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陕西活动述略
张应超
周恩来生前与陕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陕西留下了他许许多多的足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陕北虽然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但却有着刘志丹、谢子长创立的红色根据地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反动力量相对较为薄弱。中共中央在甘肃哈达铺和榜罗镇就先后提出和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这是继遵义会议以后又一英明决策，周恩来是参与这一决策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但是，党中央同时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
1935年9月，蒋介石为了消灭中央红军，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蒋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陈兵30万，企图将红军一举“剿灭”；另一方面，1935年10月初，中共陕甘晋省委在“左”倾错误驱使下，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人被捕，200多人被错杀，根据地军心浮动，民心惶惶，陕北苏区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为了挽救陕北苏区，使中央红军能站稳脚根，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周恩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和红军一进入陕北，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拟定并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一○九师，歼灭一○六师大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了解到陕北错误肃反情况，下令立即停止捕人和杀人，并派王首道等赶赴瓦窑堡进行调查，稳住局面。直罗镇战役结束后，周恩来到达瓦窑堡，亲自接见刘志丹等蒙冤的同志，严厉批评了“左”倾错误。
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周恩来与毛泽东制定《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发动了东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歼敌1.7万人，筹款40万元，扩充红军7000人，迫使阎锡山把侵入陕北的4个旅撤回山西，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局面。东征期间，周恩来既负责后勤供应，又赴前线协助毛泽东制定战略方案，同时，还肩负与张学良进行会谈的使命，繁忙而有条不紊。
周恩来作为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做了许多团结争取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直罗镇战役后，他亲自给被俘的东北军作报告，接见感化东北军团长高福源。1936年4月9日，他与张学良在延安一教堂进行秘密会谈，就中共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互派代表，通商及加强抗日教育等达成口头协议。尤为重要的是，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张学良的见解有道理，将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的报告，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有联蒋抗日的必要，这是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重大变化。
中共对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36年9月，汪锋奉党中央之命赴十七路军做党的秘密工作。行前，周恩来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军队拉出来扩大红军。他的这些指示，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了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周恩来在各阶层人士，特别是社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高层当权人物中做了大量工作。如致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老朋友时子周、谌小岑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胡宗南、陈立夫、陈果夫，希望早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连国民党的最高独裁者蒋介石，周恩来亦于1936年9月22日向他致函，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表达了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风亮节。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是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1936年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到达西安。此时国内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十分复杂，稍有不慎或举措失误，就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周恩来临危不乱，首先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和平解决事变大计，接着，又向各界人士阐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使各方面意见趋向一致。
在这个前提下，使蒋介石基本同意了六项条款。但张学良不顾周恩来的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后，东北军群龙无首，以致发生了一系列动乱，使西安的局势再度复杂化。周恩来在刀光剑影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去祭奠因主和而被东北军少壮派杀害的王以哲将军，揭穿了敌人企图嫁祸于中共的阴谋，他还设法掩护了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同时，支持杨虎城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避免了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
193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杨虎城被迫移驻三原。周恩来亲赴三原看望，分析形势，指出抗日与国家的光明前途。在杨虎城赴上海作出国前准备时，周恩来又与他同坐一架飞机为他送行，使杨虎城深为感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除在延安外，还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活动，在统战方面多方联络，广交朋友，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4月，通过中共地下党吴鸿宾的斡旋，周恩来在西安回族知名人士马德涵家里，会见了从圣地麦加朝觐归来，途经西安的青海省政府主席、回族名士马麟。这次会见，对增进共产党与回族同胞的团结，特别是对回族上层人士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为此而所做出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0年5月9日，周恩来由延安赴重庆途经西安时，会见开明人士、中华邮政局第三军邮段总视察林卓午，并应邀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向陕西邮政管理局的职工作时事报告，号召团结一致，坚持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持久抗战，同时，介绍了中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情况。1945年7月，他还在延安和毛泽东等人接待了褚成辅、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就从速召开政协会议等事宜进行商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延安还接待过不少外籍人士。1944年6月至7月间，组织接待由美、英、苏等国记者史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普金科等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同年7月，接待了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访问时，也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能给这些外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评价周恩来时写道：“他是中国人中间极为罕见的一种人，行动、知识和信仰充分协调的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斯特朗写道：“他的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能想象到这些正是他在南京谈判中所具有的才华。”
