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对“鲁艺”的关怀
张应超
延安“鲁艺”初名“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在延安筹创到迁离的8年多时间中，周恩来曾多方面给予关怀和支持。
鲁艺尚在筹创时，周恩来就十分重视。1938年2月发表的鲁艺《创立缘起》中，领衔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此后的年月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长期在国统区开展工作，住延安的时间比较少。但是，只要他回到延安，总是尽可能地挤出时间，过问和指导鲁艺的工作与活动。
1938年4月10日，鲁艺召开成立大会，以及第二年5月10日，鲁艺召开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因突击开荒而延期)，周恩来均因未在延安未能参加。1939年6月下旬，他回到延安。7月8日，他在延安招待文艺界人士时，特地请到会的同志介绍鲁艺的情况，并亲自审阅了鲁艺编辑的独幕剧集、合唱集、木刻集、歌剧选集等。
194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鲁艺对群众歌曲写得较少，创作出的歌曲也和当时群众斗争结合得不够密切，以致影响了延安的歌咏活动。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向鲁艺负责音乐工作的吕骥指出，希望他们多写好歌曲，把延安的歌咏活动搞得热热火火。后来，鲁艺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歌剧《白毛女》，周恩来看后，均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1944年春，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与教员姚时晓、张水华等拟写一个反映敌后抗日斗争的话剧。他们通过到中央党校一部采访，收集了不少材料，然而，写起来又觉得无从下笔。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启发他们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更深入地与党校的同志交朋友、谈心，还关切地嘱咐他们，剧本写好后他要听创作人员读剧本。陈荒煤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写出了一个反映晋东南小麦产区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斗争的话剧《粮食》。周恩来收到陈荒煤等人写的信，得知剧本已写好的消息，在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的繁忙之中，专门邀请陈荒煤等人到他住处，用了一整夜的时间研究剧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指出剧本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剧本彩排时，周恩来又赴鲁艺观看，与鲁艺的同志们一起讨论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而上演此剧需花费上万元边币，陈荒煤因为花钱多不打算演了。但是，周恩来为了使话剧早日上演，起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仍然如数批准了预算。《粮食》一剧试演时，周恩来不仅拨冗赶来观看，而且认真听取观众的反映。演出结束后，又一次与大家进行讨论。当有的同志对剧中的一个情节提出尖锐的批评时，周恩来又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情节是他让这样改的，这种虚怀若谷的作风，给参与其事的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对鲁艺的师资力量、教具、图书资料诸方面，周恩来也花费了很多心血。1938年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去延安前，周恩来曾亲自与他谈话向他转达鲁艺师生请他去任教的盛意。冼星海到延安鲁艺后，任音乐系主任、音乐部部长职务，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重要作品，以音乐为武器，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9年6月下旬，在欢迎周恩来与秦邦宪两位中共领导人由国统区回到延安的晚会上，周恩来首次听到鲁艺演出的由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为了褒奖和嘉勉冼星海的成就，几天之后的7月8日，周恩来亲笔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940年5月冼星海为给电影《八路军与老百姓》配音去苏联时，周恩来又亲自到车站送行。1941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接见舞蹈家吴晓邦及其未婚妻盛婕，征询他们对去延安的意见。吴、盛当即表示愿意，并问去延安的时间，周恩来让他们做好准备。由于环境险恶，吴晓邦夫妇经历了重重曲折，终于在1945年6月到达延安，周恩来与邓颖超热情地欢迎他们。一周之后，吴晓邦就走上鲁艺讲台，为学生上舞蹈课。
鲁艺创办后没有钢琴，使音乐课受到影响。周恩来向新四军叶挺军长谈了此事，请叶挺帮助解决。叶军长在江南搞到钢琴后，又经周恩来设法运送到延安鲁艺。当时，由于延安交通不便及国民党实行封锁，在延安能得一个笔记本都很不容易，鲁艺师生得到钢琴后，简直如获至宝。有一次，周恩来在周扬陪同下参观鲁艺的图书馆，他关切地询问图书馆有多少图书，当知道馆藏图书仅有万余册时，立即指出图书太少，要设法从国统区搞些来。后来，周恩来在重庆搜集到一批文艺书籍，运交鲁艺，在教学中发挥了作用。
