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和平谈判初获胜利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毛主席果然派周恩来同志来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十分高兴和宽慰的心情，热烈欢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当晚即宴请代表团一行。张学良特意把他们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杨虎城热情地派他的亲信炊事人员负责供应伙食。张公馆在城东南隅金家巷一号，那座大院子里有三幢精巧别致的小楼。张和他的眷属住西边一幢，中共代表团住在东楼。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就是在这里度过几十个极其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
当时西安的形势，正如前面所述，是极其复杂的。张、杨两将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扣押了蒋介石，但是，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怎样达到发动“兵谏”的目的，实现“逼蒋抗日”的主张，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的认识。许多重大问题，都等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到达后研究解决。张学良当时期待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这句话表达了张、杨两将军和一切拥护联共抗日的人的共同愿望和迫切心情。
张、杨两将军在和共产党联合抗战，尊重共产党的意见，以及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这一点上，态度都很坚决，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张满以为他的坦率诚恳的态度和救国抗敌的热诚，任何人都会受到感动，进而同情他的主张。他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战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这种忠心为国、仁至义尽的作法，蒋不致对他们有什么仇恨。杨的看法就不同了，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狠毒辣，狡猾奸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对蒋的警惕性较高，认为处理稍有不当，必将遭受到残酷的打击报复，不能轻易放蒋。他们两人是如此，他们的部下的思想更不一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关键是在逼蒋抗日这一点上要张、杨以及他们的主要将领取得一致的认识。周恩来同志抓住这个主要矛盾，集中精力，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分别来做他们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一方面立即与张学良将军会谈，一方面特别指定罗瑞卿同志找王炳南同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作准备。
周恩来同志在与张学良将军的会谈中，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对张、杨的爱国热忱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的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①，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②。沙皇尼古拉是经过群众暴动被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且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他的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接着，周恩来同志又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透彻、精辟的分析，紧紧地抓住了张学良的心。张学良虽然主张和平解决，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认识，并没有想得那样深远，现在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对逼蒋抗日的信念更坚定了。就这样他们亲切地交谈到深夜，研究了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对付亲日派的军事部署，以及如何统一部下的思想等许多重大方针问题和具体办法。张学良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同志的大公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卓越才能更是钦佩。他感到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就有了依靠。
做杨虎城的工作就比较艰巨了。杨虎城是爱国的，他对联共、反蒋和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事变前，他曾多次同身边工作的亲信干部商讨如何捉蒋。他在决心捉蒋的十二月十一日晚上，曾经说过：“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但对捉了蒋之后，又要放蒋的问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一向认为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蒋，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的。当周恩来同志把先一天晚上同张学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之后，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接受。他坦率地对周恩来同志谈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和估计以及各种顾虑。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同志对杨的各种顾虑表示理解，同时，针对杨的思想情况，作了解释。周恩来同志说：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帝国主义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他抵制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他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从此，他对和平解决事变的重大意义开始有了认识。以后，虽还有过一些犹豫，都因周恩来同志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而取得意见一致。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同志也费了不少心血。除委派代表团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同志注意到这一点。鉴于当时有些地下党员身份不能公开，周恩来同志专门在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房间，亲自找这些同志谈心，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和他们一起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告诉他们：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还及时用电报向杨部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周恩来同志勉励所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周恩来同志还十分关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事变后成立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同志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同志有一次在去新城看杨虎城的途中，利用乘汽车的空隙时间，向王炳南指示说：设立民运会这个机构很重要，是一个正确措施，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周恩来同志还关心民运会的干部配备，他说：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随后就调来潘自力③、方仲如等同志到民运会分别担任领导职务。周恩来同志不仅亲自作群众工作，并启发各界民主人士都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在他到达西安头几天就单独会见民主人士杜斌丞，还通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徐彬如同志，利用杨虎城控制下的长安县政府这个便于保卫的地方，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包括杨明轩等二十余人谈话。他说：西安事变的发动，虽然主要是由于张、杨的爱国抗日的决心，同时也是在不断高涨的抗日爱国群众运动有力推动下发动的；必须广泛深入地继续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在座的同志和朋友都感到很受教育。
周恩来同志还特别注意宣传工作。事变后西安的《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是由宋黎、郭维城等负责的，并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搞国际宣传。当时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同志都亲自审查。
