郁郁不畅。第三组属侍卫长管辖，但蒋孝先不买钱大钧的账，钱大钧也眼开眼闭乐得不管，这样关于警卫的事，就没有切实抓紧的人，形成空隙。宪兵第三团的撤离北平是《何梅协定》以后的事，后日本人要挟胁迫的事还多着。1936年9月间，梅津美治郎来见，这时蒋介石住在南京中山陵孔祥熙新建别墅里，提出要兑现《何梅协定》款项，外加日本人在中国居住、经商、开矿等等自由，几经折冲，蒋迫于全国人民呼声和英美的影响，未致结果。稍后，蒋得百灵庙大捷，使日寇侵略野心暂缓下来。是年6月1日，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两广联合反蒋，蒋介石亲去广东，派陈诚、罗卓英率军30万由江西入广东，余汉谋叛陈济棠投蒋，戴笠、郑介民收买了陈济棠的全部空军驾机到南昌投蒋，起事仅一个月半，陈济棠逃香港，他留下的从英国定制来的装甲小轿车，先由蒋乘坐，后嫌其笨重速度较慢就废置了。蒋介石指令陈诚进兵高要，自己飞桂林“安抚”白崇禧。李宗仁派刘为章至广州，广西事亦即平息。蒋重用桂系黄绍竑 (黄做过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于是李宗仁通电拥蒋。先时俞国华毕业于清华大学，来广州即同我一室办事。蒋介石委以上尉书记(文书)，派在第四组协助我工作。当时随行人员众多，除钱大钧夫妇住在广州外，都住在黄埔军校旧址。俞国华之父俞作屏和蒋是同乡兼留日同学，因公死于北伐时期淡水县长任上，蒋出资培养其子，俞国华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即培植为亲信，1944年复资助赴美留学，以后一直在台湾供职。
粤战胜利，蒋介石非常得意，借避寿名义住洛阳，命令张学良再攻红军。继许世英为驻日大使的蒋作宾(雨岩)回国向蒋述职，同在洛阳军分校花园里散步密谈好几次，因声音很低又兼窃窃私语，我无从知其详，约略听到日本除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外，已准备好武力，狂言三个月亡中国。王凡生原是许世英驻日大使馆高级职员，对日本问题很有研究，此时也来见蒋，蒋委之主持一个对日本问题研究单位，经常提供日本内部的动态。日本人要以蒙、满建立元、清朝为例，以小吞大，扬言现在该轮到日本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而后独霸世界。日本审时度势，知西方诸国正为希特勒的崛起自顾不暇，除加紧军备制造事故外，又采取拉拢迷惑政策，暂缓直接的军事冲突。蒋介石参加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分析了当时形势，说与日作战势不免，强调要“遵奉总理遗教，先求全国之统一，而现在红军未除，内忧仍在”。
张学良已先在洛阳等候，用含糊口气对蒋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情绪，自己掌握不住，得请蒋去解决。蒋自然非常恼怒。可蒋并不怀疑张学良，认为杨虎城靠不住，张学良常跟随在身边同至各地巡视，不会出问题。
被禁西安的日日夜夜
话还得从1934年9月蒋介石由庐山下来到南昌北坛时说起。蒋派我去飞机场迎接“国际联盟调查团”共约七八个人来华，其中有一个是跛足的美籍犹太人。我们用法语交谈，他们向蒋陈述了来意。日本不宣而战，一夜之间侵占了沈阳北大营，北大营里有个占地十里的大兵工厂，早伏有日本间谍，遂即占领了整个东北。张学良以少帅荫父职，平时虽不能说毫无防备，但生活腐化染上烟瘾，只想苟延一时，现在临时措手不及，乃电报请示蒋介石。蒋自顾能力有限，不能弧注一掷，若出兵抗日，难操胜算，乃劝张学良忍耐下来，一面向国际联盟呼吁控诉，而“国联”原是第一次欧战后的产物，十余年来，无能伸张公理，只是列强工具，所有斡旋的条件，只具空文，所以这个“李顿国联调查团”完全是吃白食的政治骗子，摆摆样子而已。蒋介石虽私下有所批评，但还须用来遮羞，借以缓和拖延抗日的舆论指责。张学良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现在又背着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国仇家恨，加上他属下少壮派军官的激愤，一刻也不忘怀于打回老家去。
西安事变之前，正是我随蒋介石来去西南，行色匆匆之际。先是，为着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宗禧等反蒋，我们在农历八月间到达广州，蒋介石采用派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利诱陈济棠部下余汉谋脱离陈济棠，又将空军全部拉过来，没有多少时候，陈济棠完全失败，问题就解决了。广西方面也看风转舵，与蒋介石妥协了。我们随从人员起初准备在广州过中秋节，想不到中秋以前事情告一段落，由广州飞到上海，到过杭州、奉化，回到南京。
