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作的考察
杨天石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打开日记，写下了两行字：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①
1928年5月，蒋介石率兵北伐，在济南受辱，立志雪耻，至此大体五年。回首既往，蒋介石对自己的抗日表现很不满意，希望新的一年不再“自欺”，有所作为。鉴于日记常常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内心活动，本文将以蒋介石的日记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察他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谋略，检查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誓言的。
蒋氏20世纪30年代的日记至今尚未公布。台湾所存深藏不露，大陆所存只有三年：1931年为毛思诚摘抄本；1933年仅存l～2月；1934年为全年。由于1931年的日记我已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一文中利用过，故本文以利用后两种资料为主。它们均为蒋介石亲笔原稿本，未经任何改动，史料价值较高。其他年份，则依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及《蒋总统秘录》二书所引。它们虽然零碎或者只有一些片段。并有删节和改动，但从可以对照的部分看，此类删改大多属于文字加工，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仍有使用价值。
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下过北上抗战的决心，并曾为此预立遗嘱。②但是，没有实行，旋即下野。此后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和日军只进行过两次大的较量，一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二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当时，蒋介石尚未正式恢复公职。事变发生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3月18日，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长兼参谋长。他曾有过“决一死战”的想法③，决定迁都洛阳，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电令集结兵力，号召全军将士“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④但是，事实上，蒋介石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他既派中央警卫部队组成第五军，驰沪增援，并曾准备亲自上前线指挥；同时则寄希望于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的调停，不愿采取“强硬”态度，2月13日，他与何应钦研究决定：十九路军已获胜十余日，“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⑤20日，吴稚晖受张静江等委托，自上海到南京，劝说何应钦“积极”辅助蒋介石指挥作战，何不听；吴随后见蒋，声称十九路军既已鲁莽作战，“今日之局，有如背水为阵，唯有前进，退无余地者也。既已无端而为义和团，大家止(只)有从井救人，盲目而共为义和团”。⑥但是，蒋不以吴的见解为然。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中国方面失去了在淞沪地区驻兵的权利。
1932年12月，蒋介石估计，日军即将侵略热河，致电张学良，要他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声称“今日之事，唯有决战，可以挽回民心，虽败犹可图存”。⑦次年1月3日，蒋介石得到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还没有等他反映过来，就又得悉山海关失守。蒋介石估计，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平津，准备亲自北上一战。日记云：“余决心北上，与倭一战，以尽我心。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⑧其后，他发现日军占领临榆县城后，未再进攻，估计日军有两个可能，一是恼羞成怒，进一步扰乱华北，二是见机而止，了结战事。他决定坚决要求日军退出山海关，不再迁就，同时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态度积极备战，开始筹划调集部队北上作战。日记云：“无论倭寇再攻与否，我军必如预计，急进以备其来。”但是，即使在这一情况下，他仍然寄希望于各国公使的干涉，拟以中国军队不愿在平津地区作战为理由，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设法保全平津。⑨
日军在山海关得手后，继续进攻热河。最初，蒋介石估计日军如不从国内调动五个师以上的兵力，不会轻易进攻⑩，但他仍决定派兵入热，认真一战，然后再与日方谈判。日记云：“今日前方部队已开进将毕，乃为接洽之时乎?抑待战争结果再与其接洽乎?然非与之一战，则对内对倭皆不能解决也。故决与之一战，未必果败也。”(11)这则日记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蒋介石决定“一战”的目的：不战而和吧?日方可能提出很高的条件，国内各阶层人民也会责难，于是决定“一战”，打完仗再与日方交涉。这里，蒋介石的策略是以战求和，重点仍在交涉，并不想认真地、长期地打下去。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觉得局部战胜也并无把握，所以迅速决定以“固守”为主。1月18日日记云：“此战既不能克，则当专心准备，以待其来攻可也。”3月4日，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以后，蒋介石曾要求宋哲元、万福麟等部反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蒋介石均指示中国军队，选择阵地，采取固守模式。后来，他甚至严厉规定，有关将领不得轻易出击。(12)
2月下旬，蒋介石在江西完成剿共布置，在各方呼吁下，开始作北上准备。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支持现在战局；收拾败后残局；部署华北继起之战局。同时提出，今后对日作战，“以运用外交为中心”，蒋介石称之为“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13)3月6日，蒋介石秘密离开剿共指挥中心南昌，9日进抵保定。13日，胡适从北平前来问策，蒋介石表示，中国方面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才能作战，而且还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14)此时，长城各门的防务虽因中央军队的北来而得到加强，在喜峰口等处取得过局部胜利，但主帅是这种精神状态，自难指挥部队取得全局性的胜利。3月25日，蒋介石因江西“剿共”前线战事失利，匆匆南返，决定对“寇患”，“取守势”；对“匪祸”，“应准备速剿”。(15)4月4日，蒋介石由南京赴赣，继续“剿共”。同年5月5日，蒋介石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将中国军队从长城沿线后撤，并将古北口至山海关等地划为“缓冲”地带。(16)31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持不抵抗态度，受到国人诟责。此后，日军进攻上海和长城各口时，蒋介石自然不能毫无抵抗，但是，他又并不真正想打，特别不愿意调动全部力量，与日军决战。其原因，一是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关于此点，下文将要论及；另一原因则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他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在短时期绝对无法弥补这两大缺点。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中”。(17)他甚至估计，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18)
