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国民党一级上将蒋介石
孙琴安
蒋介石幼名辕泰，改名瑞元，学名志清，官名中正，字介石，生于1887年，浙江奉化溪口镇人。早年曾在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习炮科，并加入同盟会。后曾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国民政府总统等职。自孙中山去世以后，他逐渐成为国民党的首脑人物，是毛泽东在政治上主要对手。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蒋介石列席了会议。那时中共对国民党正采取联合的态度，不少中共党员都同时参加了国民党。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大会共进行了十天，因此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有见面的机会，但并无交往。在这次会议开幕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以代表的资格，就大会的第七项议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尔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另作了发言。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也就在这次会议期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等七人为委员。
会议以后，蒋介石回家乡溪口去了，而毛泽东则被派往上海，一方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方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后来，孙中山邀蒋介石去广州主持黄埔军校工作的电报，就是通过上海执行部转给蒋介石本人的。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56人，有中共党员约100人。毛泽东、蒋介石都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大会作了军事状况的报告。他慷慨激昂地说：“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他发言结束后，会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有位叫李子锋的代表站起来提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当时的气氛下，包括毛泽东等在内的所有代表，不管愿意不愿意，都站起身来向蒋介石致敬。
1月8日下午，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向大会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情况》的报告。因为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汪精卫工作繁忙，由毛泽东代理部长，所以毛泽东才作了这一报告。
1月18日下午，甘乃光在作了商民运动决议案的报告以后，毛泽东又作了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的报告。随后，蒋介石又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的报告。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载道：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付表决。
(通过)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毛泽东则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可是，仅过了两个月，蒋介石便下令逮捕了中共党员、中山舰舰长、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其理由是：中山舰驶往黄埔，“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
其实，在“中山舰事件”未发生之前，毛泽东便根据当时的一些反常现象，预感到可能要出事，曾皱着眉头对自己的秘书沈雁冰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毛泽东在3月19日半夜得知李之龙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拖下，打了一顿，然后逮捕的消息后，便立刻与沈雁冰同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经过与陈延年、季山嘉等人的高声争吵，毛泽东满面怒容地走了出来。直到回了家后，他的怒容才渐渐消失，脸色平静了一些。
“究竟是怎么回事?”沈雁冰见他情绪平和了一些，才关心地问。
“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毛泽东平静地回答，接着又带着忧虑的口吻说：“据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
沈雁冰感到有点惊异：“那怎么办呢?”
“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毛泽东答道，“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之上又来一个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沈雁冰听毛泽东一气讲完，又问道：“结果如何?”，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您料想结果如何?”
毛泽东思索了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要如何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当时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行为也相当不满，想借李济深等兵力抵制蒋介石，因未实现，便逃离广州了。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近两个月——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历时一周的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中对跨党的中共党员，即像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以中共党员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的人，作出了种种新的规定，如“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等。
对于这个《整理党务案》，中共内部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而陈独秀则表示服从。当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时，毛泽东拒绝签字。
在会议期间——5月20日，正值蒋介石主持会议，毛泽东上台向大家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
当会议在选举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时，其他人多选蒋介石，只有毛泽东与李济深不选他，而是选了汪精卫。
5月2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八次会议，其中有以下三项议程：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
5月2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均“照准”通过了以上三项辞呈。
自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由顾孟余任代理宣传部长。
6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召开第三十次会议，蒋介石、毛泽东均参加了这次会议。
随后，蒋介石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而毛泽东则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的农民运动上，除了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外，在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时，他又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合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同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捕杀共产党；同年夏，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也公开宣布与中共决裂，捕杀共产党人。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去湖南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即率残部上井冈山。后来朱德也率南昌起义部队的残部来此，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1930年，毛泽东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朱德则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蒋介石平息了“中原大战”以后，就转过头来对付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的红军。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了约十万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攻”的战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当时由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约四万人。毛、朱采取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和地方武装先消耗、疲惫对方，然后才以主力向龙冈之敌发起突然猛攻，全歼国民党军九千余人，活捉了张辉瓒。
蒋介打见第一次“围剿”不成，又调集了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饮为总司令，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于1931年4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仅三万余人。毛泽东、朱德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结果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五战五捷，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两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又惊又恼。6月1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主要讨论“剿共”问题。6月21日，他亲赴南昌，调集了30万人，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于7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想将红军压迫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
这时，红军第一方面军正分散在福建西部做群众工作，还没来得及休整和补充，兵力只有三万人左右。但毛泽东与朱德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从容应战，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以地方武装阻击、袭扰国民党军，主力军则从福建西部绕道千里，于7月下旬回到兴国集中，将敌军主力吸引到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后，又于8月4日夜从敌军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经过两个半月的苦战，最后蒋介石折兵17个团，损失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又遭失败。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得意地谈起过这次战役。他说：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身出马统率三十万军队，要“最后剿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荡平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恰恰给红军提供了最合适的作战条件，蒋介石的战术很快就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只有三万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杰出的远动，在五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九月间，蒋介石就承认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在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后来，蒋介石又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围剿”。由于此时毛泽东正遭到王明及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排挤，故未直接参与指挥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战斗，但他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却也提到了这两次反“围剿”的战斗。他说：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笫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这一仗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打的，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处境的迅速恶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毛泽东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成为中共的领袖人物之一。
当时，蒋介石虽然命令各地驻军前堵后追，进行“围剿”，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仍然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不久——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即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此会议结束后——12月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蒋介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当时对蒋介石的评价。他说：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到了陕北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国内抗日呼声日高，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毛泽东等经过研究和分析，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表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其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共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6年，当冯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派，将去上海领导文化方面工作时，毛泽东曾坦率地对他说：“我可以把底交给你，这个统一战线甚至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
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共与边区邻近的国民党将领如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均暗中秘密地接上了关系。蒋介石见西北地区“剿匪”不力，便于1936年10月22日坐飞机来到西安，亲自督战。
毛泽东等知道蒋介石来西安，随即以红军名义致电蒋介石和西北各国民党将领，重申停上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认为“朱毛”匪徒是他的心头大患，不除不行。他在临潼曾对记者说：不论共产党“标榜如何”，政府是坚决“贯彻戡乱方针”的。他曾对军人们讲演道：
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达义，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颠倒，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里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坚决制裁。
11月21日，红军在宁夏环县山城堡歼灭了胡宗南部队第七十八师。为了再次申明中共的抗日决心，12月1日，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中共19位军界要人联名向蒋介石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信云：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已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然而，蒋介石对毛泽东等给他的公开信置若罔闻。12月4日，他又亲临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率二三十万大军停在平汉和陇海铁路线上，再次催促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如不服从，就将张、杨的部队分别调往安徽和福建，由他亲自率领“中央军”进驻西北来进行“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哭谏，劝他改变“剿共”计划。蒋介石勃然大怒，将桌一拍，厉声道：“你现在就是拿手枪将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张学良见哭谏无效，迫于无奈，只得与杨虎城秘密商量，于12月12日把蒋介石扣押了起来，对他实行了兵谏。随后，他们又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中共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经过对形势的反复分析和研究，还是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由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全权处理。12月23日，在西安、南京、中共各方代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讨论到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以下六点主张：
一、西安、南京双方实行军事停战，撤退潼关以东的国民党军队。
二、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分子，把主张抗日的人士吸收到政府中来。
三、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四、结束剿共政策，联合红军一道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由各党派、各团体参加的抗日救国会议。
六、与世界上一切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而张学良、杨虎城则仍提出他们起初坚持的八项主张。
结果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达成了六项协议。
当时，杨虎城及其属下的将领们都不想释放蒋介石，怕放虎归山，留下遗患。周恩来从整个大局出发，竭力说服他们释放蒋介石，然后又在张学良与宋子文的安排下，与蒋介石进行面谈。周恩来一开始便申明：共产党目前丝毫也不想做出不利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事情，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和平解决；并表示：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抗击日本侵略。
经过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当面交谈，接着又由周恩来作了安排，使蒋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该文件中有以下条件：
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就这样，在中共的参与和促成下，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坐飞机离开西安。到洛阳时，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对张杨的训词》)。
毛泽东看了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的这一声明，感到很不满意，便在12月28日写成《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对蒋介石的声明进行了评议。他在文章中说：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不过，不管怎么说，自从“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口口声声要“剿灭朱毛共匪”了。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确认了与中共重新合作和对日政策，发表了国共和平统一的宣言。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其策略方针是由武力“剿共”改变为“和平统一”。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代表中共到杭州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周恩来提出：“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地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要增加防地。”随后又声明：“共产党为国家民族利益大计，与蒋校长和国民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骗之诬蔑。”
蒋介石笑着说：“你们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
“那么对这一合作的形式，蒋校长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呢?”
