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巩固发展南方党组织
李志英
博古在长江局是负责组织工作的。早在南京时博古就开始着手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努力培养训练党的干部。在长江局的领导下南方各省已被破坏殆尽的党组织得到了重建与发展。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短短的一年间，在中国南部重建的省委或省的工作委员会有河南、湖北、江苏、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等13个省，党员发展到6778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27％。其中，四川发展约7000人，江西(不包括赣东北)发展到1万余人，广东发展到7500人，闽粤赣边发展到5000人，湖南发展到6000人。随着党员大量增加，各省建立了相当数量的中心县委和县委一级组织，若干区、乡镇和一些工厂学校还建立了支部。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南方各省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博古在重建南方党组织过程中，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艰苦工作。像广东地方党组织，从1927年以来，经过了多次的严重破坏，到了1933年间，已经没有完整的领导机构，同时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1936年在香港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1937年秋，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博古派黄文杰到广东，向“南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后，张文彬留下担任“南委”书记。1938年1月，香港英方当局宣布了战时紧急法令，不准中共进行活动，“南委”只好迁回广州。4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广东省委，由长江局直接领导，健全了广东党的组织。(1)
在这段期间，还先后成立了西江、香港、韩江工委。党的组织工作是以建党为中心，以城市为重点，结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深入到工农中去，大量发展党员。建党工作除了香港是以工人为基础，琼崖是以农民为基础外，其他地区多为知识分子，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基层党的组织。(2)除此以外还对干部进行了培养训练，使百分之八十以上干部的思想和政策水平有了提高。在党的工作的改进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以香港为例，1937年冬天，廖承志、潘汉年奉命去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主持抗日工作，组织海外侨胞和港澳人士支援祖国抗战。当时办事处设立在皇后大区中18号。考虑到不影响英国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所谓“中立地位”，因此没有公开挂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招牌，而用“粤华公司”名义出面，表面上是经营茶叶批发生意，实际是半公开的办事处。办事人员除少数是从中央有关部门调来担任交通外，其他大部分是当地和广州党组织派来的。
香港党组织积极协助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团结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和海外侨胞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出版了《英文两周通讯》主要报导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边区的情况；募捐款项、药品、医疗设备用以救济难民及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纵队。(3)
在安徽地区，红军长征以后，白区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剩下来的只有一些零星力量。安徽境内只有皖南游击区和鄂豫皖边区大别山红二十八军还有党的组织存在。1937年11月，博古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时派李世农和张恺帆去安徽组建中共皖中委员会。中共长江局成立后，先于12月下旬，博古与王明、周恩来一起召开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爱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4)继而博古在长江局的领导下又正式组建了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康、组织部长李世农、宣传部长张劲夫、军事部长谭光庭。省委根据长江局的指示，很快将各地特委、县委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并与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进步分子接上关系。还深入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群众性救亡团体，大力发展抗日救亡活动。安徽省委书记彭康两次给博古写了工作报告。一次是6月12日，主要是汇报了六安的形势、安徽省内部的情况、省委直属工作团的状况及武装工作等。(5)另一次是7月3日以方柏(彭康)名义汇报党的工作、武装工作及当前的政治形势，并提出了几个要求。汇报中叙述了仅六月份就建立了霍丘县等地的县委和支部，这些地区，党员已发展343人。同时建立了交通与各中(心)县(委)的联系工作，加紧了组织教育工作，加强工作纪律和检查制度。
报告还要求“速派军事、政治、党的工作干部来”，“希望派一个有组织经验和能力的坚强干部来参加工委”，并将有关材料和活动经费送去。(6)。
内战时期，四川省的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的残酷迫害，损失非常严重。抗日战争爆发时，四川省委有党的关系的只有中央以特殊任务派来的罗世文等几个人及没有接上关系的韩天石等人。这时全省没有统一的党组织，所以抗日救亡工作也没有党的领导。1937年4月，中央派邹风平和廖志高去．四川工作，以便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成立了四川工委。
1938年1月18日，博古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听取了罗世文关于四川省委的工作报告。会议在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四川已成为抗战最后的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会成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我们要用更大的力量去布置工作，要纠正过去只进行上层联络的方式。进行公开发动下层群众的活动。因此建议中央派得力的川籍干部赴川主持党务工作，并从延安送一批川籍学生去四川工作，21日将此意见报中央。23日中央复电表示同意，(7)这对加强四川党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加强了四川党组织的力量。4月份博古等经研究派了程子健回四川，参加省工委工作，这时四川省工委才正式分工，由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兼管组织部，程子健任宣传工作。