这时不断接到各方面的情报，说西安方面情况很不稳定，这使蒋介石很伤脑筋。原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张学良由东北撤退下来，变成有名的“不抵抗将军”，人民激于爱国义愤，对张学良很有误会和意见；自然又是蒋介石来假惺惺的庇护，把张学良安置在陕西，担任“剿匪副总司令”，这样就可以把张学良笼络就范。再以陕西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防地，张学良是新来的客家，在同一地区要两个头子和气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样可以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监视，彼此不相联属的目的。蒋介石原来有嫡系胡宗南部队在西北，也是为打共产党的。但采取坐山观虎斗，胡宗南部队按兵不动，却叫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去打红军，这样让红军与非嫡系部队两败俱伤，蒋介石来坐收渔人之利。不料事出蒋介石主观臆断之外，杨虎城的西北军既与红军接触，渐渐了解红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加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深入工作，西北军里面早已弥漫着不打红军打日本的空气。张学良的部队到陕西后，其部下多少也接触到进步思想。再加东北军家乡沦陷，复仇心切，其心目中的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自己的同胞。这样就促使张、杨合作，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要求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对日抗战。
蒋介石得到上述情报以后，除秘密饬令嫡系部队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部等向陕西挺进外，幻想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以及与张学良之间的私人关系，亲自来挽回颓局，作断然处置。因此于11月间蒋由南京乘火车经开封抵洛阳。这一次坐的是12节专用花车，里面有卧室、餐室、办公室，设备是相当好的。车到洛阳之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移住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校长室，洛阳分校的实际负责人是教育长祝绍周(浙江绍兴人)。我们随行人员日里跟着蒋介石在军分校办公，夜里就宿在火车上。在洛阳有几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蒋作宾和蒋介石的频繁接触
蒋作宾，号雨岩，湖北人，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是亲日派主要角色之一。那时正是《何梅协定》之后，蒋介石既放弃了东三省，又拱手把北平、天津奉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者却是得寸进尺，梦想鲸吞中国，因此通过蒋作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因为蒋介石到洛阳去，他也到了洛阳。蒋介石对蒋作宾优礼有加，在洛阳军分校有时同坐在花园里，有时同散步，窃窃私语，絮谈时事，这是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蒋介石对其他人谈得这么久。当时二蒋之间的话都是直接谈的，连我这样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也不是全部了解，只大致晓得蒋作宾秘密带着日本提出的条件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采取一味应付日本的态度，能拖延则拖延，他看到美日矛盾尖锐化，想等待国际战争中来取到便宜。实质上就是在和蒋作宾密谋如何采取对日本退让不抵抗，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内战政策。
第二，蒋介石在洛阳的活动与布置
蒋介石除调集陆军向西安进发外，已命令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进驻洛阳，拥有战斗机和轰炸机若干大队，都是美国、德国、意大利制造比较新式的飞机，来配合陆军的行动。蒋介石自己在洛阳军分校逐日接见西北军政界重要人员与“剿共”部队将领，面示机宜。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步步退让，但对“剿共”决心却非常大。
在我们去之前，张学良已在洛阳。他与蒋介石、钱大钧挺熟悉，时常到军分校来和钱大钧谈天，有时还见蒋介石，用试探口气转达士兵不愿打内战的情绪，但很隐晦，含糊其辞。蒋介石对于东北军和西北军这样的气氛，非常恼怒。但与其说他怀疑东北军。毋宁说他怀疑西北军，因为他对于杨虎城的部队已很不放心，而对张学良则仍旧认为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此决心到西安去解决问题。
第三，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参加开学典礼，过他的五十生辰
适值洛阳军分校开学，蒋介石以校长身份参加了开学典礼，作了“训话”，大意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陈词滥调。农历十月底是他的五十生辰，旅途中没有什么铺张，仅孔祥熙送来一个非常大的蛋糕，周围点了50支白蜡烛，蒋介石同宋美龄并坐，也有些随行的僚属，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蒋介石估计到西安的情况不是那么平安，所以他事先也不是不作准备的。12月初将要离开洛阳去西安时，蒋介石告诉宋美龄：西安情况不是那么太平，你回到南京去。因此我的妻子孙礼镕、蒋孝先的妻子袁静之、医官陈方之夫妻俩都随宋美龄从洛阳回南京。另外，蒋介石估计到西安是在西北军势力控制之下，恐怕出毛病，指定住在离西安25公里的临潼。在洛阳的时候，原来准备了4架自备飞机，可是临潼是没有飞机场的。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还是会听他的话，因此这次从洛阳到临潼除侍从室里一些随从人员以外，只带卫队20人，连属于军统局支薪的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警卫员都没有随带，轻装简从，离开洛阳。