“这个……”蒋介石迟疑着，一时竟说不出。
周恩来见状，马上提出：“可采用共同纲领的办法。”
蒋介石无所谓地说：“边区、红军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我为领袖，一切好办。”
周恩来见蒋介石这样说，随即便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等在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研究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
经过与毛泽东等人的商议，周恩来携带了起草好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在6月上旬又来到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会谈。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说：“经过研究，共产党不同意与蒋校长个人合作。”
蒋介石倒也没有硬性要求中共与他个人合作，只是又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由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工作如能顺利进行，根据条件的许可，可以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的政党。
周恩来感到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关系重大，便说：“此事必须让我回延安请示后再定。”
对于中共提出的在三个师上设立某路军指挥部，蒋介石经过考虑，表示不能同意。他说：“可以设立政治训练处。”
随后，蒋介石又对周恩来建议：“可以让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这个不能同意。”周恩来一听，便坚决反对。
总之，这次谈判一直进行到6月中旬。在指挥部和人事问题上争论不休，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蒋介石还是答应了一点，即：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每个师一万五千人。
同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军的侵略行径再次激怒了亿万中国人民。事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即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诚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那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闻知事变，在7月17日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说：
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就在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讲话后的第六天——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他在文章中对蒋介石的讲话表示拥护。他说：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他在文章中呼吁：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同年8月22日，蒋介石同意“朱毛”所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8月2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写了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他在其中写道：
……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
9月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在谈话中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并表示：“在存亡危害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既然蒋介石作了表态，毛泽东也得有个反映。9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表明了看法。他说：
……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看到了蒋介石联共抗战的一面，但还不是很满意，认为有一种“自大精神”；在他看来，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平等相视。
10月5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蒋介石的同意，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议及并通过了成立国民参政会一事项。6月21日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毛泽东也名列其间。
当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还决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周恩来等向国民党交涉，不准在报纸上登出。
同年10月，武汉沦陷，抗战己到了危急关头。延安特意在此时召开了拥护蒋委员长大会。因为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以来，蒋介石曾亲自指挥70万的军队与日军进行了淞沪抗战，随后又是震惊中外的南京保卫战，接着又投入60万兵力与日军展开了徐州大会战，前不久又亲自担任总司令，投入五十个军约100万人的军力，与日军展开了武汉大会战，作战近五个月，大小战役数十次，伤亡日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灭日机百余架，即使在撤离武汉时，他还发出了《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进行持久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毛泽东在大会上第一个站出来大声演讲。
“我们只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毛泽东一边挥动手臂，一边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坚决反对一切任何伪组织，坚决反对汉奷政府，坚决反对汉奷中途妥协投降的主张，忠诚拥护国民政府，与最高领袖抗战到底，团结一致，打他十年，打他二十年，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那时，在中国政府的各机关内，到处都张挂着蒋介石的像，就连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也挂着一幅蒋介石的画像。
在共同的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面前，蒋介石与毛泽东算是挽起手来，一致对外了。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并不是完全信任的；相反，他们之间还有芥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常常发生分歧，互不相让。
如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虽然决定中共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但却又想到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中间的跨党办法。因而派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吴玉章作为中共代表，与蒋介石面谈。
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周恩来、王明等人时，一听到跨党，便立刻拒绝。他说：“跨党办法绝对不行。我的责任就是要将国、共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说到这儿，他又以坚决的口气说：“这个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听了蒋介石的这番话，周恩来又想起了毛泽东前不久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的一番话：“‘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因此，周恩来与王明等人当即也就拒绝了蒋介石要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主张。
到了1939年，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又产生了不少并不令人可喜的新情况。
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他提出的关于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的建议的意见。周恩来表示不可能。蒋介石马上说：“请你再打电报给延安，希望中共能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
周恩来无奈，只得在1月20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前一天与蒋介石面谈的情况。
毛泽东等接到周恩来报告情况的电报后，经过研究，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名义打来的电报时，正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全会即根据这一报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议以后，还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
而毛泽东等也怕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时又对中共采取各种限制措施，所以在1月24日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蒋介石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巩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基础，加强团结。1月25日，又就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认为两党合作以来，反共摩擦，时有发生，希望国民党五中全会能致力两党长期合作，以慰全国人民殷切之望。
然而，尽管如此，自蒋介石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国共摩擦日渐增多，如河北、山东等地均有发生，同年6月又发生“平江惨案”。
虽然毛泽东心里明白制造这些事件的总后台是蒋介石，但他在讲话或文章中却一直不公开挑明，即使在延安为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而召开的集会上，他在演说时也以只是说“必须制裁反动派”。同年9月16日，当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采访毛泽东，问及国共关系时，他说：“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
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秘密制定了对中共实行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
同年底至1940年春，蒋介石命部下对八路军驻守的陕甘宁边区、山西、冀南豫北地区举行军事进攻。1940年7月，蒋介石又提出了取消陕甘宁边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及其作战区域的“防止案”。12月7日，蒋介石批发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又经过精心策划，随后在1941年1月初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月8日，美洲洪门致公党总监司徒美堂、阮本万等即致电蒋介石与毛泽东，请两党领袖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手，毛泽东极为愤慨。1月15日，他给周恩来、叶剑英发出指示：中央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并交“军法审判”。
毛泽东针锋相对，于1941年1月20日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其中说：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1月22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虽然未公开说出蒋介石的名字，但以下一段话分明是针对蒋介石在1月17日发布的命令而说的：
……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
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还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1月25日，周恩来便将这十二条办法交付国民党代表张冲，叫他转呈蒋介石，并表示：蒋介石如不实行十二条，中共就不恢复谈判。
1月27日，毛泽东又就对付蒋介石的方针，打电报给周恩来，其中说：你们关于蒋介石不实行我党所提出的十二条就恢复谈判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党的方针是捉住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蒋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我党提的十二条，否则，我们没有和他谈判的余地。
蒋介石看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他当然是不可能认错照办的，但也得有个说明。于是，他在1月27日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说：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他又说：“凡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
毛泽东知道了蒋介石在1月27日的讲话后，立刻在1月30日给周恩来发出指示：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但须坚持十二条，不再谈其它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蒋介石在27日的演讲，说明国民党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
为了表示中共不愿屈服的决心和强硬态度，毛泽东等经过研究，在2月2日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答复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们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2月7日，毛泽东又就蒋介石的政治动向的估计致电周恩来，说：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他的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终结。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对他不利。