基于上述认识，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19)因此，在战略上，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20)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转而支持地方实力派，企图在中国建立所谓“华北国”、“华南国”、“蒙古国”，蒋介石也相应地改变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转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包括国民党内部都有一部分人主张对日本“绝交宣战”，蒋介石认为，在内无准备的情况下，绝交是危险的做法。(21)在此后的几年内，他尽力维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几度想将这种关系向前推进，企图以此来消除交战危险，在两国间谋取和平。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说明中日两国犹如“唇齿辅车”，要求日方悬崖勒马，及此回头，和中国友好。1935年2月，蒋介石派王宠惠访问东京，以私人身份向广田外相传递“善邻”希望，要求日方解决东北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维持两国间的真正友谊。同年6月，发布《睦邻敦交令》，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发表抗日言论。9月，又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广田交涉，提出基本原则三项，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正常轨道，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今后一切事件。11月19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外关系报告，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他表示：“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22)
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反映出他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有其幻想的一面，同时，也是一种策略手段。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对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如1932年6月16日日记云：“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23)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24)同年10月，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期间，蒋介石与何应钦讨论对日交涉时，曾明确表示：“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25)显然，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以便做好应战准备的目的。
中日间的差距是事实，战争需要准备也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斗战也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战略战术呆板，只知道打阵地战、固守战，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
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灭亡吴国的故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26)此后，他的日记中多见有关记载。1934年1月30日，蒋介石会见日本武官铃木美通，日记云：“其藐视之意，溢于眉目，非卧薪尝胆，何以复国?”史载：越军战败，勾践被围时，范蠡曾对勾践说：“节事者以地，卑词厚礼以遗之。”(27)蒋介石特别将这两句话抄在日记里。对“节事者以地”这句话，前人的解释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蒋介石特别欣赏这一解释，也将它同时抄下。(28)又，史载：勾践作为俘虏入吴后，系犊鼻(围裙)，戴樵头(粗布头巾)，为吴王夫差养马，“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在吴王夫差生病时，勾践为了取悦夫差，表示忠心，竟饮其尿，尝其粪。(29)对此，蒋介石极为欣赏，在日记中写道：“勾践入臣，不唯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30)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主张“欲取先予”，这一策略思想也为蒋介石所欣赏。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唯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保吾国。”话说得虽含蓄，但意思很清楚。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爱”什么，可以隐约地答应。同月20日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显然，目前的“与”并不是永远的舍弃，而是为了未来的“取”；一时的让步只是为了最终的“雪耻”。
中国古代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一类思想也为蒋介石所采纳。1934年4月23日日记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同年11月l0日，蒋介石在山西，阎锡山向他建议，对日不必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对于阎锡山的这番话，蒋介石在日记中评论说：“此其专重黄老之说也。”蒋介石虽没有接受阎锡山放弃准备武力的意见，但是却部分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当日日记云：“如何与倭寇避免正面冲突，使其无法可施耶?”此后几天的日记内，即有“对倭暂睦”的记载。他准备派何应钦赴日，甚至有过自身“暂时退隐”的考虑。(31) 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地写下了对日“应取缓和”的字样。
基于以上思想，蒋介石主张对日“忍耐”，甚至进一步主张“忍辱”。如：
1933年4月1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以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仍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又，同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唯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
