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篇-周恩来与王炳南
习 琳 王文贤
王炳南一生主要从事党的外事外交工作。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长达40年，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培养下，王炳南成为中国杰出的外交家。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日内瓦会议、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曾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外交战线上功勋卓著。他以周总理为榜样，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联络员”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争取西北地方实力派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联合抗日，成为紧迫的任务。毛泽东和北方局先后派代表与杨虎城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初步协议。为了实现西北联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须派得力干部加强对杨的工作。在周恩来的建议下，通过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把正在德国留学和从事国际共运的中共党员王炳南委派回国。因为王的父亲王宝珊和杨虎城私交甚厚，曾任杨的高级参议，与杨有歃血之盟。由王炳南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最合适的人选。王炳南接受的任务主要是：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一互不侵犯协定；万一杨因与中共关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
1936年3月底，王炳南回国后，按照党的指示留在杨虎城身边工作，深得杨的信任。他不仅促成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红军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建立了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同时还促进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同杨虎城的联系，成为张、杨之间沟通对话、传递信息、共同谋求抗日出路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周恩来与两位将军的联络人。实行“兵谏”扣蒋的行动，正是张、杨通过引谈王炳南的话题而作出决定的。
西安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一方面立即与张学良会谈，一方面指示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作准备。王炳南汇报了杨的情况，说关于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杨虎城曾对自己讲过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以停止内战。关于“兵谏”，杨在决心捉蒋的12月11日晚上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关于扣蒋问题，杨认为蒋介石背叛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他对蒋的警惕性很高，并认为处理稍有不当，必将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关于放蒋的问题，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对蒋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对于王炳南提供的这些情况，周恩来非常重视。事实上，杨虎城本来就不同意没有保证条件就释放蒋介石。经过周恩来一次又一次耐心地说服劝导，杨虎城终于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但是杨虎城苦恼的是如果放了蒋，自己实在太危险。他想来想去，心乱如麻，曾向王炳南发脾气，王把情况向代表团汇报后，周恩来很注意，认为需要向杨作更多的解释，以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合作。
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担任周恩来的联络人和杨虎城与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者之间，传达信息意见，帮助处理问题，成为三方面一致重视的人物。有一次，王炳南随同周恩来到新城去看杨虎城的途中，周恩来对王炳南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评价。他说：“你被任命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工作很有利。”“设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这是一个正确措施；要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方向发展。”还说：“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杨将军这里需要你，因此我们还希望你继续在这里协助杨将军工作。”“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不久，党中央调潘自力、方仲如等到民运会分别担任领导职务。
由于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以非凡的才能协调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叶剑英到西安后，专程看望过王炳南夫妇，还转达了毛主席对他们的问候说：“毛主席欢迎你们回到中国”。代表团返回延安不久，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分别亲笔写信，对他在西安事变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及其后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王炳南从西安事变后一直跟随周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外事、国际宣传的统一战线工作，担任中共南方局国际宣传小组负责人，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在武汉时，周恩来提出国际宣传组的任务是：与武汉40多名外国记者保持经常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参与接待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翻译毛泽东的著作，对外宣传全民抗战文章及八路军战报等。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到国外的。
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王炳南率组直接同各国大使馆、军事总部和军事代表团联系，打通各种关系，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美国总领事等都有频繁的交往，为中共抗日武装争取到一部分援华物资、国际捐款和医疗援助。在周恩来领导下，王炳南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去延安的事宜，开始了白求恩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医疗队在中国大地布下了友谊种子。荷兰伊文思到中国拍抗战片，开始只拍了国民党的军事会议，王炳南和伊文思商量后，在附近的小学校布置了一个会议室，拍摄了中共代表团召开的军事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明等。叶剑英在地图前分析战局。资料片《人民必胜》中珍贵的历史镜头就是这样拍下来的。王安娜回忆说：在汉口期间，王炳南担任周恩来的副官职务，工作忙个不停，许多别人难办的、被认为是无计可施的工作，炳南都接受了。
