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决定实行“逼蒋抗日”
姬乃军，申辉
从7月10日起，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始在南京举行。7月13日，蒋介石在会上作关于外交的限度与组织国防会议之意义的报告。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①但是，蒋介石在报告中又说：“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②
7月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大会宣读的大会宣言中称：“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宣言称：“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也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完整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略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急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③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以及蒋介石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无疑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一种进步。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张浩、林伯渠、李维汉、陆定一、林彪、李克农、周兴、杨尚昆、潘汉年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④毛泽东说：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⑤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⑦毛泽东还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⑧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毛泽东的报告，我是同意的。⑨张闻天指出：全国形势是抗日运动更推进了一步。两广事件更给了国民党很多的教训，强烈的抗日要求更促使他们分裂。“在这分裂中，不能不使南京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也表现他的动摇。”⑩张闻天说：“我们不仅要巩固我们的力量，我们更要准备联结很多力量，尽量使蒋(介石)孤立，防止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要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但不是用关门主义来巩固我们的力量，而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⑾
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张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并指出，在与南京谈判时提出停止内战和允许人民抗日、发动抗日战争。⑿周恩来指出，目前任务的中心是实现西北的大联合，在东线开展游击战争；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三个方面军的会合是大的胜利。⒀
毛泽东在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⒁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作为今后谈判的对手。并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于8月12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中央政治局8月10日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⒂电报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地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⒃
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这一“公开宣言”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一贯主张，也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⒄《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⒅《致国民党书》指出：“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⒆《致国民党书》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的建议，并指出：“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⒇
为了实践《致国民党书》中提出的“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这一庄严的承诺，毛泽东在同年9月又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开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奉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规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21)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之后，中共中央又于9月1日向党内发出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王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22)
在此之后的9月8日，由毛泽东起草，张闻天、周恩来、泰邦宪、毛泽东联合署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23)电报还要求红二、四方面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炳文)、王(均)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24)电文还通报了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并希望“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柱国)、于(学忠)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柱国)与蒋(介石)有联系，张(学良)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25)
中国共产党确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确定和实践，为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和重要的基础。
①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5页。
③《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97—1898页。
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页。
⑤⑥⑦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页。
⑨⑩《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56页。
⑾《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56页。
⑿⒀《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2—323页。
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568页。
⒂⒃《毛泽东年谱(1893一1949)》上卷，第568—569页。
⒄⒅⒆《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4、429、430—431页。
⒇《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2—433页。
(21)《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6—448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5页。
(23)(24)(25)《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8、438—439、439页。
西安事变实录/姬乃军，申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