检阅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和有关文献，可以发现，类似的词语比比皆是。蒋介石经常提醒自己“当为最大之忍耐”，要能“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32)
在忍辱哲学的指导下，日军占据东三省，他忍了；进攻上海和山海关等长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撤离平津、河北，以致成立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离倾向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也忍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在这方面，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耐力，这不能不和勾践的影响有关。
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则是在国家尚存，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但是，也应该指出：有两种忍辱。一种是为了苟且偷安，另一种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反攻。蒋介石的忍辱显然属于后一种。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20世纪30年代亦然。蒋于1934年5月11日日记云：“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收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于此不难看出近百年来民族灾难对他的影响，蒋介石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之间不仅有公仇，而且有私恨。1928年在济南发生的“五卅惨案”使他常存刻骨铭心之痛。日记曾云：“身受之耻，以今五卅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33)
从蒋氏日记可见，他时常勉励自己，奋发努力，洗雪百年来的民族耻辱。1933年1月4日日记云：“自今日起，每日记雪耻一则，总使倭寇敉平，国耻湔雪也。”1934年5月11日日记云：“中正负此传统之污辱与重任，岂仅以本人不签丧辱条约而得了乎!如何洗雪，勉之!”为此，他有过率领中华健儿与日本侵略者长期周旋，在十年之内恢复东北失地的想法，(34)也有过收复台湾等地，“恢复汉唐固有领土”的念头。(35)1935年8月，他曾估计，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当在十年之内”。(36)
在某些时候，蒋介石甚至主张，利用矛盾，助长日本军阀的骄横气焰，使其孤立。1933年1月19日日记云：“倭寇之弱点安在?彼军阀对国际与国内皆为所厌恶。今养成其骄横，使无忌惮。”次年5月5日日记云：对倭则“张其骄焰，多其外敌”。某次，他接见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对其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感到难以忍受，日记云：“骄者必败，敌寇之骄，即吾人之胜，何愤激之为哉!”(37)这里，虽然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也显示出他对“物极必反”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的理解。
蒋介石也曾考虑过利用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日记云：“此后更应注重日本内文武两派之胜败谁属，当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38)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这一策略尚未形成。
毋庸讳言，九一八至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是“妥协外交”，但是，这是一种暂时的“雌伏”，目的是为了他日的“雄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39)这是和献媚外敌、一味屈膝投降并不相同的。
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
1933年3月，蒋介石在保定接见胡适，表示战无胜利把握，交涉不会有效，要胡适“想想外交的问题”。蒋的这一意见，并非出于偶然的灵感，而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既定方针。从那个时期以后，外交运用在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中即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以夷制夷”是中国的老传统。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之后，外交上转向英美，将苏俄看成敌人。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两国外交关系中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华，得寸进尺。这样，尽管蒋介石仍将苏俄视为中国的“最后、最大之敌”(40)，但已不得不优先处理对日问题。1934年2月11日日记云：“外交先日后俄。”这说明，在蒋介石此时的心目中，对日，比对俄更为紧迫。此后，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改善。
蒋介石将和苏联邦交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1932年12月，颜惠庆受命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决定恢复邦交。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41)1933年1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打击，而将“对俄复交”视之为“第一打击”(42)，可见，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外交运用较军事布置更加重要。
20世纪30以至40年代，“北进攻苏”一直是日本军方的重要方略。蒋介石总结20世纪初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俄国惨败的经验，幻想在第二次日俄战争中俄国人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本及其在我国东北的基地。1934年4月，他和汪精卫、黄郛研究形势时曾说：
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致，则一年之后，俄必先取攻势，以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参崴〕与伯力〔西伯利亚〕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不退贝嘉〔加尔〕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以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坐以待倭也。(44)
基于对日俄必战的估计，蒋介石希望利用苏俄的力量制衡日本。同年1月4日日记云：
