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西安之行
姬乃军，申辉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时局和准备同国民党谈判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伯渠、林彪、吴亮平、郭洪涛。
毛泽东向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①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与会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发言指出：现在已有和平的趋向。所以能得到和平，就是因为有了红军的积极援助，与我们起到了中心领导作用。我们坚持了和平方针，这是事实。国民党三中全会还有二十天就要开了。这是国民党一个转变的关键，其中抗日派与亲日派一定会有很大的斗争。因为日本积极地帮助亲日派，所以国民党本身是有斗争的，不是很和平的。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国民党彻底的转变，因此要保证现在和平统一的局面。我们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对日作战，但对于中国真正停止内战这一目的是可能做到的。为此第一，我们要动员各方面在“团结一致对日”口号下来行动；第二，我们要拥护国民党中派，把左派力量团结，把左派与中派的联合巩固起来，来压倒亲日派。会议最后，张闻天又一次发言，指出：这次我们最大胜利，红军是没有蚀本的。当然这一胜利是不是有保障，相当的保障是有了，但绝对的保障要看国际形势以及各种条件来决定的。至于蒋介石的亲笔信是不是需要，不是重要的条件，着重是陕南驻我们红军。谈判若是成功后，对蒋的态度是要有新的转变的，应赞助他控制南京政府。过去反蒋是要反的，逼蒋是要逼的，现在要拥护蒋的时候则是要拥护的，我们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假如他要打的时候，我们就还是要打。要使他逐渐相信我们的确能给他以赞助。关于宣言，理论上不要讲得很多，要知道这是很难的，至于要说明我们要消灭帝国主义，何必要这样蠢?我们要说的是主张和平的诚意，是将陕甘的行动说明，我们的行动已得到全国的同情。我们可以说明要恢复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但不一定要明白指出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我们主要是要求他们能在停止内战和平御侮的口号下行动。②
在听取与会同志的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介石)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③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④电报还指示潘汉年，要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⑤
1月25日，张闻天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甲、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乙、用各种方法策动阎锡山出面调停。调停方针是：(一)陕北不驻多兵；(二)给张学良以名义；(三)保障西安民主权利。”⑥
当天，为“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张闻天由延安起程，奔赴西安。
在张闻天起程奔赴西安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虎城)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丙)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⑦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以及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⑧
1月27日，张闻天在赴西安途中经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泾阳县云阳镇。到云阳镇后，张闻天和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报提出：“和平无保障的条件下应作坚决巩固西安的战略方针，否则将陷联军于极端困难的地域。”“和平是我们的基本主张，但须有相当的保障。”⑨
当天下午，张闻天抵达西安，他随即与周恩来、秦邦宪就形势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当时的西安，正处于矛盾尖锐、形势险恶的时期。秦邦宪后来在2月11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时，曾这样说道：“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洛甫同志来了。”⑩当时担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刘英此时正在西安巡视青年工作。她后来回忆说：“我在西安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突然李克农的副官王立来找我，悄悄对我说：‘洛甫同志来了。’他把我领到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闻天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原来闻天来后已经同恩来、博古谈过工作了，这才让博古打发王立来接我，闻天此行很秘密，任务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现在想来，总是同执行和平方针有关吧。”⑾
由于张闻天是秘密到达西安的，周恩来和秦邦宪安排他住到王以哲的一位副官家里。这位名叫王政的副官十分可靠。
就在这天晚上，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等50余人，来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大客厅，向周恩来请愿，强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要红军支持。⑿曾亲耳聆听了周恩来讲话的卢广绩回忆说：“我尚记得周(恩来)那天晚上讲话的大意：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十年血债，比你们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能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打起来，对争取(张学良)副司令回来是没有好处的。”⒀周恩来的耐心劝说并没有说服少壮派，他们一再坚持要求周恩来要有所表示。卢广绩回忆说：“我记得周先生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给你们答复。”⒁
这天深夜，南汉宸向周恩来报告说，孙铭九等已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其中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南汉宸的讯息是从杨虎城处获知的。1月26日，杨虎城的夫人、共产党员谢葆真得知孙铭九等少壮派扬言要枪杀主和分子，扣捕中共代表团，在枪杀者的名单上就有南汉宸的消息后，劝南汉宸当晚就留在新城杨虎城总部居住。南汉宸婉言谢绝了谢葆真的好意。1月27日，杨虎城亲自到南汉宸的住所，对南汉宸说：“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这一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对你说过，和平解决是牺牲我。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现在局势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你以后再也不要过问西安的事情了。”南汉宸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么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恩来)先生研究这个问题。”⒂
张闻天在了解了西安当时的局势后，于1月28日致电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报全文如下：
甲、此间左派主战，张慕陶等左派、托派分子亦主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军一级均主和，杨虎臣愿和但对和平前途缺乏信心。
乙、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
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
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寅、提高杨虎臣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指出］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我(上字疑为衍字——引者注)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
丙、此间正为这一方针奋斗中，你有什么意见?⒃
张闻天随后在秦邦宪的安排下，乘坐汽车离开西安，前往位于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在和王稼祥、任弼时、杨尚昆商议之后，张闻天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一)为向各方表示我们对和平的诚意，在陕南的红军主力即应开始从商县一带向渭北方面撤退，并由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内容包括：(甲)红军主张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这种内战只有利日寇、亲日派。(乙)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丙)红军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丁)红军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为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实现，同红军共同奋斗。(二)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你们有何意见?如大家同意即由毛泽东负责起来，谈话明日即广播。(三)我现在前敌总指挥部，杨(尚昆)，任(弼时)、王(稼祥)均同意这一办法。”⒄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西安致电潘汉年，并要求即转蒋介石。电文如下：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学良)一面，然后撤兵。
(戊)时机紧迫，请蒋先生速允办，否则忍令之抗日之师互耗国力，必非蒋先生之所愿。
(己)蒋先生有抚慰东北军其他办法，我们无不赞同。⒅
1月29日，张闻天在云阳再次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对西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电报全文是：
