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篇-周副主席与第七后方医院
魏明中
从1936年春在陕北瓦窑堡初次聆听周副主席教诲至今60多年了。这当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我所工作的医院在与蒋胡匪军遭遇，又同上级失去联系的万分危急情况下，周副主席及时地派干部、写信，从多方面关怀我院，使全院伤病员及工作同志转危为安，脱离险境。在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的今天，回想往事，犹如眼前一般。这一切，怎不使人感动涕零呢?
抗战时，陕北的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医院和中央医院是延安有名的三大医院，也是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性医院。其中陕甘宁边区医院的规模最大、历史最长、设备最好。更值得一提的是，该院保持了红军时期卫生部门的光荣传统，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因而，在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它是第一流的医院。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破坏和平，发动了全面内战，特别是1947年春又重点向陕甘宁边区、向革命圣地延安发动了总攻击，使一个多年为边区卫生事业服务的医院，不能有一个平静工作的环境。为了战争，它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转移。全院同志常为此而愤怒，而伤心，伤病员也太受罪了。
在蟠龙战役前夕，陕甘宁边区医院经中央批准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七后方医院，由我任院长，王子阳同志任政治委员。医院归军队指挥，为战争服务。医院改编后第一次任务就是接收蟠龙战役的伤员。为了安排伤员，医院的同志们将安塞县石子河一带三个村庄的民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办起了伤员伙房，准备了手术室。没多久，二百多名伤员就到了医院。经过一个时期的精心治疗，大部分伤员的伤势迅速得到了好转。这时，我前线主力部队又转战于陇东地区。与此同时，我院也奉命带领伤势尚未痊愈的部分伤员，奔赴前线接受新的战斗任务。殊不知此一去，我们的路线恰与敌人同行并进而且相距很近。行进中，我们又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在志丹县境一个不大的山岳地带突然与敌遭遇。由于我们果断迅速地采取人抬、背送等一切紧急办法，才使伤员安全转移到敌人视线之外的地方。然而，我们医院随时都有陷入敌人包围的可能，大家都很着急。经过研究，我们果断地决定将医院分为两部分：以部分精干而又有战斗经验的医护人员为一队，由政委王子阳同志带领，将重伤员就地转移隐蔽于山洞、树林，以保证伤员能继续安全进行治疗；另一队由我带领绕道前进，并积极设法与上级联系，请求指示和援助。就在我院面临十分危急之际，周副主席发觉我院转移情况不明，有遭敌袭击的危险，立即派遣中央机关侦察科科长龙飞虎、延安专署公安处处长吴台亮、靖边县委书记曹九德和秘书王冰4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寻找我们。龙飞虎一见面就告诉我们周副主席如何担心我院安危，并告诉我们中央及党的领导人都很安全，毛主席身体很好和前线取得的巨大胜利的喜讯。当全院同志及伤员听到周副主席在百忙中还如此惦记着我院及伤员时，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和幸福的泪水。同志们向龙飞虎等同志汇报了医院与敌遭遇和采取紧急措施的情况后，我又特别请龙飞虎向周副主席再汇报我院情况，并让其代表全院同志和伤员向周副主席表示衷心地感谢。
龙飞虎等同志走后，我又向周副主席写了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和请示。为了防止敌人截击而失密，我选了四方面军长征时的“红小鬼”——勇敢不怕死，又有战斗经验的通讯员唐洪兴同志亲自去送信。临走我又再三提醒他，一路上多加小心，万一遇敌不得脱身就将信销毁，绝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后来，这封信果然按时安全地送到了周副主席手中。
实际上，信刚一发出，我就感到十分懊悔。可不是吗?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日理万机，战事如此繁忙，工作那样辛苦，他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方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是那样紧张。每时每分，全国每个战场上的具体部署，我军的每个细小行动，都要经过他的精心安排报请毛主席批准。周副主席是在指挥全国战场啊!而我却为了本院这么点事去打扰他，去给周副主席增添麻烦，这是多么不应该呀!正当我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内疚和不安的时候，第二天，出乎大家意料，周副主席竟亲笔写了封长信给我。他信中说：“深幸全院同志大家努力，使轻重伤员都脱离险境，到达安全地区，至为欣慰。”周副主席还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高瞻远瞩地讲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大好形势和辉煌战果，以此来鼓舞我们伤员的斗志。信中，周副主席又对我院的工作做了非常具体、明确的指示：“我们已另电前总派员至你院，带领治愈伤员归队，当前方没有人来时，你处望勿令伤员自由归队，免致流落各地，影响不好。”周副主席还托通讯员带来两份《新闻简报》，要我们传阅，并读给伤病员同志听；特别是我在给周副主席信中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在回信中一一作了答复及安排。最后周副主席又说：“如万一有何新情况，我们必派人来通知你们，望告大家放心。”
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就是这样时刻关怀着我们的工作，关怀着每一个战士的安危