罗世文1938年4月初到四川后，传达了去长江局汇报的情况，决定把发展党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确定在大学、高中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产业工人以及国民党机关中的职员作为培养发展的重点。(8)1938年3月底，四川全省只有党员300多人到10月底已发展到3400多人，增加了10倍，同时对党员进行了党的建设、秘密工作、统一战线及党的纪律等几个方面的教育工作，使四川党的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其他像闽粤赣边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部分，中央红军被迫突围长征后，在闽西、闽南、粤东等地方的党组织还坚持进行较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937年方方到延安汇报工作，根据中央精神，9月决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员会，张鼎丞任书记，方方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在长江局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的艰巨任务，并开赴抗日前线，改组了省委，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1938年2月由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要北上抗日，所以领导班子改由方方为书记，谢育才为副书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使党员人数有了较大的发展，达到5000多人，建立健全了各县委组织；同时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与闽西南实力派、中间势力的联系，团结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领导群众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
在湖南地区，抗日战争以前，由于国民党长期残酷的镇压，湖南的党组织除湘鄂赣与湘南外，其他地方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瓦解的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博古等先后派了徐特立、任卓民去湖南，党的工作才慢慢开展起来。1938年1月长江局又加派去了郭光洲、高文华，并成立了湖南工委，党的组织建设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4月份党员数量增加到3000多人。不少县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基层的党支部、党小组也已经能很好的开展日常工作，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基础、党的基本知识及一般工作方法的教育，有的还特别进行了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等的教育活动，党在青年、妇女等各方面工作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此期间，博古还协助周恩来组建了中共在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内的秘密支部。1938年1月1日，长江局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了国民政府和军委会以下各部的改编问题和国防参议会扩大问题。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对日抗战，所以一般应当采取支持的态度。会议讨论中还认为我们至少应当能够在军委会政治部内去直接帮助国民党做一些抗战方面的工作。后经中央批准，同意周恩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2月6日宣布成立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在筹组第三厅的过程中，蒋介石准备派特务头子刘健群担任第三厅副厅长。博古等闻讯后，立即与周恩来、董必武一起，两次去郭沫若的家中商议，如何抵制国民党企图控制第三厅的阴谋计划，并由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光未然等知名人士一起，同国民党进行斗争，迫使国民政府撤销了原有的打算。同时还和周恩来、董必武多次与郭沫若商议第三厅的宣传工作的方针及组织机构人员的安排，第三厅党的秘密特别支部，运用灵活多样的办法来宣传倡导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通过第三厅，在武汉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9)
博古在进一步加强新四军，协调新四军内部矛盾及加强南方游击队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早在1938年年初，为了加强南方地区的游击队工作，博古与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一些“能作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这样可以“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同时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如果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10)
博古与王明、周恩来等考虑到日本侵略军已经突破黄河，将夺取武汉作为它的战略中心。为了确实建立长江、黄河流域一带地区的中共的力量，必须尽快发动鲁、豫、皖、苏的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为此致电中央，希望彭雪枫由晋调豫，以便组织领导鲁、豫、皖、苏4省的军事工作。8月1日再次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队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央抽调200名军事干部到武汉开展工作。(11)
6月7日，与王明、周恩来等一起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根据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建议，打算组织新四军委员会，准备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6人为委员，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9日接到毛泽东与张闻天回电，同意以上6人组成新四军委员会。(12)
由于收到新四军军长叶挺与项英两人关系不和，叶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博古立即与王明、周恩来于8月28日致电叶挺表示挽留，并说明项英去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他实际负责，等到中央会议结束后，再派人去新四军帮助进行调整，以缓和新四军内部矛盾。(13)
注释：
(1)尹林平：《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4页。
(2)李大林：《广东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646页。
(3)梁上苑：《中共在香港》，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7页。
(4)《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96页。
(5)《彭康关于安徽工作给秦邦宪的报告》，《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64页。
(6)《彭康关于安徽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等情况致秦邦宪信》，《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69页。
(7)《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00页。
(8)廖志高：《抗战初期重建四川地下党》，《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669页。
(9)《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09页。
(10)《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97页。
(11)《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18页。
(12)《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13页。
(13)《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18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