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争取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本来也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地方军阀的首脑。他们从拥蒋“剿共”或被迫“剿共”到主张联共抗日，直至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这个重大的转变，是当时各方面力量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推动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一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在参加“剿共”战争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一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和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进行了耐心细致的争取。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对争取张、杨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
张学良一九三五年九月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我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九月间，他们以十万之众，向我陕甘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刘志丹、徐海东等同志领导的我红十五军团，虽然只有七八千人，但是在陕北根据地革命群众的支援下，采取诱敌深入，机动灵活的战术，先后歼灭了东北军一一○师大部和一○七师的一部。十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下，直罗镇①战役，一举全歼东北军一○九师，并在追击中歼灭了一○六师的一部，彻底粉碎了这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次历时三个月的“围剿”，东北军一无所得，却损失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带来极大的震动。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一九二九年以后担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并一度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下，由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南地区，杨虎城奉蒋介石的严令，调集大批军队截击、“围剿”。结果，红二十五军越战越强，突出秦岭，进迫西安近郊，连战皆捷，威震全陕。杨部在短短半年之内，亲信部队三个旅被击溃，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杨虎城本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国民党阵营中所谓“嫡系”与“杂牌”之间矛盾一向很深。蒋介石对一些地方实力派历来心怀叵测，总是伺机打击吞并。蒋介石这次让张、杨在“剿共”中打头阵，就包含着让他们同红军在作战中两败俱伤，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的险恶用心。这一点，张、杨也并非不懂得。果然，在他们受到红军沉重打击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番号被撤销，军饷减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备受申斥。
事实教育了张、杨及其将领，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红军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剿”不了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剿共”非但没有出路，如果继续这样“剿”下去，实力势必消耗殆尽。现实逼着他们要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两军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特别是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自从“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苦。许多人拖妻带子，形同流浪者。他们内心悲切，盼望的是用手中的武器，狠狠打击日寇，打回老家去。对蒋介石驱使他们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感到强烈不满。有些官兵愤怒而沉痛地说：“东北军应到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拚个你死我活，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与其同共产党打仗打死，还不如同日寇拚命!”所以，在同红军的作战中，士气十分低落。一九三六年秋，和我地下党同志有联系的东北军骑兵第十六团在奉命与红军作战时，全团未加抵抗，即被红军俘虏。部队的这种情绪，势必对张、杨有很大影响。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侵略步伐，对我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响应和广泛支持。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杨的思想逐步发生变化。他们先是苦闷徬徨，不知何去何从，继而经过反复思索，终于看清了方向。
张学良的内心是愤懑尤深的。他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②中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他在形势逼迫下实行“东北易帜”，“归顺中央”③，换取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本想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同日寇较量一场，把他们驱出东北。但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不准他抵抗，丢掉了整个东北。他不仅大仇未报，反而代替蒋介石受过，遭到全国人民的指责和唾骂，有口难辩，不得不辞职出国。现在，他又成了蒋介石“剿共”的工具，既挨了红军的打，又要受“中央”的气，甚至整个东北军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回顾过去，看看当前，想想明天，注目全国形势的发展，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全国最坚定的抗日力量，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再也不能继续跟着蒋介石打共产党了；只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联合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前罪，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积极寻找我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我党建立联系。他的愿望，在进步人士帮助下，很快得到实现。
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早已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我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员魏野畴④、南汉宸⑤等曾在杨部任过重要职务，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员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一九三三年日寇侵略热河时，他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同年五月，他在人员、武器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共产党员许权中⑥。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一九三五年秋，南汉宸同志派人向杨传达我党《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现在，日本侵略者要吞并全中国，他当然更不能无动于衷。他清楚地看到，不论是从保存自己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这时，我党中央也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主席派汪锋同志为代表，持他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⑦、邓宝珊⑧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汪锋同志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曾三次会见杨虎城，多次与杜斌丞恳谈。毛主席的亲笔信，为杨指明了出路，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杜斌丞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对杨和西北将领进行工作。王炳南同志也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与我党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务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在鄜县(今富县)、西安等地建立起来。