1939年后，王炳南担任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组长，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他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开展灵活多样的外交活动，争取了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迅即召集王炳南及夫人王安娜等人商量在外交方面须采取的应急措施，叮嘱王安娜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王安娜立即把事件真相报告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把周恩来请到自己家里商谈后，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按到卡尔报告后，也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从国际舆论上使蒋介石受到压力和谴责。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王炳南努力扩大与外国友人的交往，经过他努力，在史迪威等美国朋友的帮助下，1944年，一批美国记者访问了延安，向全世界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圣地的新气象。
周恩来离开重庆期间，办事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在史迪威和王炳南推动下，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热情接待。周恩来极为高兴，写信给王炳南，高度赞扬他的工作成绩，摘要如下：
达尼(王炳南在国际共运中的化名—作者注)同志：
空中飞来你的来信，高兴得很。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这次送去很多书报，里面可选择一、二送往美印发表。参座(指叶剑英参谋长)报告英文稿，已抄好一份送史迪威总部。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
周恩来
1944年8月6日
外事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开展，改变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争取了同盟国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援助，也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对此，蒋介石极为恼火，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远不如共产党一个小组!王炳南及其小组在抗战期间所开创的国际交往，无论对当时和后来都有着重大影响，并为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
王炳南团结争取国民党一些政治、军事上层人物以及民主党派人士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这些渠道，为公务繁忙的周恩来提供了各种珍贵的情报，让各界人士都知道周恩来的立场。周恩来曾赞赏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王炳南在上海期间，以宋子文主持的水利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政法学院教授的公开身份，经常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联系，转达中共的主张，了解国民党的重要动态，精心安排周恩来与他们的会见。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倡导下，一部分中共党员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或爱国人士组建了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王炳南负责联系并参与领导工作。他经常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政策向“小民革”成员“吹风”，也通过他们了解国民党的重要情况。大家特别重视、特别有兴趣听他的讲话，力求从中体会中共的意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在重庆时期，经常出入王炳南的住所，发泄对国民党的不满。曾赠王一幅他画的大茄子画，题曰：炳南先生同志：大茄子，紫光光，大家都来吃，我们必定打过鸭绿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王炳南又和楚图南、张友渔等一起加入民盟。由于他经常与国民党上层要员接触，出入外国使馆和美军总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43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曾决定以“国际间谍”的罪名逮捕他，幸得周恩来获此情报，亲手交他一张“委任王炳南为周恩来副主席上校秘书”的证件，才得以脱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王炳南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跟随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各界人士做了很多工作。重庆谈判结束后，他随周恩来到南京，周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书记，王任副书记兼发言人。和谈破裂后他们相继撤回延安。中央驻西柏坡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继续协助周开展外事活动。
建国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王炳南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协助周筹建外交部。1949年9月30日，周恩来兴奋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他告诉王炳南：“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随附的公函立即送发留驻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有一次，苏联一个商务代表团将到中国访问，周恩来将电话打到外交部和王炳南家均无人接。凌晨4时，周亲笔致信王炳南：“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现特函告：今早6时零1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王炳南感慨地说：“总理在工作中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而其思路之敏捷，办事之快利，又如骏马之驰，疾电之光，令人折服!”在周恩来领导下，王炳南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同时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的助手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处理代表团的行政事务。这是我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开端。王炳南深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王炳南受周恩来委托筹建代表团。他建议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显示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他还负责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准备会议各方面资料，回答记者提问等，事无巨细，十分繁忙。