倭寇既得伪满，其意本足，唯惧大战将起，恐我乘势报复，故急欲强我屈服为与国，共防苏俄，而其又惧苏俄 报复，与我联合，故更求急进，使制服我也。敌之所畏惧者，即我之所最上者；敌之所欲急者，即我之所欲缓也。
“敌之所畏惧者”，指的是中苏联合；“敌之所欲急者”，指的是日本企图强迫中国“结为与国”。蒋介石企图以中苏联合抵御日本的压制。同年1月27日，蒋介石亲自会见苏联大使后，判断苏联有接近中国的愿望。(45)不久，蒋介石也相应决定“对俄则联络其感情”。(46)
蒋介石希望在日俄开战时，中国能保持中立，他最担心的是日本强迫中国卷入战争。卢沟桥事变前，日本曾多次以协助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诱饵，要求与中国建立“攻守同盟”，共同防俄。(47)蒋介石对此一度忧心忡忡。1934年9月12日日记云：“倭寇与俄开战时，是否敢强问我态度与不许我中立，是否其不顾列强与国联之联带关系而强我加入其东亚战线，此皆应研究明晰。”日记中，蒋介石设计过几种拒绝日方要求的理由，但特别注明：“切勿与之说明不能参战之情理。”(48)为了避免被日方强迫参战，蒋介石又决定对日实行谅解、和缓，从而促进日俄冲突。11月27日日记云：“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以促进倭俄之冲突。”蒋介石当时的目的是：既不得罪苏俄，又不得罪日本，让他们两方火并，中国得免于难。
1925年前后，蒋介石曾将英国看成头号敌人，日记中有大量与“英夷”不共戴天的誓言。其后，英国逐步从远东退却，对中国的威胁日渐减少，蒋介石遂决定联英，将联英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1934年1月12日日记云：“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之可能，则无成功之希望。”4月9日日记云：“如何乃能联英?”5月5日日记云：“对英则确切合作。”当年12月，蒋介石曾计划于次年去英国访问，并在考虑以“中英经济合作”，给予“商务特惠”作为和英国的“交换条件”。(49)
对美国，蒋介石态度摇摆。最初曾寄以满怀希望。1932年11月9日日记云：“世界各国外交政策，有正义而不变者，唯美国而已。”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建筑在最重视民众舆论的基础上，准备唤起美国国民，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友爱之友邦”。(50)因此，有1933年派宋子文访美之举。宋子文先是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保障远东和平的声明，后是签订中美棉麦贷款，中美关系有所发展。但是，蒋介石仍然不很信任美国。1934年2月，传说美国将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虽认为无此可能，但他表示“美于国际信用实无价值”。这一时期，他和宋子文的关系恶化，因此，对宋的联美主张持批评态度，日记云：“子文信从欧美以制倭，而不能自强，抑何愚耶!”(51)同年3月25日，蒋氏在日记中指斥美国外交家“利己损人”，善于玩弄阴谋，提醒自己：“弱国如吾，能不察乎?”l0月8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武官时，又当面“痛斥美国态度之不正”(52)但是此后不久，蒋介石就逐渐改变其“重英轻美”的观念，形成“联美制日”的策略，并且使之分量越来越重。11月27日日记云：“英美形势已联合对日，乃为中国存亡之转机。”同年底，蒋介石确定了“运用英美”的总原则，将它们视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加强了和德国的联系。1933年，孔祥熙、宋子文先后访德，1934年6月10日，蒋氏日记中有“催订德厂合同”的记载。当时，中国正计划与德方共建飞机制造厂，所谓催订合同，应指此事。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该项合同于同年9月签订。这一时期，德国军事顾问团积极介入中国的国防建设，参与制订国防计划大纲。(53)1937年5月，孔祥熙再次访德，购买军火，及时运回，得以满足几个月后的对日抗战需要。当时，苏联、美国、英国对中国的援助尚未开始，德国军火成了中国部队的重要补给来源。
蒋介石懂得：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54)，在发展和各个国家的关系时，要坚持自主(55)，用人而不为人用。他分析当时国际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如能运用得当，以求生存，用人而不为人用，则未始无复兴之机”。(56) 30年代，列强间正在形成新的组合，蒋介石相信：“假以时日，国际环境当有转机”(57)，“东方战争胜负之分，必在欧战决定之后，最后欧洲与世界必联合处置日军，以解决东方问题”。(58)证以后来的历史，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1934年，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定过一份《救国方略》，分“安内”与“攘外”两部分，其“攘外”部分如下：
联络美俄 以英制俄
攘外 对日 先日后俄
厚交英美 以美制日
从上表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日已经成了蒋介石外交策略的核心，也是其攘外的唯一内容。为了对日，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联络友邦，借以制衡日本。对此，日方曾一再表示不满和抗议。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声明：“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59)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认为，中国企图“利用外国的影响来束缚日本的双手”(60)，于1935年10月，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60)这些地方都说明，蒋介石的这一时期的外交策略打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痛处。
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
20世纪30年代，中国危机重重，蒋介石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尖锐、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共的“红色割据”。蒋介石在二者之间，常常感到焦头烂额，难以应付。1931年秋，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部分军队抽调北上，“围歼之功，亏于一篑”(62)，使蒋介石极感惋惜。此外，还有各地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如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仕和白崇禧、华北冯玉样、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杨虎城、西北孙殿英、新疆盛世才等，都使蒋介石悬心吊胆。难以安枕。(63)怎样处理“安内”和“攘外”的关系，尖锐地摆到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前。
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定的《救国方略》，其“安内”部分如下：
信赏必罚
选贤任能
剿匪运动
振作士气
巩固民心
安内 五族联邦
改良中央
建设东南
统一运动
怀柔华北
平定两广