我们于12月4日随蒋介石乘专用花车离开洛阳，张学良和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也和我们同行。火车到了临潼，我们就住宿在张学良部下预先为我们布置好、也是前几年我们曾经住过的华清池。
临潼华清池，在骊山之麓，相传是唐代杨贵妃出浴的遗址，距县城很近，有温泉浴室设备。亭台旁有曲径，板桥下有小河，有砖砌的栏杆、垒石的假山，还有些常绿树和腊梅花可供欣赏。这样一个约30亩地的园林当中，有一道不高的围墙，依高低不平的坡度环绕着，里面有一幢坐南朝北老式洋台门面的房子。我们进去时，这地方已经修葺布置一新。门岗是蒋介石自己带来的几名武装卫士，但是围墙以外的警戒部队，都是装备很好的张学良部队。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蒋介石对张学良是深信不疑的。还可以从另一件事情上看出，我们侍从室人员对张学良也是深信不疑的。这就是蒋介石的专用花车到临潼以后不久，张学良来对钱大钧说：“火车头发生故障，叫司机开到西安去进厂修理。”钱大钧几年来与张学良经常在一起，搞得太熟了，没有经蒋介石的批准，就让整列花车开去西安修理，也并没有另派火车接替。事后晓得这是张学良有计划的行动，而钱大钧则是稀里糊涂的，因此以后为蒋介石所怀疑，几乎丧失性命。
我们在华清池住的地方是这样的：由大门进去，经过三栋营房式的平房，是卫士们住的。再前进，拾级而上，有石栏杆围着的一个小小平台，这里是最后一栋较精致的宫殿式的平房，五间厅，蒋介石住两间，一间当寝室，一间当办公室。右面稍后一些，另有一栋房子，也另有一条路通大门，这里住的是钱大钧和蒋孝先及侍从副官等。如有来宾或应召来见的，必先在此少坐。蒋介石住在华清池，每天忙于接见：陈诚、晏道刚、邵元冲、邵力子、杨虎城、蒋鼎文、胡宗南，其他东北军、西北军师级以上重要将领。张学良和钱宗泽，则是经常在钱大钧的房间里，谈笑风生，毫不经意。侍从室警卫方面当时有个德国顾问，叫做司泰乃斯，曾经介绍过希特勒的侍卫经验。他说侍卫长最好要像何云一样与蒋介石有些相像的人来当，可是这时他也置之闲散，顾而不问。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周围的空气是异常紧张的。陈诚、胡宗南、蒋鼎文等顽固派，坚决要消灭红军。那时俞济时的部队尚未到西安，他们策划请东北军与西北军撤走，而代之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红军作战。张学良则用婉转口吻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西北军不肯打内战，要求枪口一致对外的意愿。蒋介石总是用愤怒的态度批评责骂张学良。当时蒋介石的主张是这样的：一个办法是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西北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愿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将陕西、甘肃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蒋鼎文就是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预备把他调到西安来。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所不能接受的。照前面一个办法，不但张、杨不愿打，下面军队更不肯打。照后面一个办法，张学良和杨虎城也知道离开陕北、离开红军，张、杨两部队拆散，等于叫蒋介石来消灭自己。这样，蒋与张、杨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
在事变前几天，蒋介石累次召见张学良。张学良说起部队不肯打，蒋异常激怒，时常责骂张学良，总起来主要是下面一些内容：“我是到过苏联的，赤色帝国主义对外蒙不肯放手，那还讲什么援助，还不是要我们做他的附庸吗?”“我是主张抗日的，但是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万不可孤注一掷。我这几年来奔走各省，还不是暗中进行抗日的准备?再说美国，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利害冲突，愈来愈深，已有剑拔弩张之势，我们能拖就是有利的。”“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敌，如果被他劫持，那我们是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所以一定要做到有我无他，有他无我。”
有一次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行“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声斥责说：“你这样，我要枪毙你!”愤怒的声音，室外都可以听到。当时我就担心，这样逼下去总是不好的，会不会和张学良闹翻了?
