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为国共合作募集签名
杨天石
国共第一次合作于1927年破裂，其后，两党长期刀兵搏杀，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为团结御侮，国共两党又不得不酝酿第二次合作。其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存《宋庆龄、何香凝致吴稚晖函》云：
稚晖先生大鉴：
庆龄、香凝等于日前接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及国民党员邮件一封，想先生亦已接同样邮件矣。兹送上 庆龄、香凝等所草就函件一通〔封〕，素知先生一向遵守先总理临终遗嘱，想必能赞同而一致签名。现除先生外，已有多人答允签名，不过欲先得尊名领衔耳。
谨此敬颂大安!
宋庆龄 何香凝 十月廿日
封面为：“面呈吴稚晖先生亲启，宋、何缄。”
此函未署年。1935年8月l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报告称：“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条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的“若干进步”，但是，中共中央表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和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自卫战争以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中共中央并表示：“我们赞助(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中央还表示：在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在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广大军队中，在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觉悟与爱国之士”，“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本函所称日前收到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及国民党员邮件”，指此。
中共中央此函，既寄希望于国民党中央，也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广大党员。9月18日，毛泽东委托潘汉年携手书到上海，会见宋庆龄，商量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毛在函中表示，希望宋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资格出面活动，同时请宋介绍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米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人与潘汉年一谈。宋庆龄、何香凝致吴稚晖函的发现，可证毛函深中宋庆龄之意，她的行动既是遵毛之嘱，同时又是和潘汉年商量之后的结果。其办法是，与何香凝合作，起草要求遵守孙中山遗嘱，再次实行国共合作的呼吁书，在国民党中枢人员中征集签名，造成声势，向国民党中央请愿。
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除吴稚晖外，宋庆龄、伺香凝的动员对象还包括张人杰(静江)、李煜瀛(石曾)、孙科等国民党要人。现存《李煜瀛致吴稚晖函》云：
手示敬悉。静兄来京一节，已与谈及，亦有此意。唯行期尚未确定。
昨早宋、何两夫人有代表访弟，出示二君来函，弟即复一短函，除签名外，尚拟有所申述。晚间又作一长函， 函稿附上，弟意联合战线之原则不能不赞成，而内容则有须保留者，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二君来函亦抄奉，其签名之件，已签宋、何、孙(哲生)三人，弟曾签于孙之后。二君代表谓先已至先生处，不遇，弟告以现不在沪。此事大约即与先生日前所谈京中之事同一关系也。
余容续馨。此颂
道绥!
弟煜瀛敬启。十月廿一日。
附件二纸，关于弟之函稿及此事前途，均请赐教为祷，又及。
日来先生接其函件否，在京中另有所闻否?又及。
函中所称“静兄”，指张人杰。据李函可知，上引宋庆龄、何香凝函并非通过邮寄，而是由两人派出代表面访，以示郑重。当日，首访吴稚晖，次访李煜瀛。李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曾与蔡元培、吴稚晖等联名“检举”共产党，堪称坚决的反共分子。但是，十年不到，在民族危机危迫的情况下，李煜瀛也不得不有所转变。不过，他并不愿意完全放弃旧时的立场，这就使他处于某种矛盾地位：一方面认为“联合战线之原则不能不赞成”，但同时又认为“内容则有须保留者”；另一方面在宋庆龄、何香凝所拟呼吁函件上签名，但又另拟长函，提出这一“联合”的条件。
宋庆龄、何香凝所拟呼吁函件未见。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等14人向会议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中云：“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
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在眉睫。”继云：“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两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提案人除宋、何外，另12人为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鹿钟鳞、石瑛、张知本、石敬亭、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经亨颐。
根据上引宋庆龄、何香凝、李煜瀛致吴稚晖函及上述提案的内容与提案人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该提案的初稿就是1935年10月宋、何二人所拟呼吁函件，只不过根据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等新情况稍有修改。
国民党中有很多人始终不承认孙中山有所谓“三大政策”。14位提案人中，国民党左派是少数，李煜瀛等原国民党右派能在这样一份提案上联署，颇为不易；吴稚晖没有签名，说明他此时仍不愿放弃反共立场。正因为如此，这一份提案并未能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接受。相反，会议宣言攻击中共“假共同御侮之口号以相号召”，“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表示要“根绝赤祸”。但是，会议也表示，“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以中共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作为谈判条件，这就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了通道。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努力还是发生了作用的。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9月16日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杨天石著.--北京：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