从上表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安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三方面：l.以武力剿灭中共。这是蒋介石的兴奋中心，所以列了“信赏必罚”等四条措施，期于收到实效。2.组成汉、满、蒙、回、藏五族联邦。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处于多事之秋。东北溥仪“称帝”，内蒙古德王勾结日本，苏联渗透新疆，英国觊觎西藏。这些，使蒋介石感到，几年之后有可能“尽失边疆”。(64)因此，蒋介石有过“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组织五族联邦制度”的想法(65)，也曾准备于十年内在满、蒙、藏等地进行“自治试验”。3．解决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实现国家统一。为此，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改良中央”、“建设东南”，在此基础上，对华北派“怀柔”，对两广派以武力平定。
蒋介石最初主张，将“安内”放在优先位置。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唯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66)这是他对于二者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同文中，蒋介石并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934年8月20日日记云：“非平粤桂，无以安内攘外。”可见，蒋介石所称安内，既指中共，又指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
对地方实力派，在大多数场合，蒋介石采取怀柔、笼络策略。对两广，则主意不定，策略变化较多：有时主张“武力平定”，认为“粤非速征不可”(67)，有时主张拉一派，打一派，“联桂制粤”，或联湘制粤；有时主张“调和汪精卫与胡汉民的矛盾，举胡为总统”。(68)经过反复思考，蒋介石主要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分化广东内部。1934年3月16日，蒋介石日记即有“与粤空军联络”的记载。这一策略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收到了实效。二是“缓和”。(69)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提出“和平统一”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等主张。《宣言》称：“今日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吾人当此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困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正之和平统一，实无以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70)蒋介石对这一宣言很重视，视为“政治新阶段”。(71)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积极支持华北、山西、山东、华南等地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对立，企图建立所谓“华北国”与“华南国”。《宣言》所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是对日本侵略者分裂阴谋的打击。11月28日，蒋介石会见王宠惠、罗文干、孔祥熙等，决定“对胡妥协”，同时决定派孙科赴粤，与“西南派”和解。11月29日，蒋介石起草致胡汉民函，日记称：“既决心妥协，则当以至诚出之，故文句尊重如故也。”此后，至1936年胡汉民去世前，蒋介石对“西南派”采取的都是“和解”方针。(72)
蒋介石在提出“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也应允对国内政治进行部分改革。1933年，他有过“开放政治，以政治奉还于民”的一系列想法，但仅限于想法。(73)到了1934年11月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时，他就公开提出，要保障人民依法享有言论结社自由，声称“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这些主张，显然是对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让步。
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共的“红色割据”，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仍然坚持“围剿”方针，企图在最短期间，以最快的速度剿平中共，然后再从事抗战。自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他先后组织了对“苏区”和红军的第四、第五两次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其间他也有动摇的时候。1933年1月20日日记云：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 及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蒋介石认识到，在“剿匪”和抗日之间，只能二者择一。全力抗日吧?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的力量会发展起来，自己的统治最终会被推翻；全力“剿匪”吧?又不合于“天理与人情”。从这段日记看，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抗日是民族大义所在，必须“攘外”第一，“先倭寇而后赤匪”。1934年11月15日，他也曾在日记中写道：“救国之道，唯在免除内战。”，可见，上述观点，并非偶然灵感，而是经过较长时期思考的。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剿共”方针，阻碍他作出正确决定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自身命运的忧虑。
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认为内忧重于外患，视中共为头号敌人。1933年4月6日，他从河北保定匆匆赶回江西，即在抚州发布命令称：“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之患。”(74)同月11日，他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不在步步侵入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盘踞国内为国家心腹之祸的土匪，目前我们只要能安内，则攘外就不成问题，把匪剿清以后，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75)有时，他甚至把中共看成“唯一之大患”。(76)当时，同内许多部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曾准备组织联军，北上参战，但都遭到蒋介石的阻止和拒绝。4月15日，他致电陈济棠说：“赣匪殊不可轻视，似不如先其所急，分工合作，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专责以御侮。(77)21日，再电陈济棠称，共产党一旦突围成功：必然“国本动摇，立蹈明末覆辙，虽有善计，亦无法收拾，为祸之烈，或较日寇侵略而有加”。(78)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分歧，但无论如何，总是“兄弟阋于墙”，在民族敌人面前属于内部矛盾。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79)，将中共看成远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为危险的敌人，这就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而生了。