12月9日下午，西京学生队伍前来临潼请愿，约在灞桥附近，尚未到达华清池，由张学良代表接见。张学良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允为转达。张回来以后，又听了蒋介石大大的一顿骂声。
张、杨原来是想实现联合各方面力量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调走临潼的专用花车，也不过是想用种种方法来促使蒋介石接受这种主张。但是蒋介石顽固地拒绝了这种正义要求，逼出西安事变来了。
事变的经过：
(一)钱大钧与蒋孝先之间的矛盾
侍从室里侍卫长与第三组组长的职权是很难划分的。特别是钱大钧与蒋孝先之间，有着各有所恃又各有所推的矛盾，形成两个和尚抬水吃，大家不负责任的局面。蒋孝先是蒋介石的堂侄，属于“皇帝国戚”之流，但职位在钱大钧之下，而且他到侍从室不久，人事方面都已排满，就是一个便衣卫士的任免，也非蒋介石亲自考询决定不可。他是光杆组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而且谁也不能得罪，较之在北平时任宪兵司令，独霸一方，天高皇帝远，为所欲为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平时常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大唱其“一事无成……两鬓斑……”，还时常对我们说起：“走得拢，打得重。”颇有不安于位的现象。这次到临潼没有叫警卫股同来，也若无其事，把一切警卫责任推在钱大钧头上。钱大钧地位比蒋孝先高，而且是蒋介石的老部下、近身人，但因为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儿，究竟是疏不间亲，也把这个警卫责任无形中推向蒋孝先，弄得两勿管账的情况。
(二)杨虎城第一次宴会
12月11日下午6时半，杨虎城设宴招待在西安的党、政、军各界人士，在侍从室方面被邀请的除蒋介石不在其内，其余校官以上的都在其内了。我和钱大钧、毛庆祥、蒋孝先等都赴宴了。地点是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内。这种情形，在我们看来是很平常的，随蒋介石同行，所到之处，地方长官作东道宴会十分普通，不以为意，尽欢尽兴。所以吃了饭还要看戏，我记得是在西安一家最大戏院里，也是最红的角色，名字可忘记了，全是包场。演员异常卖力，最后一出戏是《贵妃醉酒》，我们侍从室里这批人，多数是看到穿台板、闭幕后才分乘汽车回临潼华清池。
(三)变起仓促
12月12日清晨约3点钟光景，忽闻枪声二三响，随后又是数响。内卫便衣卫士一人，趋前察看，中途被击中倒地，弹由前胸入背部出，后经医治未死。他即卧地大声呼喊，以示意于后面的警卫人员。于是内室侍卫人员均集中于最后一栋房子的平台上，借石栏杆为掩护，向外射击。如此相持约半小时，侍卫官蒋瑞昌被击毙。后闻有机枪声，密集向我住的房间方向攻击。我穿好衣服，仍假睡在床上，子弹由床上飞过，洞穿了后窗。那时我还顽固地认为弥天大事、祸起萧墙，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天既微明，有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带领军士数人，闯进我的寝室，他两手均握有手枪，两目发红，气喘吁吁地在隔壁房间里扑了一个空，找不到蒋介石，于是气势汹汹地厉声问我：“委员长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他就把我押送到大门旁一间小屋内。这时小屋内已有不少人，当路过甬道时，见有卫士数人，直躺在地，面部颜色好像涂了一层柠檬黄。又见钱大钧被数人护持着出去。
我与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第二组组长邵存诚、秘书萧赞育、葛武棨等被送到西安集中的地方。这地方是一个军营。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是一大铅桶有粉丝的小白菜汤，一大铅桶的大米饭，任你吃饱，当然，我们也无心吃饭。不久，我们几个人被点名押出去。临行，我们还向未被点名留在该处的同事们挥手作别。事后，听到留在那里的人说：“当时你们几个人被点名押出去后，即听到几声枪声，以为都击毙了。”其实我们几个人，分乘小汽车，到了西京招待所，各人分住。我与萧赞育同住一间，是住在四楼。窗外望出去是—个空旷的操场，有1万多男女老幼民众正在旗帜招展地集会，呼口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房间的门外，有岗哨，不得出门与另一间的人通话。饮食由外面送入，晚饭是丰盛的西莱。当时萧赞育偷偷地对我说：“西安方面早有不稳之说，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很严密，他们在西北军、东北军方面逐渐输入分化，我们方面是很难打入的。委座晓得这种情形，所以亲来坐镇，不料反被掣肘，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深为发生事变可惜。
第二天，张学良亲自到各房间，分别向我们解释说：“这次没有办法，只得采取兵谏，但临时措置不当，致死伤一些人，这十分抱歉。现在委员长受到保护，没有意外事情发生。你们不久也可以回去了!”对不及穿衣服的人，张学良还送了一套新制的棉衣。