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实在太忙了。他们经常彻夜不眠，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多少事都要他们亲自出面解决。毛主席时刻在密切注视着西安的动向和事变的发展进程。代表团每天都要向党中央发电汇报，毛主席也不断来电指示工作。周恩来同志经常亲拟汇报电稿，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来电更是认真思索、领会，坚决贯彻执行。有一次杨虎城对我们一个党员说：你们的周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见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文并不长，他却看了好一会才不声不响地递还来人，我想他一定是在看电文的同时就在考虑处理的办法。他办事这样认真细致，令人钦佩。的确，周恩来同志为党工作一丝不苟，事无巨细，他都加以认真研究和处理。有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他注意了，并努力去解决。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有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传中充满狂热的口号，宣扬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听口气不象是敌人搞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提供了口实。因为日本特务和亲日派正在那里散布谣言，大肆宣扬“西安赤化了”，出现“红色恐怖”，“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等等，为军事“讨伐”制造舆论。周恩来同志一到西安，根据事变后组成的抗日先锋队的汇报，就指示查找这个地下电台。接受任务的同志跑了几天，终于在东北军兵营中找到了。原来是几个青年参加捉蒋时，在华清池蒋介石临时“行辕”缴获了这部电台，就自作主张，办起“雷电社”来。他们还以为是为革命办了一件好事呢!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示下，说服了这些青年停止活动，排除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干扰。
周恩来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除了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同志们、朋友们统一思想外，同时，也开展了争取南京方面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党中央给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对事变发生后的局势，我党的策略，谈判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等作了进一步详细指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和张、杨具体商讨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谈判的有关问题和办法。
事变发生以后，尽管西安电台整天广播张、杨的八项主张，宣传发动事变的目的，南京电台却发出强大电波进行干扰，亲日派还编造种种谣言。由于亲日派封锁消息并造谣中伤，以至南京方面多不知西安真相和张、杨的真实意图，甚至谣传蒋介石已死。端纳受宋美龄之托，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于十二月十四日飞抵西安。端纳从张、杨那里了解到西安方面抗日救国的诚意后，又去见蒋介石。蒋被捕后，惊恐万状，千方百计摸底试探，当张、杨出于好意让他离开新城大楼，搬到一个安静又宜于警戒的地方去住时，他误以为是拉出去枪毙，吓得面如土色，龟缩在床角，怎么也不肯走。后来，知道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他又装腔作势不肯放下架子，甚至以“死”相威胁。他装模作样地写了一个给宋美龄的遗嘱说：“余决心殉国，余死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祝上帝赐福于汝。”张、杨同他谈话，他竟玩弄流氓手段，要么不开口，要么说放他回南京后再办。现在看了宋美龄的信，禁不住咧开嘴哭了一阵。原来那信最后附语说：“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这是暗示何应钦的进攻是个阴谋。张、杨捉了他尚无杀害之意，倒是亲日派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一点，对他不能不是一个震动。从此，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十五日端纳飞往洛阳，在电话里向宋美龄汇报了蒋的安全和张、杨意图。宋央请端纳再返西安，讨取蒋介石制止何应钦进攻的手令，以保证蒋的安全。十六日，端纳飞回西安向蒋传达宋美龄的意思。狡猾奸诈的蒋介石，一方面害怕由于何应钦的进攻危及个人性命，另一方面又想利用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所以，他在给何应钦的手令中只限停止军事冲突三天。这个手令经张、杨同意，派蒋鼎文带往南京。端纳也飞回南京，向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作了汇报。十二月二十日宋子文来到西安，一是为同蒋介石取得联系，二是为了进一步探明情况。宋子文从他个人和亲英美集团利益出发同亲日派有矛盾。以他同蒋的关系和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来说，是一个关系重要的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意义的。所以，周恩来同志抓住这个时机，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同志耐心地阐明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他认清国内外形势，说明走不走抗战救国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宋子文在会晤张、杨并见到了蒋介石之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飞回南京，二十二日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蒋介石提出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西安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同意了这一点。
谈判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在二十三日第一次会上，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和平解决的督促，不敢横生枝节，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不免讨价还价。周恩来同志为了给中华民族争取一个好的前途，不辞辛苦，又同宋氏兄妹多次交谈。针锋相对地斗争，耐心诚恳地说服，充分表现了我党的原则立场和寻求和平解决以利于全国抗日的诚意。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经过两天谈判，达成了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之后，周恩来同志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色厉而内荏，尽管他在张、杨面前有时装腔作势，但内心里还是十分恐慌的。他最初听说共产党派代表到达西安，吓得要死。十几年来，他镇压革命，残杀共产党人，血债累累。所以，他被活捉之后，最害怕的是共产党和红军插手。自忖如果在张、杨控制下，他还有百分之一的活命希望，若中共来了，连这百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了。事实却与他的想法相反。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蒋介石对此感到十分意外。那天，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很严肃，也很认真。除了向他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警告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蒋介石面容憔悴，无精打彩，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却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当周恩来同志谈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条件时，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了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指红军)抗战等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同志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下一步应该是三方一起研究如何放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谈判情况向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和重要幕僚传达说明，也还要向广大群众作一番交代。因为，当时张、杨内部以及社会上还有人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甚至有人慷慨激昂地主张把蒋干掉等等。
从当时情况看，蒋介石签字不签字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签了字，他要不认帐，同样可以撕毁。即使等他采取了某些措施，譬如撤退中央军、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之后再放他，他要想变卦也容易，撤走的中央军还可以打过来，改组了的政府，还可以改过来，释放的政治犯还可以重新捉起来。所以真正的保证不是别的，是全国人民坚决要求团结抗战给予他的压力；是国际和平阵线不能容许蒋介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蒋介石是不能为所欲为的。而这一点，必须同大家讲清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放蒋问题。可是张学良轻信蒋介石的诺言，在大家尚未统一认识，对部下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激愤等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之前，就急急忙忙释放了蒋介石。特别是亲自送蒋回南京这一错误行动，造成了严重恶果。这样一来，虽然和平谈判取得初步胜利，但也使得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安处于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之中。
①尼古拉二世是俄国最后一个皇帝。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②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国皇帝。一八○四年称帝。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仑与英普联军激战于比利时南部的滑铁卢。拿破仑战败，被迫退位，并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
③潘自力，陕西华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十九兵团副政委。全国解放后，历任宁夏、陕西省委书记，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先后担任我国驻朝鲜、印度和苏联大使。一九七二年逝世。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