这时，周恩来在重庆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君劢等参政员商谈关于出席第二届参政会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及时转告毛泽东。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各次报告均悉。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于蒋不利，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之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在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会破裂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合作，不会妨蒋抗日，只会逼蒋抗日。我们提出十二条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其中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此攻势打退他的攻势，用我们的政治进攻之手来缝好由于蒋介石进攻撕破的裂口。
2月26日，中共决定：如蒋介石不答应解决“晥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中共的参政员就不出席第二届参政会。而当时中间党派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在会见蒋介石时又建议：“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
蒋介石听了，想了一下，说：“希望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
毛泽东见蒋介石在各中间党派人士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第二届参政会，于是，他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作了商量，便暂时放弃了以前所提的十二条，又就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在2月28日向蒋介石提出了新的十二条。
蒋介石立刻拒绝了，并对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等参政员说：“假使中共参政员如期出席，政治和参政会一定不会歧视。”
但毛泽东等经过商讨，决定还是不出席参政会。这样，当3月1日至10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时，中共的参政员均未出席。蒋介石出席了会议，在3月6日的会上还作了讲话，其中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为。他约周恩来谈话，认为“皖南事变”的许多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
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做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蒋介石在3月6日的演说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会谈，对他说：“现在的情形缓和了，可以谈谈。你可以打电报给延安，问问中共中央最近的意见。”
毛泽东得知蒋介石最近的言论和活动后，知道他现在正逐渐退兵。因此，他在3月18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开头就说：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
同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毛泽东感到这一条约的签订，时局的变化将不利于蒋介石；而近来国民党内部又产生了些矛盾，蒋介石又表示要同周恩来进行交谈，因此，他在4月26日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说：同意见蒋介石，见时可表示中共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但国民党必须改变对内政策，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给八路军发饷。
总之，通过“皖南事变”，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总结出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5月8日，他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向党内同志关照道：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
同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随美、英、加拿大、荷兰、印度、法等国对日宣战之后，又在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
1942年1月3日，美国宣布蒋介石为中国战区(其中包括越南、泰国等)陆空军最高统帅。
由于国际战局的变化，蒋介石不得不分出相当的精力来部署中国战区的抗战计划。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说：“我希望在西安同毛泽东谈谈问题，不知他意见怎么样?”
周恩来说：“让我跟他联系一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好。”蒋介石表示同意。
可是，周恩来告辞了蒋介石以后，转念一想，现在让毛泽东与蒋介石面谈不甚合适，于是随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与蒋介石见面不会有好结果，建议以林彪代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见。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因此，他没去西安与蒋介石见面，而是派林彪代替了他。9月14日，林彪偕伍云甫离开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见。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是张治中的学生。所以蒋介石虽然会见过林彪，但主要指派张治中与他进行谈判。
这次以周恩来、林彪为首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共两党谈判，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仍未得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盛世才在新疆捕杀共产党的“新疆事件”、胡宗南包围陕甘宁边区等事件却相继发生，国共两党的关系仍不稳定。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了由张涤非拟写的电文，说是西安地方的有些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发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第三国际解散的时机，将中共也“解散”。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特意在7月12日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在文章的末尾向蒋介石要求：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奷张涤非。
蒋介石当然不会十分重视并听从毛泽东的要求，但这年5月第三国际自行解散的消息，却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有一天，他忽然异想天开，打电话把张治中召到自己的官邸，对他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很好，很好，”张治中一听，便很兴奋地说，“我完全同意!”
蒋介石闻罢，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治中，说：“你把此信交给林彪，叫他转给毛泽东。”
张治中当即收下此信。
那时，林彪因和谈不成，正拟返回延安汇报。张治中就在桂园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他顺便拿出蒋介石的信交给林彪，托他带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后，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给重庆和蒋介石方面任何回音，张治中虽感到事情蹊跷，但也没有去向中共代表进行查询。这次蒋介石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的邀见，就这样无声无息、静静悄悄地过去了。
蒋介石虽然常对他的部下说：“共产党厉害呀!你们弄不过他。”他一直把中共和毛泽东视为心中隐患，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过，现见自己发出信后，毛泽东那里毫无反映，心中不由大怒，于是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指使军队进攻鄂东的新四军，又调河防军参加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等。在9月6日至13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又针对中共制定了“暂时拖，将来打”的方针。
接着，9月18日至27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又在重庆召开。当时董必武参加了大会，并在9月25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蒋今日在参政会讲演中，表示愿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宪政促进会与党派协进会……
9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董必武，说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话是欺骗，要告诉各中间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
由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对中共及其第十八集团军制定了一些新的限制办法，毛泽东十分恼怒。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他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于同年10月5日刊出。他在文章中认定“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并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进行了驳斥。他说：
蒋先生所谓“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应该是讲的国民党，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产党。因为自武汉失守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
他在文章中还说：
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
毛泽东在文章中又说：
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会，我们就要求蒋先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向蒋介石要求：
蒋先生现在不但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先生自己许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言，认真地实践起来，不要还是把任何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一味高压，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如有事实，我们是欢迎的；如无事实，则空话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
最后，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告诫蒋介石：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由于这篇文章不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而以社论的形式刊出，所以毛泽东在文章中无所顾忌，比较放手，到处随意地点着“蒋先生”、“蒋介石先生”的名。
以后，虽然中共以林伯渠、董必武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继续进行谈判，但谈判仍无进展，国共关系仍很紧张。
1944年10月10日正是“双十节”，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已定，蒋介石十分兴奋，特意在这天作了一次演说。
毛泽东从蒋介石的这篇演说中立刻嗅出了反共的火药味，于是他当夜就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他说：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怕敌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至今看不见他们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只有“土地”一项现成资本可资抵挡。但是谁也明白，仅有这项资本是不够的，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剩余土地的。蒋介石大概是强烈地感到了敌人的这种威胁，只要看他向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甚至说，“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年间，革命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坚固”，就是他感到了这种威胁的反映。他又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奷造谣作祟”的缘故。……于是蒋介石在其演说中，用了极长的篇幅，痛骂这种所谓“敌寇汉奷造谣作祟”。他以为经他这一骂，一切中国人、外国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对于我的军事政治，有谁再来“纷纷议论”的么，谁就是相信“敌寇汉奷造谣作祟”!我们认为蒋介石的这种指摘，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于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奷从来没有批评过，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奷说过半句话，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奷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共”，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寇汉奷保存得好好的。敌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蒋介石的祖坟。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由此看来，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已明其妙呢?这个“妙”的出处，究竟是“敌寇汉奷造谣作祟”呢，还是在蒋介石自己及其一群的身上呢?