两天后我等转移到东北军某军长的公馆，约有十来个人在一起。除我们侍从室5人外，还有张冲、彭昭贤等，颇受优待，还发给每人200元钱，麻将牌两副。在这里约住了十来天，我和毛庆祥、邵存诚另调到绥靖公署内，这时更为优待，任你自由。有一天，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西菜，他没有吃，仅坐了一会儿，笑眯眯很客气地对我们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四)蒋介石是怎样被捉的
清晨第一枪响后，站在蒋介石寝室前的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即奔入蒋的卧室，报告有变。蒋即起床，身上还是睡衣，来不及穿衣服，什么都没有带，连假牙放在桌上也来不及套上(蒋的牙齿很坏，1935年时全都换了假牙)，由侍卫官及便衣卫士数人扶持着，即向房后不远的围墙逃奔，由卫士做了矮人，蒋介石踏在卫士身上，爬上去是容易的，下去时慌里慌忙失足跌下，背部脊骨受了重伤，差不多折断了。起身后拼着性命忍痛向山上摸索前进，被布满在山上的岗哨喝住，并开枪射击，如此数次，左右卫士多被击毙，仅竺培基一人尚紧跟着，但左手臂上已中了一枪，后来成为残废。迨后有机枪扫射，不能再上山，适在山麓有一洼处，乃暂为隐蔽。搜索部队在我们住处范围内，找不到蒋介石，摸到蒋介石被窝尚温，想到这里没有飞机，又没有火车，汽车也未开动，据此判断，绝不会走远，就向山麓搜索。这时天渐渐明亮，容易看得清楚，先由一士兵看到蒋介石，就报告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叫蒋出来，蒋看到是东北军，对孙说：“你承认我是你们的长官吗?不得如此无礼!”孙铭九向他敬礼、报告，说：“请委员长赴绥靖公署议事，张副总司令和杨主任都在那边等着!”不久，有东北军旅长等上来，就分乘汽车，径至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还派了一个副官专任招待蒋介石职责。张、杨见蒋介石时，起初蒋介石表示严词拒绝，并绝食近两天，但结果终于接见了、进食了。蒋这次确受了重伤，后来请了南京鼓楼医院的院长(留美医生)，并雇了一个外国女看护，还有一个中国专门按摩的医师，经长期医治休养才痊愈。
(五)事变中伤亡和扣押的人员
蒋孝先在应杨虎城之邀赴宴以后，原在看戏，但中途和会计蒋和畅等到外面去聚赌了，到五更时才和蒋和畅同乘一辆小汽车回到临潼去，这时刘多荃部下士兵已等候多时，都跃登踏脚板上为之护送。汽车行驶到中途，蒋孝先等感觉到事情不妙，曾经跳下车子想逃走，可是被捉回来了。直到临潼的花果园里，就把蒋孝先枪决。蒋和畅则被禁在临潼县内。蒋孝先所以被枪决，据说是因为他在北平任宪兵司令时作恶多端，为部队所切齿痛恨，以致如此下场。外传他被乱枪格毙，是有出入的。
钱大钧赴宴后也是夜半方回，枪声响处，前往察看，走至坡下，中间隔一草坪，觉得子弹密集射来。因为那时东北军士兵只要听见有人声，不论是谁，即举枪发射。钱大钧知道不能出去，只有回转往里走，不料已中了一枪，子弹由背部入，洞穿右肺。不久天亮了，乃被护送到西安治疗。钱伤愈后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他关在监牢里，并责问他：“临潼火车开走，是否预定计划?与张学良、杨虎城是否串通同做的?”钱大钧后来曾经对我说：”幸亏被东北军打了一枪，否则，百口难辩，我也早被委员长枪毙了!”所以他把血衣保存着，作为纪念。
萧乃华，湖南人，任速记已多年，为陈布雷的助手。这次在华清池，他住的是大门内靠左首小桥边的一间小屋。事变起时，他是首先接触到的。他拿出手枪抵抗，这样一来反而送了他的性命。他受枪丧命的尸体，还是在小河里捞起的。
毛庆祥，住在华清池东首靠围墙的一间房子里，离蒋介石住处比较偏远，所以搜索轮到他的地方，天已明亮。因此可以从容不迫地穿好衣服，准备受缚。机要室的密电本等均被取去。
葛武棨，在被禁一室时，他曾和我研究过李后主词，并和他同桌打过麻将。
此时在西安的，还有陈诚、蒋鼎文、万耀煌夫妇、陈继承夫妇及邵元冲等，都住在西京招待所内。当事变起时，天尚未明，邵元冲是立法院副院长，即越窗图逃，被乱枪击毙。陈诚一闻枪声，就在酒吧间的柜台里躲藏起来。因此，在华清池蒋介石是被最后捉到的一个；而在西安陈诚是被最后捉到的一个。事后风闻，陈诚若在天未明时捉到，将予以当场格毙论处，因为他是主张“剿共”最坚决的顽固分子，1932年就任江西“剿共军总指挥”，这次来到西安，就是策划打共产党的。此外，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夫妇、民政厅长彭昭贤以及张冲等也被扣。派在临潼的少数宪兵全部被解决，宪兵第四团杨团长也被处决。
(六)蒋介石被释放
事变起后，因为我被扣押起来了，而且与蒋介石不在一起，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只晓得事变的同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八项主张。12月12日6时，有从洛阳起飞的机群，低飞西安上空盘旋数回，听说有一架飞机即在临潼公路降落，想来营救蒋介石，也真是异想天开。当时南京方面分成两派：何应钦、邓文仪等主张使用飞机，将西安炸为平地，玉石俱焚，一面派陆军部队向潼关推进，限期总攻。宋美龄以及宋子文、孔祥熙等亲美派则主张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因此，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等都飞到西安。这期间就我所知，蒋介石曾有亲笔信写给何应钦，由蒋鼎文乘飞机送走。信中大意是：“我日内即可回京，兄等万勿妄动”等语。可知蒋介石是很要性命的，与张、杨之间一定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所以事态没有扩大。