对东北军，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同时积极开展在东北军上层人士中的统战工作。首先是通过教育释放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建立了联系。二、三月间，党中央派李克农同志⑨为代表，到洛川会见了张学良和王以哲将军。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解决了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当时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张学良将军还表示希望能同毛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会面。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满足。四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偕同李克农同志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将军会商救国大计。刘鼎同志陪同张学良参加了这次会见。这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他坦率地讲出了对国家前途的一些看法。周恩来同志以诚恳的态度，同他一一进行了讨论。张学良对人民群众的作用估计不足，周恩来同志诚恳地开导他，使他懂得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指出：群众力量是无比伟大的，只有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抗日才能胜利。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张学良对缺乏抗日干部感到苦闷，周恩来同志指出，干部要在培训中选拔。这对张启发很大，后来他果然以抗日为目的与杨虎城共同办起王曲军官训练团。周恩来同志还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就这样，他们亲切地谈到深夜。周恩来同志热情诚恳的态度，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极为钦佩。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致书张学良将军，再次申明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我党主张转达蒋介石，以便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张学良越发体会到我党抗日救国的诚意。
党对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也早就进行了有效的争取。刘澜波同志是随东北军到西北的，一九三六年春，宋黎、苗勃然两同志也先后到达西安，党在东北军中的活动逐步加强。他们对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广泛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同时，东北军进攻陕北根据地时，被我俘虏的官兵达数千之多。红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俘虏不打骂虐待，生活待遇同红军一样，甚至有时还把好粮食、好房子、好窑洞多分些给他们。红军每天给他们上政治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少俘虏耳闻目睹，很快就看清了共产党是真正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政党，是最坚决抗日的。根据自愿的原则，大部分俘虏经过短期学习后被释放，又回到东北军中。这些人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经过他们“神奇红军”、“神圣抗战”的宣传，使东北军广大官兵认识到：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从此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九三六年春，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解救被红军围困的宁夏马鸿逵部骑兵团。为了争取东北军，由我党负责东北军工作的刘澜波同志与驻固原的朱瑞同志联系，经请示中央，我方允许东北军刘多荃一○五师的一部，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红军防区，带出马部骑兵团残部。在前线，从两军对垒，变成了友好邻居。东北军的柴草、副食发生困难，红军就发动群众帮他们解决。东北军也帮助红军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红军文工团在前沿演出，许多东北军的士兵也来观看。当红军开赴山西抗日，路过甘泉城下时，东北军成群结队地在城墙上热烈鼓掌。红军指战员也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城下，激荡着抗日热情。党在十七路军部队中的影响和工作，有较久的历史。红军释放东北军战俘和优待俘虏的政策，更加鼓舞和激励了杨虎城部队广大官兵走反蒋抗日的道路。
在党的领导下，一些在东北军与西北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帮助两军消除隔阂，促进他们的合作。两支不同体系的旧军队驻在一起，纠纷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加之蒋介石施展政治流氓的惯技，在东北军、西北军之间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挑拨离间，企图制造和利用矛盾。他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同时，他又散布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并派人向杨虎城暗示：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思想，要杨注意。蒋系特务还在下层制造纠纷。张学良与杨虎城对蒋介石的阴谋是有所认识的。东北军移驻西北后，无论是张对杨，或杨对张，都注意争取对方的谅解。但在他们的部队之间却出现过一些矛盾，关系一度较为紧张。为了有利于团结抗日，一些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我地下党同志，联合张、杨内部的进步人士如高崇民⑩、王菊人(11)、申伯纯等，主动在张、杨之间做工作，揭露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促进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并在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政治方向下，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推诚相见，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等做法。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叶剑英同志曾指示刘澜波同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迎接明年的国际大事变。同年春夏间，中央先后派张文彬、朱理治同志到西安，分别负责十七路军、东北军有关党的工作。