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东北、豫北、晋南、鲁中等地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强大攻势，“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大到战略决策，小到架桥过河，运送伤员他都亲自过问。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均相当艰苦，在锅台上办公，吃榆树叶窝窝头，穿磨穿鞋底的鞋行军，累得鼻子出血，仍然不肯休息……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陕西发表了不少讲话和文章，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断。主要篇目有：1937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944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1936年10月6日，给中共陕北省委的信；1939年8月4日，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党对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方法以及统战工作必须遵循的守则、在统一战线中如何认识和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所作的报告；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长篇讲演等。在这些讲话和文章中，周恩来总结了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光明的前途；对哥老会等中国游民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破坏性进行剖析并指明了斗争策略；对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不同性质和宗旨的统一战线内容作了精辟的阐述。从这些文章和讲话中，充分展示了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重读这些文章和讲话，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奔走辛劳，多次遇到险情，其中发生在陕西境内的就有三次。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等20多人赴西安途经甘泉县劳山时，遭到当地土匪200余人的伏击，随从副官陈友才等10多人英勇牺牲，周恩来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幸而脱险。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赴中央党校做报告，途中因坐骑受惊使他从马上摔下，造成右臂骨折致残。周恩来在受伤的当晚，即忍着巨大疼痛用左手练习写字，当医生为他检查时，发现他的内衣已被汗水湿透了。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由西安乘飞机赴重庆经秦岭上空时，突遇冷气云团，飞机剧烈颠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镇静果断，迅速解下伞包给叶挺将军年仅11岁的女儿叶杨眉系上，还鼓励她要像爸爸一样勇敢、坚强。周恩来临危不惧，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日理万机，异常繁忙的工作中，曾数次到过陕西。
1955年5月上旬，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回国后，在西安作短暂停留。下飞机的当天，就向在西安的省、市部分领导干部作形势报告，详细介绍了万隆会议的重要意义和国际影响，陪同周恩来总理的陈毅副总理向与会者介绍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不避艰险，排除干扰，求同存异，为大会通过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团结所做的种种努力，使听报告者深受鼓舞。在西安期间，周恩来曾到碑林博物馆参观，他仔细观看了历代名碑石刻，并指出历史文物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是一个国家过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缩影，要认真保护和利用。
1961年10月上旬，周恩来、邓颖超和陈毅、张茜，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夫妇到陕西参观访问，先后参观了西安碑林和临潼华清池等名胜古迹。参观碑林时，周恩来等仔细观看了《中尼合文经幢》等碑石，并应尼泊尔贵宾的请求，赠送该碑拓片一张，供其回国后翻译和研究，贵宾非常高兴。在临潼华清池参观游览休息期间，周恩来亲切地同接待人员谈心，勉励他们不仅要笑脸服务，还须加强文化学习和专业知识的修养。午餐时，周恩来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对在中尼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下，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以及尼泊尔政府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对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感谢。表示中国政府处理国家关系仍然坚决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视和发展两国的友谊。尼泊尔贵宾非常感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词，赞誉周恩来是他们心目中最受尊重的人之一。
1973年6月，75岁高龄的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但为了国家大事，仍抱病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到西安和延安参观访问，这是他最后一次到陕西。由于在西安下飞机时他腿闪了一下，宾馆服务员见他走路很吃力，开饭时把饭菜送到他的卧室，他坚决谢绝了，坚持和其他同志一起到餐厅就餐。吃饭时，他看到餐桌上有六盘菜，当即和蔼地让服务员转告大师傅，每顿饭有两个菜就够了，吃不了会浪费。此后，他每次吃饭时只要两个菜，而且总是把他自己的一份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6月9日至10日，周恩来陪外宾在延安参观访问。这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在这种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延安革命纪念馆因有的历史文件中有刘少奇的名字就不予陈列的作法提出了批评，指出，“革命不是靠几个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我们党所以能发展壮大，一是靠群众，二是靠大批干部。”他还反复强调办展览，搞党史工作，应该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动摇；对纪念馆没有陈列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对朱德照片陈列较少，对自己照片陈列较多等提出意见，同时表示，回北京后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提请党中央研究此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周恩来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态度鲜明地提出上述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周恩来在延安期间，对延安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十分关心，谆谆嘱咐要加快陕北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6月11日，周恩来离开西安之前，接待的服务员希望能和总理一起合影留念。他不顾体病劳累，当即很高兴地答应，还特别吩咐把餐厅的师傅，锅炉房职工、汽车司机都请来合影。拍照完毕，周恩来又忙于接待外宾和与省、市有关领导谈工作，一直忙到下午3点离开时还顾不上吃饭，宾馆的同志含着眼泪为周恩来准备的一份饭菜送上飞机。告别时，他向有关同志说：“再过5年，等陕西、延安改变面貌的时候，我再来。”遗憾的是，从此一别，遂成永诀。
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人民敬仰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是一位世界伟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的机敏胜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证。被尼克松认为很少赞扬别人的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两三个印象最深的人之一；中国人似乎对周恩来特别尊重，认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所有的领导人中待人特别宽厚的一个人；周恩来逝世后，全中国那么沉痛地悼念他，这决不是偶然的。
周恩来一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是无比光辉丰硕的，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高瞻远瞩、无私无畏、严于律己、谦逊待人等许多高尚品格，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光辉典范。他在陕西这块黄土地上留下的足迹，也足以说明了这一切。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