12月24日，我们恢复了自由。这天夜里，杨虎城仍在绥靖公署大厅里，宴请除了蒋介石以外全体受惊人员。侍从室校官以上，除打死打伤者外，均出席宴全。陈诚、陈继承、万耀煌、邵力子、彭昭贤、张冲等在座。这次是马蹄形西菜席，也是济济一堂，但与会人员的心情，前后却大不相同。杨虎城举杯压惊，祝各人身体健康。
12月25日下午4时，由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等上飞机，我和其他秘书、参谋、副官等乘另一飞机离开西安到洛阳，再由洛阳到南京。其余侍从人员于28日乘火车回南京。在动身那天，沿途由杨虎城的西北军警戒，道路行人是隔绝的。据说起初杨虎城还不同意，经张学良的再三商量，才得允准。因此由张学良陪同飞南京，以策安全。
离开西安以后，我跟随蒋介石到南京、上海、杭州，不久就到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的坟庄里休养，这期间有几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
(一)张学良的上当
张学良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把蒋介石捉起来又把蒋介石放掉了。当初认为自己真心诚意护送蒋介石到南京，蒋介石也会放掉他。这说明张学良究竟还太天真，看不透蒋介石的狠毒心肠。事实是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马上将张学良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看管，交军事法庭审判。蒋介石到奉化去休养的时候，还把张学良关在雪窦寺旁边(至今奉化雪窦寺右旁还有当年关张学良、后来毁于火灾的住房遗址)。后来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等到奉化溪口蒋母坟庄里去见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蒋介石却说：“本来我就不叫张汉卿来南京，是他自己要来的，既来了，就不能由我做主了!”张学良就从此失去了自由。
(二)杨虎城的被摘印
蒋介石在扣留张学良之后，还和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等周旋应付，叫杨虎城安心工作。又将俞济时等嫡系部队开到西安，用威胁利诱的惯技拉出西北军方面实力分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这样就摘去了杨虎城的印把子，威迫他出国。杨于抗战开始时回国，蒋介石又把他监禁起来，最后还派军统特务杀害了杨虎城。
(三)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西安半月记》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由正中书局出版。这本书里面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为事变起后我和蒋介石隔离，无法笼统地估计。但仅就《西安半月记》写作经过，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块遮羞布。
这本《西安半月记》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就叫陈布雷写的。后来蒋介石回家乡休养，住在其母亲坟庄里三间小洋房内，两旁两个房间，一个是卧室，一个是办公室，中间一间是会客室。蒋介石那时受伤后腰部直不起，卧在床上的时候较多。我就住在离蒋住处最近的下房。陈布雷住在溪口文昌阁小洋房里，距离较远，就是在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好后给蒋介石看了好几次，经过几次修改才发表的。
溪口养伤
回南京后，蒋介石将钱大钧投入监狱，审问：“临潼火车头开走，是否预定计划?与张学良、杨虎城是否通同做的?”后经张学良证实，钱大钧背部中弹出右肺，有血衣可验，才算没事。