为了培养抗日力量，张、杨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了军官训练团。张、杨分别担任正副团长，训练两军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军官。东北军还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共有队员三百多人，大部分是我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专学生。同时，在有地下党员工作的师、团、队中，如黄显声的一一九师，吕正操同志的六九一团，万毅同志的六二七团，陈大章的骑兵第七团，也都吸收了平津各地的抗日学生。张学良还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成员多为较进步的青年军官，为抗战作组织准备。杨虎城也把十七路军原来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杨自兼大队长，以赵寿山为大队副，调团长阎揆要、刘威诚等人为中队长，加强抗日教育。这时，我党在两军中的组织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张、杨的支持下，在西安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各学校都先后成立了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联合会，开展了各种活动。“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东北旅陕人士组织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也先后成立。“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救”、“东救”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提出组织“五省抗日联军”的口号，呼吁停止内战，驳斥国民党亲日派的投降亡国谬论，并示威游行，出版纪念刊物。十月十日，这两个组织又召开大会，驳斥“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十一月，日伪进攻绥远东部，“西救”、“东救”和学生联合会召开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布宣言，呼吁国共两党速将内战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抗日活动，打击了投降逆流，伸张了民族正气，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样，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胜利。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三方之间，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当时许多人把这大好局面称为“三位一体”。抗日的高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祖国的西北迅速发展，吸引和鼓舞着全国人民。
①直罗镇是陕西省富县西南的一个小镇，三面环山，地势险要。
②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因与蒋介石作战失败，由北京乘火车退回东北，由于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四日晨经过京奉路、南满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死。当时称为皇姑屯事件。
③“东北易帜”指的是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东北把旧的五色国旗，换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拥护南京政府。
④魏野畴，陕西兴平人。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一九二五年任杨虎城部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一九二七年冬任国民军联军杨虎城部政治部长，中共皖北特区负责人。一九二八年春在皖北刘集暴动中牺牲。
⑤南汉宸，山西洪洞人。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冬与魏野畴同志等领导皖北暴动。一九三○年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南任秘书长，一九三二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旋即在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奉周恩来同志指示，赶赴西安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持设计委员会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一九四一年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一九六七年一月逝世。
⑥许权中，陕西临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入党。一九二五年在河北良乡与史可轩同志率部起义。一九二八年参加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三三年在民众抗日同盟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一九三六年任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翌年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三年为胡宗南匪帮暗害于陕西郿县。
⑦杜斌丞，陕西米脂人。五四运动前后，任陕西榆林中学校长十年，聘请我党陕西党组织创建人魏野畴、李子洲等同志担任教员，传播进步思想，培育了很多进步青年；并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较大的影响。一九三○年杨虎城部队入驻陕、甘，杜长期任杨部要职。一九三三年，杜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促成杨部与我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杜对杨虎城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西安事变都起过积极促进作用。
杜一贯同情革命，曾掩护和支持刘志丹、谢子长等很多同志进行革命工作，为此，毛主席于一九三六年夏写信慰勉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先后在西安、重庆与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从事进步活动。抗日战争后期，杜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六年由渝回陕，筹组民主同盟西北总部，任主要负责人。并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促成陕西进步报纸《工商日报》和《秦风日报》出联合版，坚决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作斗争。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为蒋介石匪帮杀害于西安。
在杜生前，毛主席就指出：杜斌丞先生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周恩来同志赞扬杜为：“革命的教育家”。在杜遇害后，毛主席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均作诗悼念。
⑧邓宝珊，甘肃天水人。早年在新疆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七年参加陕西靖国军。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军联军驻陕副司令。一九三二年任杨虎城的“驻甘行署”主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历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副总司令等职。在解放战争中，对于促成北平、绥远、榆林等地的和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全国解放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省长以及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一九六八年在北京病逝。
⑨李克农，安徽巢县人。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党中央担任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等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在北京病逝。
⑩高崇民，辽宁开原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九三六年，经南汉宸同志介绍到西安，对争取东北军反蒋抗日，沟通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抗日起过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期间，参加设计委员会工作，为召集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在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的活动。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一九七一年逝世。
(11)王菊人，陕西蒲城人，曾任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多年。解放后，历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七五年逝世。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