要抵抗外敌，必须以国家统一、国内安定团结为条件。这一点，对于弱国尤为重要。蒋介石1933年3月20日日记云：“今日欲言抗战到底，则非举全围国民之心力汇集于一点，并统一全国之内政、财政、兵力，听命于中央，不能有效。”这段话说得并非全无道理。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统一?是以武力削平异己力量呢，还是求同存异，团结对外?遗憾的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前者。他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将本应对外的枪口首先用以对内，这就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对和抗议，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这一政策。1934年底，蒋介石指派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着手解决中共问题。次年6月，双方代表在香港会见，开始了国共两党间的艰难谈判。(80)这一举措，反映出蒋介石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的策略转变。
蒋介石的改变根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行为的不断加深，二是国内各阶层救亡图存呼声的加强。但是，他改变的并非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是安内的方法，从围剿共产党改变为承认共产党，从而实现了在抗日旗帜下的国内大团结。
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做抗战准备。1933年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则短语：“东南国防计划。购炮雷弹计划。备油避机计划。”(81)反映出他在思考国防建设问题。这以后，他不断下达备战指示。
2月，指示在长江沿岸马当、田家镇、武穴等要塞构筑防御工事。
3月，指示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江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以扼制敌舰行动。4月，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组迅速修建南京附近各地要塞联络道路。
6月，限令军政部于1936年底前建立江防、航空、通信、新兵工厂的独立生产基础。
进入1934年之后，蒋介石要求加快国防建设。当年2月，蒋介石致电贺耀组，限于当月制订完成东南国防、以南京为中心的防空以及东南空军作战等计划，同时要求勘定江防、海防各要塞附近的步兵阵地，绘成地图。自此，各地国防工程全面启动。至1937年2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测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82)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了。
东南国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但是，既然对日战争是一场长期战争，就必须有后方，有根据地。1932年11月，蒋介石等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洛阳行都的建设。(83)1933年8月，他和戴季陶议事，再次讨论迁都西安问题。(84)次年1月24日日记云：“国防据点，分东北与西北两部乎?”建设东北据点，目的仍在防御，但建设西北据点，则是为了加强后方。此际，国民党正在召开四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为此，他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该会在宣言中还提出“救亡图存大计”，要求集中国力，充实国力，巩固国家统一，完成一切建设，以立御侮之根本。(85)1934年10月18日，蒋介石飞抵兰州，日记云：“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备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伺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次年，他下令在河南进行军事演习，构筑永久工事。此后，他又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
在更多情况下，蒋介石倾向于以西南为根据地。1934年初，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了多项任务，其第34项为“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86)同年l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蒋介石决定经营四川，11月23日日记云：“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
兵不厌诈。战争中要讲究虚虚实实，借以迷惑敌人，备战也同样如此。蒋介石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唯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则日记透露出，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
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地区追击长征中的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次月，蒋介石亲自入川，在重庆发表演讲，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当时，四川政治、经济混乱，蒋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日军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力”，同时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要他从速确定四川金融政策。(87)接着，蒋介石又陆续巡视贵州、云南等地，直到当年10月，才回到南京。1936年1月，蒋介石报告称：日本之所以在华北挑衅，就是因为害怕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统一，成为中国复兴基地，因此千方百计干扰，而他“看穿日本的诡计，无论如何，驻在四川不动”。(88)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衅的原因，未必如蒋介石所云，但他看出，统一西南三省，“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这是不错的。
以驻节四川、巡视云贵为起点，蒋介石积极整理三省的政治、经济，加强工业建设，发展交通，种种举措，对于后来的抗战都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89)可见，他在当时已经料到了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做了准备。