蒋介石回南京后即去上海治疗，住贾尔业爱路宋美龄随嫁住宅，我分到楼下一间，俞国华随后由西安乘火车到达上海，就和他同住在下房的一个楼上，既是办公室，又是寝室。我所做的，他也会做，所以我差不多把事情交给他办了。蒋请骨科名医牛惠霖诊治，还有一个鼓楼医院的医师和一个中国土医生，专门按摩跌伤的脊骨，吃补药，治了约一个月再返奉化休养。我亦随蒋乘飞机回溪口，后来将张学良押到雪窦寺软禁八个多月移押别外。从1月下旬到6月下旬，蒋介石在溪口先后住有110天，为其登台后在家乡最长久的一次。其间曾去上海治疗，过春节，去杭州休养，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在溪口住在他母亲坟庄的三间平房里，我住在武岭学校后面。蒋受伤后腰部直不起，多数时候卧在床上。三月间又去南京接待日本实业考察团。当时日本表面上好像改变策略，以经济侵略来掩饰，蒋介石洞悉其奸，况西安事变后蒋已被迫接受团结抗日实行和平的政策，须有一系列善后事宜办理，主要还是在溪口策划，所以来溪口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如邵力子夫妇、徐堪、贺耀祖，还有于凤至、李志刚来要求释放张学良，汪精卫、曾仲鸣、褚民谊来探望，告别时蒋亲自送上车。4月4日为蒋介卿出殡，大讲排场，一时武岭学校成了当时有名人物的接待所。林森、居正、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许绍棣、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都来吊唁。
抗战兵兴
1937年夏，对日作战迫在眉睫，蒋又上庐山，再办训练团。这次是在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前提下办的，与上两次目的有所不同。学员对象除中上级军官外多是国民党的省市委员，县长专员，聘请著名学者教授讲学，统一对抗战的思想，重申蒋在1935年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也强调“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在完成国内的统一”，声称：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由于七七事变发生，只办两期就停了，其间周恩来先生在六月一个晚上由戴笠陪同来庐山牯岭路12号会见蒋介石，我曾参与迎送。蒋介石召集各党派、知识分子举行了庐山座谈会，共商抗日大计，同意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敌人，会谈决定对日作战，于17日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即题为《驱逐倭寇，复兴民族》的文告，号召“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密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战争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至此，全国一盘棋，力敌外侮，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共合作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于“八一三”窜犯上海，“八一四”空袭南京，因防空设备简陋，平民区损失最重，老百姓被炸死的惨不忍睹。日寇野蛮，丧心病狂，更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蒋介石决心打击一下日寇锐气以为长时期抗战作精神准备，命张治中率四个师推进上海，派张发奎、薛岳、罗卓英坚决抗击日寇，蒋介石亲自指挥，投入其最精锐的教导团，前仆后继，寸土浴血，牺牲惨重。八一三淞沪抗战，我军民在敌人的飞机军舰均可使用的战场上，奋力抗御，视死如归，欧美各国均派武官观察，皆赞叹不置。
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分全国为几个战区，建立各自为战的体制。是年9月，蒋由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住宅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花房内仅小屋数间，相隔数十步又有一处一样的小屋，日寇在汉奸的指引下，深夜空袭，将另一处花房夷为平地，事后蒋仍不搬迁。11月蒋赴苏州前线与陈诚等在上海作战的将领会谈，在淞沪三角地带，铺毛竹于阵地以阻挡敌人坦克，土兵以血肉之躯，不惜牺牲，阻挡敌人，悲壮激烈，可歌可泣，再有谢晋元的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守上海四行仓库，英勇事迹，震惊中外，永垂国史。蒋介石并令川军开赴前线，邓锡侯出陕西，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兵十万出川。9月20日，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18集团军，一致抗日，蒋就此也发表谈话：“自九一八以后，我不惜忍辱负重，以达安内抗外之目的，对内统一，已告完成。倭寇之进犯亦愈积极而横暴，既盘踞东北四省，继之以冀东察北地区伪组织之扰乱，最近复进华北，扰淞沪，全面战幕，业已揭开，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但仍以正统自居，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意志”，将1931年至1937年期间六年内所做的事情归纳为“倾国家之人力财力的一大半，都用于军政时期的工作”。反正他不承认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有错。还号召国民党员：本党同志，皆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此后全国之共同目的。……诚以建国目的，在实行三民主义。1937年12月13日，我随蒋介石退出南京，随后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死人30万，造成人类史上最无耻最灭绝人性的暴行。玉碎宫倾，恰恰更激励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中国人民总以其特有的民族气节，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以杀人民开始而毁自己告终。