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因美国代表团的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苏、中、越团结一致，同美、法进行斗争。王炳南按照周总理指示，经常找范文同相互通报，协商办法。怕对方窃听，他们便在盥洗室打开水龙头谈话，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
王炳南为实现周恩来关于打开我国外交局面的要求尽心尽责。因为会上是斗争场合，会下则是互相勾通情况、促进了解、取得某些默契的渠道，许多内情往往是在酒吧间聊天时吐露的，所以代表团成员都在会下广交朋友。各国代表团中不少人在三四十年代就与王炳南认识，他都一一介绍给周恩来，促进互相往来。当时中美关系尖锐对立，但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一次，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应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吃饭，席间流露出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敌对政策。莫洛托夫向周恩来传递这个信息时说，史密斯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观点值得重视。有一天休息时，王炳南发现史密斯走向柜台喝咖啡，便及时把周恩来引到那里，使两人友好地谈了一阵话。
王炳南深刻领会周恩来寻求与美国接触渠道的意图，竭力为打开中美会谈的大门作出努力。当时美国有一批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俘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关押在中国，但美方持敌对立场，既想要回这批人，又不愿同我方直接接触，怕造成承认中国的事实。周恩来抓住这个契机，经多方努力达成两国代表会晤的协议，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从而打开了中美会谈的大门，成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王炳南的协助下，发挥高超的外交艺术，广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新中国的成就，争取世界各国朋友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赢得了巨大成功。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的首席代表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的王炳南奉命兼任中方首席代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为创造会谈良好开端，使我们争得主动，会谈前周恩来精心安排中国政府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国际舆论一致赞扬中国对会谈怀有诚意，极大地增加了王炳南会谈的信心。
会谈议程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具体问题。中方提出遣侨名单中，王炳南写了钱学森的名字。因钱曾在给国内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要求政府帮他早日回国。遣侨问题反复多次，均未取得有效进展。周恩来便指示王炳南大胆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于是出现了会谈桌上寸步不让，会下随意谈笑、磋商的有趣场面，有时还避开记者视线，双方互请吃饭、看戏，甚至还结伴同坐飞机，同住旅馆，随便聊天。王炳南遵照国内指示，向对方宣布12名美国人经复审可获准出境，从而使40多天原地踏步的会谈有了进展，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中美大使15年会谈中惟一达成的协议，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其中既体现互不承认，又体现双方共同意见。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段落。50年代末，周总理曾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中美会谈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后来中国借重于钱学森，很快研制出原子弹，打破了世界少数国家的核垄断局面，美国为此大为恼火。
会谈第二阶段，主要讨论台湾问题。在美方坚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台湾问题是最困难、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王炳南遵照周恩来指示，始终以高姿态，主动提出一个个协议草案，但均被一一拒绝，使会谈寸步难行。1958年9月在华沙重开谈判，美方仍然谈谈停停。1962年美又派卡伯特为谈判首席代表。这时蒋介石集团趁我自然灾害之机，掀起反攻大陆的恶浪，局势空前紧张。周恩来紧急指示王炳南通过会谈了解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争取美国制止蒋的军事行动。王炳南意识到任务至关重大，立即通过邀请卡伯特喝茶聊天，提出如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话，将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表示赞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爽快地说美国决不会支持蒋的行动，并说蒋对美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保证说：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分手时又强调：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重要情况直接关系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党中央和周恩来对王炳南及时摸到准确的情报十分满意，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了15年，王炳南参加了前9年的工作，被人们誉为“周恩来麾下一神将”。在王炳南63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40年。周恩来广阔的胸怀、崇高的品格、谦逊的作风、严谨的工作态度、渊博的知识，以及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使王炳南深为敬佩。“文革”开始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遭康生迫害失去自由，他的妻子(1955年王安娜回德国定居后，王炳南另婚)因受丈夫牵连、遭迫害自缢身亡。周总理得知此不幸消息，立即通知有关方面，“一定要让王炳南最后见妻子一面”。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王炳南被安排到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任会长。他虽身居高位，却处处以周恩来为榜样，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搞特殊化。已是70多岁的高龄，每日上下班往返10华里坚持步行。私事用车，按里程付款，出国不要装备费，外事活动中礼品交公。他关心群众疾苦，常下食堂帮助改善伙食，锅炉工、泥瓦工，有病住院他去看望，全机关300多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评选先进，对外友协一致评他为优秀干部。他曾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长信。高度赞扬毛泽东、周恩来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力谏反腐倡廉。王炳南在其一生的革命历程中，始终以周恩来为榜样，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