在蒋介石的演说中，还有一项声明，就是他否认中国将有内战。但是他又说：“决没有人再敢背叛民国，破坏抗战，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在这里寻找内战的根据，并且他是找着了。有记性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正当中国叛卖者们宣布解散新四军，中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的时候，在蒋介石的一次演说中，曾说：将来决不会有“剿共”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讨伐叛逆的战争。读过《中国之命运》的人们也会记得，蒋介石在那里曾说：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勾结”过汪精卫。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上，又给中共安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八字由头。现在又读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就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
由于文章不署毛泽东的名，所以他评起来也不必温文尔雅，拘什么礼节，比起他一年前所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那篇文章来，似乎还要放手，连“蒋先生”也不称了，干脆直呼为“蒋介石”，“先生”二字全部斩去。
国共两党的摩擦，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同年11月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份来到延安，与毛泽东等进行谈判。毛泽东等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赫尔利表示同意。11月10日，毛泽东就与赫尔利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协定”(即五点协议草案)。
可是，当赫尔利回到重庆，把他与毛泽东签署的五点协议草案转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不愿签署，认为这样的方案不能接受。而赫尔利不知什么原因，也改变了他原先的态度。
毛泽东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便在11月26日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对他们说：将11月10日在延安签署的协议草案及蒋介石拒绝本协定的情况，透露给各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
1945年1月3日，毛泽东又打电报给周恩来，认为中共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是：废除一党专政，承认一切党派合法，取缔一切特务机构及特务活动，真正开放自由，释放政治犯，撤消对边区的封锁，承认解放区，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
1月13日，当周恩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将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及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告诉他时，蒋介石很不满意，说：“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当即就拒绝了毛泽东电告给周恩来的先决条件。
这样，国共谈判仍无法进行。
在这样的僵局下，一些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人士如黄炎培、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等，都愿意去延安促成国共之间的继续商谈。蒋介石无奈，只得同意他们前往。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一行六人，于7月1日至5日在延安与毛泽东等交谈。他们返回重庆以后，由黄炎培在7月7日面见蒋介石，谈了在延安与毛泽东等商谈的结果。蒋介石听罢，将黄炎培带来的会谈记录交给王世杰研究。
这时，蒋介石已不管毛泽东的先决条件如何，也不管中共愿不愿意参加国民参政会，就于7月7日在军委会礼堂召开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毛泽东见蒋介石置中共的条件与地位不顾，依然召开国民参政会，又气又恼，便在7月10日亲自为新华社写了篇评论，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他在文章中说：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七月七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二百九十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一百八十名。蒋介石在开幕时说了一通话。蒋介石说：“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警告蒋介石说：
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
过了一个月——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乞降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个消息刚一传出，不论国统区或是陕甘宁边区，全国人民到处喜气洋洋，欢呼雀跃，鞭炮齐鸣，号外纷飞。而蒋介石与毛泽东除了同样的振奋和高兴外，却比其他人要多考虑一些问题。
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了三道命令：一、中共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蒋之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伪军要“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抗共军受降。而毛泽东等在这一天也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8月12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共军缴械。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说：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他还说：
……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还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问题作了一些估计。他说：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
除了对蒋介石在发动内战上的估计以外，毛泽东还讲到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他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不过，他在讲话中也说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困难之处。他说：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
最后，他又告诫道：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就在毛泽东不厌其烦地数落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也是处在极大的矛盾之中。而他的亲信张治中也看到了他矛盾的焦点在于对毛泽东、共产党究竟采取何种态度。于是旧事重提，张治中建议蒋介石再次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商谈一切。据说吴鼎昌当时也有这个建议。
张治中的建议，不禁使蒋介石想起了两年前在第三国际自行解散后，曾托林彪带信给毛泽东，请他面谈，而毛泽东未来一事。他心想：这样也好，如请毛泽东而他不肯前来，则主动权即在自己一方。
出于对当时形势的各方面考虑，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于8月14日向毛泽东发出了邀他前来谈判的电报。电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接到蒋介石的邀电后，马上与朱德等人一起商量，决定先让朱德出面给蒋介石发出一个电报，随后自己又亲自出面给蒋介石发了一个复电。电报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又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该文针对蒋介石的发言人于8月15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进行反驳。他在文章中说：
……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奷党”、“奷军”、“叛军”、“奷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为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民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奷“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蒋介石先是接到朱德的电报，看了他在电报中提出的立即废止一党专政等六项要求，觉得是老调重弹；继而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感到不回答朱德的电报内容又似不妥，于是与部下的有关人员商量后，又在8月20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二封邀电。电报全文如下：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在8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刊登后，重庆《大公报》还专门发了一篇社论，题目为《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其中说：“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