(甲)杨(虎城)的动摇，使张慕陶极兴奋与影响形势，使西北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乙)我们应为和平尽最大努力，尽调解的责任，特别争取杨及东北军稳健派，坚决站在和平方面，力争左派的一部或大部。(丙)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行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但应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场。(丁)如和平绝望，战争或部分接触发生，红军应公开表示为求得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的实现，不愿参加内战，宣布我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和平而努力的经过，并且愿为和平继续努力奋斗。(戊)目前我方应先告诉南京此时间的具体情况及我们的和平方针与努力，但要求南京万勿操之过急，酿成国家民族的巨大不幸，并使我们的调解发生困难。(己)不知兄等意见如何，我现在前敌总司令部。⒆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告以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并指出：“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⒇
就在这一天，东北军40多名团以上军官和幕僚在渭南第一○五师驻地召开会议，决定在张学良返回西安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即决一死战。到会的人员在会议形成的决议上签名。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的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在当天还与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21)
周恩来和秦邦宪在获悉这一情况后，即于1月30日凌晨2时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毛泽东于当天致电周恩来和秦邦宪，指出：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22)
张闻天也于当天上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周(恩来)、博(古)30号2时电收到，有如下意见：(一)今天我们的基点放在求得和平，应放在万一蒋方进攻的情况下，因此，我们今天向渭北撤退是实行甲案，保障和平。(二)只有在我方实行甲案之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实行自卫战，不是无条件的自卫战。(三)为了以后自卫战的胜利，红军仍应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亲密合作，订立不妨碍总的和平方针的实现的协定。(四)目前形势要求和平问题迅速解决，否则左右派离异，左派挑拨，蒋方不满，对我们均不利。”(23)
当天上午，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乘汽车离开西安，来到泾阳县云阳镇，与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主战的东北军将领要求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会议召开期间，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电告毛泽东：“我们已在前敌总部开会”，“详情续报”。(24)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时许。当晚10时，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浩、何克全等，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甲)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
(乙)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臣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
(丙)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同打。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
(丁)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
(戊)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放张学良回西安，则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使西安问题和平解决。
(己)打有二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庚)你们意见如何，望立复。(25)
电报发出两个小时之后，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和平。”(26)
在接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的复电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于31日凌晨乘汽车返回西安。
就在1月30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前往泾阳之前，周恩来要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在潼关举行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中央军的谈判。31日，蒋介石同意并电告顾祝同：红军驻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元的经费。(27)李克农随即前往潼关，参加潼关谈判，李克农到潼关后，向顾祝同提出设立联络处问题。顾祝同表示同意红军设立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28)随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在七贤庄一号院成立，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讯训练班。
1月30日，在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泾阳县云阳镇紧急磋商红军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作战问题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还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我们斡旋和平事，对外务守秘密。因如果外间知道和平是我们斡旋成功的，或我们与有大力，一则使蒋难堪，二则使张、杨及西安两军难堪。实际上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均主和平解决；其他干部亦不是不服从中央，仅因张汉卿不回及防地过少而表示愤激，因此要求蒋设法加以抚慰。”(29)
2月1日，张闻天在云阳镇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开代表会，红军方面派代表七人至九人公开参加，届时请你们指导。红军应利用现在地位进行公开活动，以加强党在各种团体中领导作用，过去许多机会没有很好利用，殊为可惜。”(30)
当天，张闻天离开云阳镇，并于2月3日回到延安。张闻天在返回延安的当天，即同毛泽东一起致电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转王稼祥：“经山西去尚待与彼方交涉，一个月后有回信。”(31)在此之前，毛泽东电询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山西交通弄好，(王)稼祥究从何方出去望告。”(32)王稼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于当天复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我明日去洛川，(从)宜川过(黄)河，如不好走，则回延安转山西。”(33)接到毛泽东和张闻天2月3日的电报后，王稼祥经洛川等地，于2月5日返回延安。后又由延安出发，经宜川过黄河，经山西吉县、临汾、榆次等地，于2月中旬到达天津。此后，又于3月3日到达上海，6月下旬，王稼祥和护送他的贺诚从上海乘轮船前往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并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5页。
②《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6—417页。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5—646页。
④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4页。
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8页。
⑦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6、354页。
⑨⑩《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8、418页注③。
⑾刘英著：《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12页。
⑿《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4页。
⒀⒁《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6—107页。
⒂《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4卷，第325页。
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61—162页。
⒄《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9—420页。
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9—160页。
⒆《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0页。
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8页。
(21)(22)《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648，649页。
(23)(24)《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1页。
(25)《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66—167页。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9页。
(27)(28)《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5—356、356页。
(29)(30)(31)《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2、422—423、423页。
(32)(33)《王稼祥年谱》，第178页。
西安事变实录/姬乃军，申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