1947年7月1日(党的26周年诞辰纪念)这天，我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小河村，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一进院门，龙飞虎同志便告诉我，周副主席已几天几夜没有很好休息了，他事情很多，要我谈话不可过久。可当我一进到周副主席办公室时，他马上便站起来，拉住我的手，要我坐下，并急切地问：伤员同志都过来了吗?他们的伤势怎样?安置好了没有?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有什么困难要解决?……周副主席一连串热情的问话，使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与此同时，他又拿起自己喝水用的白色搪瓷缸子，倒满水，递到我手里。看到周副主席如此对战士们亲近，我心里顿时热乎乎的。我开始仔细端详他那慈祥的面容。是啊，他消瘦得多了，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宏亮的声音，又表现出他充沛的精力和对战争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时我才发现，周副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是一孔石砌的旧窑洞，一张不大的方桌上，摆满了马列著作、毛主席的书及公文电报之类的东西，墙壁上挂满了军用地图，床上的被褥都很单薄。屋里一个旧方凳，一条破长方凳供周副主席办公和来客时坐的。从屋里简陋的陈设就不难想象到，我们的周副主席在当时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是多么忘我地工作啊!当我汇报到医院大部分同志已在靖边县的焦泥湾一带开始整训，志丹县二区的部分同志和重伤员不久即可转移过来，伤病员和全院工作人员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养好伤，早日上前线时，周副主席又指示我们抓紧战役间隙休整工作，要让全体医务人员提高觉悟、鼓舞士气，树立必胜的信念；他还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战场救护技术，努力提高医疗水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末了，周副主席还特别关照我：过了“七一”再回医院。
这年党的生日，对我来说是多么令人难忘呀!下午，我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一起，围坐在河边的草坪上，听周副主席给我们作纪念性讲话。周副主席深入浅出，十分精辟地阐述了我党诞生26年来的斗争史；讲我党如何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同“左”右倾错误斗争并不断自我强大的情况；讲我党初期及后来不少优秀同志英勇献身的感人事迹。尤其令人钦佩的是，讲到工作时，周副主席总谈自己工作做得如何不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一切，给到会的全体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在周副主席身边过完了“七一”，我于第二天离开中央回驻地。这时，王子阳政委带领的部分同志和伤员也回到医院，我们立即召开了全院同志大会。会上，我认真传达了周副主席来信、指示及对医院的关怀情况，我还讲了战局方面的形势和本院当前的任务。这一切，也使全体同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不久，党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把医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野战医院，并命令我院开赴前线，担任第一线伤员抢救任务。
经过短期整训，医院于7月底开赴前线。谁料，前线部队突然改变方向，沿长城以北，通过毛乌素沙漠快速向陕北要塞榆林进军，拉开了第一次解放榆林的序幕。形势变化，我院若还沿长城以南向西行动，就有与尾追前线部队之敌撞怀的危险。这时，周副主席又首先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他再次召来吴台亮同志说：“第一野战医院有与敌遭遇的危险，请你立刻出发，日夜兼程不惜生命危险找到魏明中同志，告知他情况已变化，要他带领医院迅速折返向东，到米脂县刘家峁一带，做好接收榆林战役伤员的准备工作，不可延误，发生问题唯你是问。”当时毛主席也在当面，周副主席又接着说：“不但要把医院调回来，把伤病员安全转移，而且要把老百姓安排好。老百姓和牲畜一块若隐蔽不好，牲畜叫唤也容易暴露，要分开……”
吴台亮同志接受了命令，单枪匹马，冒着极大危险，尾追我院，途中又与我骑兵相会合。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向骑兵团领导说明了情况，骑兵团立刻派4名精壮的骑兵随其行动。五人五马经过几昼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在陕北靖边县的巡拴寺野鸡岔追上了正在行进中的我第一野战医院。全体同志听到吴台亮转达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顿时活跃起来。同志们个个精神抖擞，全体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按时到达目的地，完成接收榆林战役伤员的任务，绝不辜负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希望。
我和吴台亮同志握手告别之后，全院迅速向东猛追。大家经过靖边县老城时，后边已是炮声隆隆了。后来我们露营杨桥畔、走横山、过武家坡……一路上，真是千辛万苦，经受磨难，好在大家终于甩掉了敌人，胜利地到达了米脂，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吴台亮后来还告诉我，当我院作为向东转移的最后一个单位通过靖边县卧牛城时，周副主席在高处望着我们的队伍说：“看!第一野战医院过来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也就放心了。”
周副主席对战士和伤病员是那样的关怀，而对自己的安危却常常置之不顾。在延安沙家店战役时，敌人没有到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区了，敌我之间常常是交错而息，没有前方后方之分，但是周副主席却多次回旋于敌营之间。在王家湾时，直到敌人占领了村后的山头，周副主席才和中央领导转移到别处。
敬爱的周副主席在战争年代，为了一个医院的工作竟花费了如此大的精力，为了伤员的安全竟操了那么多的心，回想起来令人感动。他的高尚品德永存!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