此外，重庆的《新华日报》也写了一篇题为《蒋介石先生哿电书后》的社论，重庆的另外几家报纸也都为此写了文章，一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而毛泽东接了蒋介石的第二封邀电，与其他几位中共领导人经过商量，为稳妥计，决定先派周恩来赴重庆与蒋介石面谈，然后再作计较，于是，他又给蒋介石第二次复电。电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接读了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觉得其中有推诿之词，估计毛泽东亲来重庆面谈的可能性不大，干脆又发给了毛泽东第三封电报，以此来显示自己相邀的诚意。电报全文如下：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接读了蒋介石发来的第三次电报，立刻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蒋介石电邀他赴重庆谈判的事。在讨论中，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
其实，毛泽东在蒋介石接连三封电报的邀请和催促下，也有面见蒋介石的想法，因为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希望他能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电报说：
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因此，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在会上通过国内外形势的充分讨论和分析，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感到自己这次去重庆谈判，虽有一定危险，但也没有危险；而去又比不去为好。经过利弊关系的再三权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这样，毛泽东便在8月24日又给了蒋介石第三次复电。电报如下：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8月26日，毛泽东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发给党内。其中说：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
这个通知在党内发出以后，党内许多部门都纷纷发来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谈判，以为蒋介石不可靠，此去凶多吉少。有的则认为请蒋介石到延安来谈判，保证他有来有去……。当周恩来把这些电报读给毛泽东听时，毛泽东仍决定亲自前往。因为周恩来曾向赫尔利交涉过，要蒋介石绝对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赫尔利接受了这一要求。
而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立刻委派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于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其他各方面的因素，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视。他怕部下擅自行动，闹成乱子，不好收拾，所以精心挑选了一些忠实可靠的宪兵组成“警卫班”，专门负责保卫毛泽东，并特意关照：“不管哪一派，哪一‘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要紧。”
此外，他还专门找了戴笠，要他约束部下，千万不能乱来。
一切安排就绪，他就派张治中和赫尔利坐飞机特意去延安接毛泽东。
8月27日下午3时，当张治中、赫尔利乘坐的专机到达延安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都亲自到机场迎接。
8月28日上午，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三位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乘车前往延安机场。延安各界数千群众前往机场送行。毛泽东与他们挥手而别。同行的还有他的秘书胡乔木和保镖陈龙。
下午3时45分，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下降，人群和记者像潮水般地涌向停机坪。
机门开了，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他身穿蓝灰色中山装，头戴考克礼帽，脚穿黑鞋，态度从容，凝重。
人群中爆发出欢迎的掌声。就在这掌声之中，毛泽东一面手挥帽子，以示还礼，一面与赫尔利走下飞机。张治中与周恩来随后紧跟着走了下来。
蒋介石派海军上将周至柔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机场欢迎。当张治中向毛泽东作了介绍以后，毛泽东立刻与蒋介石派来的这位代表握手。周至柔说：“蒋主席已经为你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那里地方好，设备全。”
毛泽东一听，便笑着拒绝道：“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
当时来机场欢迎毛泽东的人很多，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致意。随后，他就面对数十名中外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4时整，毛泽东等一行便乘车离开机场，去上清寺张治中的官邸桂园小憩。临上车时，周至柔指着这辆簇新的二八二三号篷车对毛泽东说：“这是蒋主席特别拨给毛先生使用的。”
“很感谢!”毛泽东很有礼貌地回答。
但是，他的脚步却偏偏绕过这辆篷车，而径自朝着侧旁那辆标有“美大使馆”字样的二八一九号篷车走去。结果，他与周恩来、王若飞就是坐了这辆篷车离开机场的。
当晚8时，蒋介石在山洞林园设宴，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洗尘。当毛泽东如约以赴时，这两位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政治对手才算又重新见面，并且互相握手致意。
宴席是丰盛的。出席作陪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等。在席间，蒋介石高举酒杯，对毛泽东的应邀前来表示欢迎；而毛泽东也高举酒杯，对蒋介石的宴请表示感谢。
宴会结束，在蒋介石的盛情相邀下，毛泽东就在山洞林园官邸下榻，住二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恩来住三号楼，而蒋介石则住一号楼。这些楼房皆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临分手时，蒋介石对毛泽东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够睡个好觉。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是可以的。”
毛泽东自青年时期起就养成白天睡觉、夜晚工作的习惯，长期的过度用脑使他的睡眠并不良好，再说此次赴重庆谈判事关重大，而且又换了一个就寝环境，所以这一夜他并没有睡好。
第二天清晨，朝霞初露，毛泽东就翻身起床，轻轻走出房门和大楼，踏上一条稍有坡度的柏油马路。在他的侧旁又有一条长长的长满青苔的石阶路，他便又拾级而上，缓步而行，独自走进了林荫深处。
然而，就在此时，他透过茂密的枝叶，忽然发现前面隐约有人朝这个方向走来。高度的警惕性立刻使毛泽东站住了脚，心里有些紧张。
来人越走越近。毛泽东终于认清楚了，来者不是别人，恰恰是蒋介石，他这次谈判的对手。他松了一口气，但却感到有些意外。
这时蒋介石也发现前面有人，猛一抬头，见是毛泽东，也立刻站住了。真是冤家路窄，谈判尚未开场，居然第一天清晨便在这青苔小石路上撞见了，要避也避不了。但蒋介石毕竟要比毛泽东长六岁，近些年向来以中国的领袖自居，当时的政治地位也自以为比毛泽东高得多，临场经验也似乎比毛泽东丰富一些，因此马上露出满面笑容，主动地招呼道：“哦，是润之先生。”
毛泽东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我倒是每日晨起，然后来这里散散步的，你怎么不多睡睡?”蒋介石又问，随后又随意而略带解其窘态似地说：“嗯，早就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也一样，只是白天睡得少了。”毛泽东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微笑而有礼地答道：“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嘛!不知道蒋委员长有没有这个体会?”
“嗯，有的，有的……”蒋介石一边点头答应着，一边伸手指了指侧旁不远处的一张圆形石桌，说：“来，润之先生，坐下谈，坐下谈好吗?”
毛泽东顺着他的手势望去，果见有一小石桌，直径不过两尺有余，三面却有嶙峋怪石围成一个扇形；敞开的那面正好与他俩站立的位置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好。”
毛泽东倒也爽快，点点头，便与蒋介石一起走了过去，面对面地坐在桌旁的石凳上。
还是蒋介石主动开口：“嗯，四川的土质肥沃得很哩!林森老先生告诉我说，就是在这里的土上插一根拐杖，来年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来了：“哦，对了，林森墓就建在这个林园里面。那是前年年底，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为老先生举行了奉安典礼之后，才将他的梓棺由官邸大礼堂移入墓中的。墓修得不错，周围的环境也好，什么时候我陪你去那里看看……”
毛泽东说：“林森墓，我是一定要去观瞻的。林公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对日态度强硬，深受国民爱戴，更令吾辈敬仰，所以中共中央曾有唁电云：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溘闻逝世，痛悼同深!我在延安的时候，听说林公患病与一次车祸有关，不知此说当真否?”