撤离南京时，侍从室部分人员退至衡山，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已侦知蒋将过长沙。我们在南岳住了一个多月，蒋召集各战区长官开会，布置各自为战的任务，决定以重庆为陪都。退守武汉后又告急，乃撤向四川。韩复榘将山东不战而让给日寇，自己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私蓄率十万兵力擅自进占河南。1938年1月，我随蒋由汉口到开封，蒋亲自布置处决了韩复榘。四川军阀范绍增已被蒋升为副军长，向蒋密告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合反蒋事，蒋派何应钦将他们往来密电稿给刘湘看，刘称病住在汉口万国医院，自知事败，吓死了。蒋介石在1938年6月，为了给国民党输送新血液，在汉口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采纳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叫陈诚当书记长实际负责；蒋发表了《培养革命活力完成抗战建国》的告全国青年书，寄希望于罗致全国青年为其所用，后来成为反共的又一股反动力量。蒋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又在武昌珞珈山南湖办起中央训练团(以后在四川继续办训)、战事干部训练班培养嫡系人员，分别由陈诚、桂永清、康泽、贺衷寒实际负责。蓝衣社骨干分子、黄埔第一期学生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有人说是常德)，于1938年11月实行所谓焦土政策，在日寇尚未到来之前，大火烧了长沙城，致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舆论大哗，要求杀薛岳以谢天下，蒋只好将酆悌当替罪羊枪毙于长沙。闻此时张治中在长沙坐镇，也是有责任的。
1938年10月退出武汉时，蒋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胜利须赖久长之奋斗》，内云：“我在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一贯的方针，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与日寇周旋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其中心意思是：我之抗战惟求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说“总理(孙中山)一生在政治上的奋斗，目的要实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最终目的实现世界大同”。
退到重庆之后，由于抗战动员了全国军民，民族感情上升到第一位，蒋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推行“抗战建国”的政策，在1939年3月4日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抛出《以三民主义为教育最高基准》的演讲，将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抓紧，长远打算，培养青年作蒋政权的接班人，说：“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教育的方针。”他要求教育界做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系，道系然后民知敬学”。
抗战初期，蒋介石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自兼行政院长，稍有头绪后即由孔祥熙继任，孔是当时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复兴公司董事长，操财政大权，是其全盛时期，但对政务本就外行。蒋写了条子派我去行政院，孔即委我为简任二级秘书，掌机要组，所有公事凡属院长者皆由我经手送核。我仍兼职侍从室秘书。从此，我实际上已离开了侍从室。
（整理人汪闻天）
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侍卫官回忆录 /宓熙[等]著 江元舟，毛炳岳等整理.--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