对鲁艺师生的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均予以亲切关怀。他在延安，常到鲁艺作报告，深受欢迎。鲁艺组织的文艺活动，他也常去参加。1943年至1944年，鲁艺师生学习扭秧歌，刚开始时，有些人不好意思扭，周恩来就带头领大家扭秧歌。他还常到鲁艺找师生们谈心，1944年一个星期天的黄昏，文学系学员胡征与另一位学员进行纺线比赛，周恩来来到胡征面前，亲切地询问纺线的情况，当他得知胡征当天已纺了8两线(16两秤)，高兴地表扬了他们。
周恩来还通过种种渠道，把鲁艺师生的作品和事迹介绍到国统区去，使国统区的人民得到更多的精神食粮，同时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延安文艺界的情况。
在周恩来的关怀与领导下在重庆出刊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不少的鲁艺师生们的文章，如周扬的《关于政策与艺术》，马可的《目前歌曲创作上的八个问题》、《夫妻识字》，萧三的《可喜的转变》，王大化的《一个秧歌剧演员谈创作经验》等。《新华日报》还经常介绍有关鲁艺活动的情况，如1943年4月19日报道：鲁艺“正朝着新文艺运动的方向——工农兵结合的方向努力”，“最近将有大批同学出发到各地，参加各方面的实际工作。”
1944年冬，鲁艺中文系学员胡征接到系主任陈荒煤的通知，说周恩来副主席将去国统区，要带一些作品。因为胡征已发表过一些诗和小说，引起鲁艺领导的重视，陈荒煤让他也选些作品抄出来。胡征遂抄了一些诗交陈荒煤转给周恩来，带到重庆。次年，胡征的诗《白衣女》、《清明节》、《挂路灯》、《钟声》等发表于胡风在重庆办的刊物《希望》上。
周恩来还多次在重庆组织演出鲁艺师生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作品。不仅在周恩来办公的“周公馆”内的过道演出，还在《新华日报》社内的广场上演出。有一次演出时，周恩来还亲自参加秧歌队，与同志们一起扭秧歌，观看的群众不仅坐满了报社内的广场，还有不少人拥在围墙外，垫着凳子爬在墙上看，连国民党政府的警察也不好意思地摘下制帽，看得出了神。还有一次露天演出时，周恩来特邀了许多民主人士来看，两边的山上也站满了观众，后来又到城里租了一个剧院来演出，轰动了整个陪都山城。
国民党当局不许鲁艺集体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国统区上演。周恩来就把自己在延安观看《白毛女》时的激动心情告诉重庆的同志们。他指出，看重庆的演出，即使比较好的，使人感动的程度也无法与看《白毛女》相比。因为这个戏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写出了被压迫阶级的苦难和斗争。他还特别举例说，叶剑英过去看戏从不哭，但看《白毛女》时却忍不住流泪了。周恩来的话语之中既有对《白毛女》的高度评价，也有对鲁艺师生工作的褒扬。
对国统区进步作家的作品，周恩来也介绍到鲁艺来。1943年初，由吴祖光创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演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映，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仅演出14场即被下令禁演。周恩来在1943年回延安时，把剧本《风雪夜归人》带到延安交给鲁艺，并向延安的文艺界介绍这个剧本在重庆演出的情况，还谈到这个剧本因为针对国民党当局在国统区的专制统治，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而被禁演的缘由。
1945年10月，冼星海不幸在莫斯科逝世。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46年1月上旬举行了隆重的“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和遗作音乐会。周恩来亲自主祭，并在追悼会上详细介绍了冼星海的生平及其对中国人民进步事业所做的贡献。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冼星海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世界是和平民主的世界，中国也一定是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们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奋斗!音乐会一共演出了3个晚上，有两个晚上周恩来都亲自参加，有一个晚上因临时决定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谈判不能参加，他还特地派人到会说明了情况，足见周恩来对冼星海为人民音乐所做出的贡献的高度评价及对追悼会的重视。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艺大部分师生奔赴各解放区接受新的任务。1946年春，鲁艺奉命迁到东北解放区去。临行前，周恩来又一次向即将走上新征途的同志们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要求他们到一个地方就必须生根开花，经常联系那里的群众，必须按照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艺术宣传工作，绝不能硬搬延安的经验。
鲁艺迁离延安后，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成立了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延安的鲁艺从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