“当真，当真。”蒋介石连连点头，谈兴更浓了：“那天上午7点来钟，老先生从林园坐车进城，准备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国书。车到山洞九倒拐弯处，不料迎面一辆美国车急驶而来。两车司机同时紧急刹车，虽未相撞，但老先生已是七六高龄，被急刹车的猛震导致严重脑溢血症，卧床不起。在渝中外名医纷往治疗，但效果甚微。”
说到这儿，他又想起来了：“噢，润之先生，在老先生病重期间，你特意派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诸先生前往林园官邸看望他，这是我至今感激不尽的。恐怕你还不知道吧，当时为了确保老先生在安静的环境里养病，根据周恩来先生的建议，我才命令把成渝公路从林森公馆附近，改道在石岗子东侧围墙之外的呢!”
“蒋委员长这样重视周恩来先生的建议，这是我应当感激你的了。”毛泽东说，“本来嘛，国共两党已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八年抗战，又让我们第二次坐在一起。我有时想，‘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国共两党是否可以通过推心置腹的谈判，商讨出巩固而坚实的团结大计，从而像今天这样，殊途同归，不期而遇，不仅坐得下来，而且坐得下去呢?”
“现在我们去用早餐，”蒋介石笑笑，身体却慢慢站了起来：“有什么话，早餐以后再说吧……”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消息在全国各大报纸披露了，重庆《大公报》、《新华日报》、《新民报》、《新蜀报》、成都《华西晚报》、昆明《云南日报》等就国共蒋、毛谈判一事发表了社论或社评。
但是，蒋介石却向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发出了指示，要他们对“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因此，国民党中央的喉舌《中央日报》，仅发了一条几十字的新闻，也不显眼，气氛也不热烈。
当天上午(即8月29日)9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如约以赴，前往三号楼楼上的会议厅，但见张群、张治中、王世杰和邵力子，却不见蒋介石。正疑惑间，张群招呼道：“三位先生，蒋主席嘱我转告你们，因为巴丹之战的温锐特将军昨天抵渝的缘故，他要稍作安排才能到这里来，还望你们予以谅解为是。另外，蒋主席说了，在他到来之前，中共方面的意见，不管是哪方面的，都尽可先与我们谈谈。”
毛泽东虽然心中不悦，但也知道蒋介石政务繁忙，所以嘴上也没说什么，反倒是周恩来不很满意地说了几句。
蒋介石本人虽然没来，但他却为国民党的谈判规定了三项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法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下午4时许，蒋介石亲自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拜会，双方又面对面地宣布了这次和谈代表团的名单，国民党一方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产党一方是周恩来和王若飞。蒋介石并以宽宏大度的姿态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听罢，也诚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中国没有内战!”蒋介石一听到“内战”二字就反感，因此当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便笑容顿敛，不耐烦地加以阻止。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都被他的态度震了一下，感到愕然。但毛泽东一直是坚持“内战”之说的，并且从当年的“中山舰事件”中，已摸透了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的脾气，因此当即毫不客气地反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
接着，他又以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时期的各种事实，来证明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蒋介石一时无言以对，只得略显尴尬地另找话题。
因为国共双方当晚还要谈判，所以蒋介石拜会了大约20分钟，就告辞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四人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谈以后，毛泽东当晚仍住山洞林园二号楼。
过了三天——9月2日，日本天皇发表诏书，宣布投降。日本投降书于9月2日上午10时30分在美舰米苏里号上签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消息传来，毛泽东与蒋介石都非常高兴。毛泽东亲自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而蒋介石则干脆在当天晚上8时半，在自己的官邸宴请毛泽东等三人，并邀请了许多国民党党政要员和参政会参政员，把他们一个个介绍给毛泽东，让他们互相认识，其中有孙科、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陈立夫、甘乃光、王云五、翁文灏等。蒋介石还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今天9月2日为日本正式投降日，我在此设宴欢迎毛泽东先生，倍加高兴。”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我对蒋主席的盛意表示感谢，并庆祝这一胜利。”
这次宴席不仅人数较上次为多，而且又值日本投降，所以人人高兴，整个宴会气氛热烈欢畅。
宴会散了以后，蒋介石还特意请毛泽东留下，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两人就军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到军队编制数目时，毛泽东说：“中共的军队现在有一百多万，至少应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
蒋介石说：“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与去年国民参政会时不同。但我当时所作可将中共军队编为10个至12个师之诺言，仍然有效，必当负责做到。至于全国军队缩编情形，也会再由文白、辞修诸先生面告。所以12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的最高限度，务望郑重考虑。”
在谈到军队驻地问题时，蒋介石对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在谈到解放区问题时，毛泽东说：“希望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
“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的。”蒋介石一听，马上加以拒绝，然后又婉转地说：“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
“那么，对于中国的现行政治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毛泽东问。
蒋介石想了一下，说：“现在战事完结，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但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想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也可以予以考虑。”
由于蒋介石提到了国民大会，因此毛泽东立刻问道：“不知国民大会将如何召开?”
“毛先生，可以先谈谈你的看法。”蒋介石老是被询问，也总算反问了一句。
毛泽东见他征询自己的意见，便坦率地说：“国民大会的代表应当根据民主原则重选，抗战前国民党单方面‘选出’的代表应宣布无效。”
蒋介石说：“对于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但其名额可使其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中共方面如想增选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毛泽东说：“如政府坚持旧代表必须有效，则中共不能与政府成立协议，但可不会因此而不出席国民大会。”
蒋介石见毛泽东在这点上态度比较强硬，不想在此点上引起争论，便说：“关于代表问题，我们可以再继续商谈。”
两人谈到深夜方散。
第二天——9月3日上午，毛泽东又与王世杰进行单独会谈。在谈到政治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说：“由蒋主席约集其他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若干人，名额及入选可由蒋主席酌定，与政府及中共代表开一会议，以极短时间通过政府与中共所商谈之结果。此一会议即可名之为政治会议，不必常开会，有必要时始召集。”
两人几乎谈了一上午。毛泽东提出了八项原则性意见。
当天下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就在周恩来、王若飞二人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进行谈判时，毛泽东却在王炳南的陪同下，于这天下午3时过后，去拜访了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可是，事有凑巧，正当毛泽东来到于右任的大院时，守门的卫士却告诉他：“蒋主席正在于先生家作客。”
毛泽东不由一怔，转而又从容地向王炳南建议：“那我们去看看戴季陶先生。”
那时戴季陶正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是蒋介石的重要谋士。他恰与于右任住同一大院，只要穿一小道就可到其家。可戴季陶万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望他，忙迎进屋中。由于他过去公开反对过共产党，因此看到毛泽东甚觉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而毛泽东则坦然与之交谈。
两人略谈了一会，毛泽东觉得差不多可以去于右任家了，就与戴季陶分手。可是，就当他走出戴府、来到小道上时，恰逢蒋介石走出于右任家，要去戴府，真是冤家路窄，两人竟在小道上碰到。蒋介石没想到毛泽东会来此地，不禁问道：“毛先生要去哪里?”