中国现代军事学家蒋方震极为强调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影响。1932年7月，蒋介石决定自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校长。1934年决定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他在为航空学校书写《训教》时，特别提出“空军救国”的口号。凡此，都可见他对空军的重视。这一时期，他积极倡议购买飞机，派员出国考察飞机制造工业，在国内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行防空训练，为重要铁路枢纽及黄河铁桥配置防空设备，使中国空军和防空力量得到一定加强。1936年10月，蒋介石到杭州主持航空学校第五、第六届毕业典礼，对中国空军的发展感到满意，曾在日记中写道：“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以保我国之安全矣!”(90)
结 语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就丢掉了东北大片江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国人最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谈判桌上，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对内，调整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和中共的矛盾，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本文为提交2000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45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的论文，原载日本《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45册，2000年；《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①《蒋介石日记》(仿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1931年9月28日、11月l7日。参见本书《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③《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168页。
④《蒋委员中正告全国将士书》，1932年1月30日，《中央周报》，191期。
⑤《何应钦致蒋光鼐、蔡延锴、吴铁城、宋子文之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陈铭枢、何应钦、罗文干致蒋光鼐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一)，513页。
⑥吴稚晖：《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手迹)，见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⑦《蒋委员长致张学良主任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一)，563页。
⑧《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3年1月5日。
⑨同上，1933年1月8日。
⑩《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3年1月16日。
(11)同上，1933年1月7日。
(12)蒋介石1933年5月6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称：“我军实力不充，只能妥择阵地抵抗，此种战略既经择定，宜使全线一体恪遵，怯者固不得擅退，勇者尤不许轻进。论者每持以攻为守之说，欲乘敌人薄弱之点，贪图小利，轻于突击，徒为局部一时之快意耳，固于事无济，且最易牵动全线。”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08页。
(13)《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26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73页。
(14)《胡适的日记》，1933年3月13日，台北远流山版公司影印本，1990。
(15)《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28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88页。
(16)同上，1933年5月5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07页；参见《蒋介石复何应钦电》，同书卷2，309页。
(17)《电复陈济棠总司令》，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12页。
(18)《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二)，317页；《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见《先总统蒋公全集》，卷2,878页。
(19)《蒋介石日记》，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40页。
(20)《国家兴亡责在军人》，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94页；参见同书卷2，259页，抗战胜利后，吴稚晖曾称：“二十六年抗战，蒋如在宁沪皆孤注一掷，不唯无本钱莅渝，而倭寇早据有全华，则以后局势，恐英、美、苏亦受德、日之优势相压，世界且不似今日之局面矣。”见《〈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题跋》(手迹)，见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163页。
(2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248页。
(23)《蒋介石日记》，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03页。
(24)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London， p.221.
(2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334页。
(26)《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1931年9月20日。
(27)《越王勾践世家》，见《史记》，卷41，1740页，中华书局整理本。
(28)蒋介石记忆有误，抄成“时未至不可强生事”。见《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2月14日。
(29)《勾践入臣外传》，见《吴越春秋》，卷7。
(30)《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2月15日、16日。
（31）《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11月14日、19日、20日。
（3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205、207、208、248页。
(33)《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5月3日。
(34)《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2年9月13日。
(35)同上，1934年3月23日。
(36)《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21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218页。