毛泽东答道：“刚才去见了戴传贤院长。”
蒋介石听了，先是一怔，随后即笑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至9月3日，较为日常的交换意见阶段已告完毕，以后只是就个别问题作具体的讨论，因此，在9月3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就首先提出了《谈话要点》。要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奷，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其讨论事项如下：
1.和平建国大计；
2.民主实施纲领；
3.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
4.重选国民大会；
5.复员善后问题。
(二)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解放区解决办法：
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
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四)实施善后紧急救济。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一)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个师；
(二)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五)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安置编余官佐；
(七)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一)释放政治犯；
(二)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三)取消特务机关(中统、军统等)。
这份《谈话要点》，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和谈方案。当天晚上，蒋介石看了这份文件以后，曾在自已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脑筋深受刺激。”他感到《谈话要点》与毛泽东在9月2日夜晚的谈话有出入。于是，他针对中共提交的《谈话要点》，又自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于9月4日交给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人。其中说：
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必要时可将双方所提方案一并发表，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成记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
9月4日上午，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单独会谈。
下午5时，蒋介石又邀请毛泽东等三人参加为庆祝抗战胜利而举行的中外人士茶话会，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毛泽东等三人应邀赴会。会后，蒋介石又邀留毛泽东进行了单独会谈。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又与周恩来、王若飞二人在当晚9时进行会谈，至深夜12时才结束。
9月5日晚上8时，蒋介石在中央干部党校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毛泽东等三人也应邀参加作陪，并一起观看了平剧。
9月6日，毛泽东又应蒋介石之邀，从张治中的寓所桂园来到山洞林园，与蒋介石进行会谈。
9月12日中午，毛泽东等三人又应蒋介石之邀，到蒋介石的官邸共进午餐，在座的尚有张群、邵力子等。会餐后，蒋介石与毛泽东有所商谈。在谈到军队缩编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共愿再作让步，原提出的48个师，可减为28个师。”
蒋介石虽然看到了毛泽东的让步，但与自己设想的12个师为最高限额仍有相当距离，故也不置可否，只是含糊地回答说：“政府对中共的困难无不为之解决。”
9月17日12时半，蒋介石又邀请毛泽东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张群、吴国祯作陪。当时正好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在场，还特意为蒋介石、毛泽东、赫尔利三人拍了张合影照，蒋介石居中，毛泽东站在他的左侧。
午宴以后，蒋介石、毛泽东、赫尔利三人就军队的编制问题进行了交谈。
到了9月中旬，谈判实际上已陷入僵局，双方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有一次，蒋介石在会见中曾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周恩来把这话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第二天见到蒋介石也针锋相对地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9月25日，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曾向毛泽东提出过有关国共和谈的12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毛泽东回答说：“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0月9日，蒋介石知道和谈已进入尾声，即将结束，便特地与夫人宋美龄举行午宴，邀请毛泽东来山洞林园赴宴，应邀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宋子文、张治中等。午宴以后，蒋介石又与毛泽东进行会谈。蒋介石希望中共改变方针政策，将军队和解放区交由国民政府统一领导，被毛泽东拒绝了。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经过四十余天的多次交谈，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就是《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分别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张群因临时未到，留有空隙，以备补签。
签字仪式是在当天下午4时许进行的。地点在张治中的寓所桂园楼下的客厅。签字完毕后，毛泽东被请下楼与各位代表见面握手。约过了两小时，蒋介石全副武装，腰佩短剑，身穿特级上将军服，驱车来到桂园，与毛泽东握手寒暄，互致祝贺。蒋介石大约坐了十分钟左右，即邀请毛泽东等人乘车共赴国府路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招待会。
这是一次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蒋介石在会上又与毛泽东一起饮酒。会后，毛泽东回张治中的桂园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乘车直赴山洞林园。在林园休息时，他又与蒋介石就未解决的问题最后交换意见，并进行话别。
次日晨，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进行了会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会再让步。毛泽东则对蒋介石说：“我返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渝，就未解决的问题继续与你们会谈。”
毛泽东10月10日晚上是在山洞林园留宿的。也就是说，他这次来重庆谈判，只有8月28日、29日、10月10日三天晚上是在这个地方过夜的。
10月11日上午9时1刻，三辆小汽车从山洞林园开往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乘机飞回延安。蒋介石派了陈诚作为自己的代表，来为毛泽东送行。
9时45分，飞机起飞，当天下午1时左右，毛泽东抵达延安。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全部结束。
六年以后，毛泽东碰到他的老同学周世钊，曾谈起过重庆谈判。他说：“我到重庆去和谈，是到了敌人的大本营，蒋介石很可能对我下毒手，这是很危险的……”他又说：“他蒋介石仰仗的是谁?是美帝国主义，是他们给他钱，给他枪，给他先进的武器，他蒋介石是断断不敢得罪这个老板的，否则，老板就不给他东西了，那他还支撑得了几天?这次他邀我去重庆谈判，不是还有位美国大使先生在那里作保障吗?如果蒋介石有那份胆子在谈判桌上就把我杀了，你想想，他怎么向他的主子，向他的老板交待呵。所以说，去，也很不危险，是因为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至于蒋介石，如果没有我刚才所说的各种因索的制约，那他倒很难说有什么信义可言，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娘希匹一出口，什么坏事都干出来了。”
但是蒋介石却信守了诺言，他没有杀害毛泽东。
然而，蒋介石与毛泽东心里都明白：这些写在纸面上的文字都是不解决问题的。
特别是当9月中旬谈判陷入僵局时，蒋介石感到毛泽东在军队缩编问题上未能限于自己所希望的范围，便在9月17日密电阎锡山送发《剿匪手本》。9月20日，他又给国民党各司令长官发了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10月13日，蒋介石又向国民党各个战区发出密令：
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而毛泽东在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10月12日，便开始了军事上的部署。他在亲自起草的一份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说：
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10月17日，他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又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在报告说：
……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说：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由于蒋介石与毛泽东都有着军事解决这一手，因此，国共摩擦再起，重庆和平谈判的产物《双十协定》顿时成了一张废纸。
由于国共军事冲突不断，在国内外和平舆论的影响下，蒋介石于1945年12月30日同意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946年初，又组成了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调处军事冲突。
然而，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摩擦仍未制止。至1946年6月底，内战全面爆发。7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向党内作了以下指示：
(一)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二)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三)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四)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
(五)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
(六)我们面前存在着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9月29日，当美国记者斯蒂尔问毛泽东：“阁下是否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接受蒋介石的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企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则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毛泽东答道：“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一月间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末，我们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去召集，否则我们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因蒋介石灭共心切，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问题”，所以在短期内向解放区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进行战略转移。
1947年3月19日，蒋军胡宗南部占领延安。蒋介石得此战报，心花怒放，马上驰电嘉奖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国民党军攻占延安以后，蒋介石马上根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建议，改组了政府。蒋介石当选为国府主席。6月25日，他即发布《平字第一九○六号训令》，通缉毛泽东。
但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均取蔑视态度，对战胜蒋介石充满信心。他在同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之后，于9月1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的战略进攻方针，向党内作了传达。同年10月，他又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接着，他又历数了蒋介石主政以来的种种罪行，然后又说：
……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接着，他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了八项政策，其中有：
一、……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
……
此《宣言》一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而蒋介石则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同年底，蒋介石不得不惊呼：“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
194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
自同年秋开始，毛泽东等又亲自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连战连捷。
其实，在国共双方交战的过程中，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就曾奉劝蒋介石走和谈之路，但蒋介石听不进。直到1949年1月1日，他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发出了委婉表示其求和态度的元旦公告。
此时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求和哀鸣丝毫也不怜悯，立刻在1月5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的评论。过去是蒋介石骂毛泽东等为“朱毛赤匪”，现在是毛泽东反过来骂蒋介石了。他在文章的一开头便称蒋介石是“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并认为蒋介石的求和是虚假的，是缓兵之计，“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
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
……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声明发表后，蒋介石在第三天——1月16日，就邀请孙科、邵力子、张治中、张群、吴铁城以及民社党负责人张君劢、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到黄埔路官邸共进晚餐，饭后就毛泽东在前天所提的八项和平条件交换意见。
“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孙科发言道：“他们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和谈应在对等地位上进行才行。”
邵力子似有不同意见，说：“三大战役结束，人家本来就是胜利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张治中见蒋介石脸色不对，忙打圆场说：“今天主要是听民、青两党的意见，我们党内改天再谈。”
然而，面对目前的残局，蒋介石自知一时收拾不了，因此，他又用了他用过的“下野”手法，在1月21日发表了《引退声明》，宣布：“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1月21日下午，蒋介石便乘飞机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周，然后向南飞去，抵杭州后再回奉化老家去了。
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并未罢休，仍紧追不舍。1月28日，他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中，仍把蒋介石列为第一号内战罪犯，并强调关照南京政府：“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2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再次强调南京政府必须先逮捕蒋介石等战犯，然后再进行和平谈判，并说：“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
蒋介石虽然发表《引退声明》，宣告“引退”，但仍在幕后操纵军政要事。同年3月，张治中准备北上与共产党谈判，曾去奉化溪口与蒋介石会面，就谈判及未来政府诸问题商谈腹案，一致认为不能接受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中第一项惩办战犯的主张；原则上划江而治，确保长江以南由国民党领导，长江以北归中共管辖；国共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确定国共军队比例，自行整编。在商谈中，张治中曾提出请蒋介石出国的意见，以利实现和平，但蒋介石拒绝了。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在张治中4月1日率国民党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第三天——4月4日，毛泽东就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他在文章中说：
……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
这次国共谈判的结果，便是《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产生。当时毛泽东的方针是争取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彻底孤立直至最后消灭蒋介石。但李宗仁、白崇禧当时也希望划江而治，并且认为中共的条件过苛，所以李宗仁后来没有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谈再次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其中在第二条命令中特别指出：“奋勇前进，逮捕一切估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发起了渡江战役。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5月3日攻克杭州。这时，毛泽东考虑到不久军队将攻占宁波、上海等地，而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其故居尚存。为了防止军队在战斗过程中破坏蒋介石的故居，5月6日，毛泽东特地给军队下了一道指示——即《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一文，其中明确指出：“在占领奉化时，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再加上谭震林等人的认真执行，宁波、奉化等地被攻克以后，蒋介石的故居丰镐房以及蒋母墓等均秋毫无犯，保存至今。
5月26日清晨——即上海被攻占前的一天，蒋介石乘坐“太康”号兵舰驶往吴淞口外，咬牙切齿地说：“我还要回来，一定要反攻大陆，回到家乡……”
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共诞生28周年，特意撰成《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在文章中说：
……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
他又说：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10月1日，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在北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同年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国民党政府迁设台北。12月10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大陆，逃往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复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时时不忘反攻大陆，企图推翻毛泽东与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毛泽东也时时声明要“解放台湾”，彻底打垮蒋介石匪帮。
1956年6月，毛泽东等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由周恩来向台湾发出呼吁：“希望台湾有关当局在认为适当的时刻，派代表赴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场所，相互进行直接交涉。”同年12月，周恩来又明确表示：“如果蒋中正愿意回归祖国，绝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
周恩来发出的信号，立刻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并作出了积极反应。蒋介石与长子蒋经国经过研究，决定派一位姓王的人与作家曹聚仁到北京来。
曹聚仁当时正在香港任《南洋商报》驻港特约记者。由于他过去曾给蒋经国当过秘书，蒋经国对他比较了解，所以才派他作为中间串线人。
1956年7月1日，曹聚仁从香港来到深圳，随后便奔赴北京。由于他此次来京，决不仅是一个作家或记者的身份，而是身负特殊使命，因此中共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7月16日，周恩来特意在颐和园办了夜宴，邀请他参加，并对他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周恩来又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接见了曹聚仁。毛泽东对他很客气，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曹聚仁很认真地细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并尽量记住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如蒋介石与大陆统一的各项具体条件等。
从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中，曹聚仁已感觉到，毛泽东已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了容忍的道路，准备与自己的政敌握手。
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能与像曹聚仁这般年龄的作家进行如此的长谈，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
与毛泽东分手以后，曹聚仁又到南方几个地方去走了一下，又专门到了奉化溪口，在蒋介石的私宅和蒋母墓园拍了几卷照片。回到香港以后，他立刻把这次大陆之行，与毛泽东、周恩来交谈的情景和内容，以及蒋氏故乡的情况写成一份报告，通过那位姓王的人转交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阅读后，又转交蒋介石及其台湾当局。他似乎还比较满意，托人转告曹聚仁，叫他以后有机会，可以到大陆去巡游，以便增加彼此间的了解。
直到1957年4月中旬，毛泽东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在谈到国共合作时，还明确地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
可惜的是——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精力分散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一度中断。
直到1965年，台湾当局才又叫曹聚仁到台湾去一下。曹聚仁得命后，便秘密来到台北。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于是，曹聚仁又为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从中斡旋。
国共双方经过几次商谈，终于达成协议，同意以下六项条件：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一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商洽。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可是，这六项条件的协议达成不久——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又一度中断，此事又未成功。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去世，终年88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终年83岁。
毛泽东在许多文章中都对蒋介石持贬抑态度，惟独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将蒋介石与孙中山并提而视为“先生”。他说：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毛泽东与国民党著名将领/孙琴安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