(37)《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15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22页。
(38)《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11月27日。
(39)《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道》，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272页。
(40)《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3月7日。
(41)《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45页。
(43)《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3年1月17日。
(44)《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4月12日。
(45)同上，1934年1月27、28日。
(46)同上，1934年5月5日。
(47)参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167、190、212页。
(48)《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8月14日。
(49)《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12月23～26日。
(50)《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9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42页。
(51)《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2月26日。
(52)同上，1934年10月8日。
(53)《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第25分档，第1161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4)《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247页。
(55)《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7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351页。
(56)同上，1932年8月8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48页。
(57)《电复陈济棠总司令》，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12页；又，蒋介石1933年4月2日演讲云：“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见同上书卷2，294～295页。
(58)《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14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28l页。
(59)《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0)FRUS，Japan，1931—1941，Vo1.1，p．230．
(6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230页。
(6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03页。
(63)蒋介石1934年1月28日日记(仿抄本)云：“宁夏孙匪，新脑盛阀，必为国家大患。”又1934年2月17日日记云：“西北孙匪，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可不慎乎？”
(64)《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5月6日。
(65)同上，1934年3月7日。
(66)《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15页。
(67)《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7月7日。
(68)同上，1934年4月3日、5日。
(69)同上，1934年11月21日。
(7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130页。
(71)《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12月1日。
(72) 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见《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73)《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0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85页。
(74)《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三)，35页。
(7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93页。
(76)《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02页。
(7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296页。
(78)同上，299页。
(79)《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三)，36页。
(80)参见本书所收《陈立夫与国共谈判》一文。
(81)《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1月27日。
(82)据《何应钦部长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统计，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三)，355～361页。
(8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一)，549～550页。
(8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347页。
(85)同上，卷3，6～7页。
(86)《蒋介石日记》(仿抄本)，卷首，1934。
(87)《蒋委员长致孔祥熙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三)，335页。
(88)《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讲话》，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一)，745～746页。
(89)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Fifty，Yea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London,p.221．
(90)《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337页。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杨天石著.--北京：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