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回忆我的父亲
赵元介
今年6月20日，是我父亲赵寿山逝世20周年纪念日。父亲在不断追求进步中度过了他的一生。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他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由国民党高级将领转变为党领导下的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解放后曾一度担任青海、陕西两省的行政工作。他是在全国人大常委工作岗位上逝世的。父亲虽早已离开我们，但他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1935年夏季，徐向前、徐海东同志率部长征途经汉中前夕，父亲来到我们的书房，对我们的老师姚警尘说：“打倒了旧军阀又出现了新军阀，剿共是自取灭亡。只有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才有出路。”当时，尽管胡宗南部尾追红军，蒋介石又命父亲在汉中堵截，但是父亲却和徐向前达成了秘密协议，采取了不即不离应付掩护的办法，使红军摆脱了胡宗南的跟踪，较顺利地通过了秦巴山区。父亲与老师的谈话和行动，使我们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父亲担任西安城内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负责解除蒋在西安城区部队的武装，拘留蒋在城内的高级将领、文武官员。他在百忙中还抽空给我们讲述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原因，向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久，周恩来同志来到我们家里，与父亲彻夜长谈。周恩来和蔼可亲的神态和父亲对周恩来同志尊敬的情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后，蒋介石的40万大军先头部队已进入西安，杨将军为避免扩大内战，将十七路军撤至渭河以北，父亲当时任杨部十七师师长兼渭北警备司令，师部驻三原。我红军主力为援助西北军和东北军亦挥师南下，彭、贺主力进驻泾三原一带与十七师会师。一天，父亲宴请彭、贺、任等红军将领，并合影留念，彭总风趣地说：“赵师长，这下可是通匪有据呀!”父亲爽朗地回答：“请您转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我不是通匪，我要入伙呢。”回到家里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这件事；同时，又决定要送我们姐弟二人到陕北红区，学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1937年2月，我们临行前，父亲严肃而深情地教导我们说：“要经得起艰苦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优越的生活往往会使人养成纨袴习气。到红军大学去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和实践，要抗日，要革命!”此后，父亲又托人把我爱人、我表兄和堂姐、堂弟数人相继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父亲的安排和教导，奠定了我们终生要走的革命路程。在党的培养下，我们都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冬，特务向蒋介石告密说：“赵寿山有子女送到延安共产党的抗大去了!”这在蒋介石看来，简直是“通匪有据，大逆不道”，遂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不指名地对父亲加以斥责。嗣后，在一次专门召见父亲时，露骨地提出质问。父亲巧妙地回答：“我在前方抗敌，子女在后方读书，子大不由父嘛!”毛泽东同志为了更好地巩固三十八军这块阵地，开展革命活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在1937年接见父亲时，除向父亲指明了改造三十八军的战略方针外，还说服了父亲把我和姐姐及我爱人送回西安。以后，又送我到黄埔军校学习。父亲把自己的独生子放在蒋介石身边做人质，是为了麻痹蒋介石，有利于部队在前方作战。我临行前，父亲的心情很沉重，他反复地嘱咐我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不是我忍心把你放进虎口，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抗日，我不得不这样作；到军校去处处要装得灰色一些，不要锋芒外露；要坚强，但要随时作好最坏的打算和安排；要广交朋友，这样有利于掩护自己。”遵照父亲的指示，我踏进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重庆和成都国民党黄埔军校。在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的暗中保护下，我度过了难关，于1941年初，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安全地返回部队。
蒋介石长期怀疑三十八军“通共”、“赤化”，于1940年将全军调到洛阳以东、郑州以西的黄河南岸防区，企图进一步制造借口，消灭三十八军。在蒋日夹击、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中，父亲镇定自若。他率三十八军一方面在河南荥阳、广武、泗水一带重创日寇，使其不能西进一步；另一方面，又和蒋介石展开了斗争。他义愤填膺地对同志们说：“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蒋介石却陈大军于我之侧后，总想借机消灭我们。我为国家民族战死无所畏惧，但为蒋介石所害，死难瞑目!”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全国处于大规模的内战边缘，蒋介石对三十八军的迫害也进一步加紧。就在这时，父亲毅然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请求中央批准。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父亲的请求，中央给父亲以极大的关怀和信任。1942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将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的组织和所有共产党员名单向父亲公开，并指示三十八军工委，以后凡有重大活动，都要和赵军长商议。父亲也更主动地把三十八军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1944年初，蒋介石进一步阴谋搞垮三十八军，把部队调到河南巩县，名为休整，实则以三面大军围困；又采取了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伎俩，把父亲贬到甘肃武威一带，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是置于蒋介石的软禁和直接控制之下，企图隔绝父亲和党中央的一切联系，达到借机谋害的目的。
此时，胡宗南对父亲软硬兼施。他亲自“邀请”父亲参观他的集中营中迫害共产党人的一切刑具，并参观他们杀害共产党人的血腥现场。这实质上是对父亲的公开恫吓。父亲当时一言未发，把满腔的仇恨积压在心中。回到家里，父亲沉痛地说：“这个仇是要报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就在这时，胡宗南又亲自召见了我们，对父亲说：“你的公子一表人才，将来是党国的栋梁。我要提拔重用他，赵总司令，你的意下如何呢?”父亲向我递了个眼色，从容不迫地说：“快谢谢长官的爱护和栽培!”我只好说：“谢谢长官”。为了摆脱胡宗南对我的控制，父亲请求胡宗南把我先派去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深造。临行之前，他把我叫到身边说：“我们全家都在蒋介石、胡宗南的老巢内，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蒋介石关押，陪伴杨将军，但你要时刻注意他们的各种圈套和诱骗，以免上当受骗而误大事。到重庆与周先生联系，设法摆脱他们的控制。”这样，我又第二次进了虎口——重庆。在党中央的直接指示安排下，父亲巧妙地配合和指导了前方部队的行动，使三十八军回到了解放区，我也于1946年安全地回到解放区，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而未给其以任何借口和可乘之机。
1946年夏，蒋介石又以派出国考察水利为名，免去了父亲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待到南京后又迟迟不给办理出国手续，企图找借口在国内加害于他；如阴谋不能得逞，则赶出国门之外，以清除其心腹之患。在党中央周副主席和董必武同志的周密安排下，父亲和我们全家秘密地进入解放区。这件事引起了南京和西安很大的震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遂下令通缉，西安胡宗南绥靖公署又密令统计三十八军在乡人员，严密监视。同时派军队查抄了我们户县老家和西安甘露巷6号住宅，掘地三尺，洗劫一空。不久，父亲辗转陕北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我们全家团聚了，真是悲喜交集。父亲激动地说：“为了新中国，我们失去了多少同志和亲人，这个仇恨是不能忘记的呀!虽然我们全家都安全地回到解放区，我们怎能不由衷地感谢党中央以及为我们安全，费尽了心血的同志们，这个恩不能忘记!”数十年来，父亲的教导和言行经常鞭策着我们为我们增添了力量和希望。
父亲为人热情和蔼，平易近人，他对自己要求的很严，他常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切不可有一点优越感和特殊化的思想。”在病危时，还教育我们在政治上要向比自己强的同志学习；在生活上要向不如自己的同志看齐，要永远坚持勤俭节约的精神。他用晚唐诗人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诗句告诫我们。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为子孙们谋过福利或安排过什么优越的工作。他临终前，还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和怀念远在台、港的老友，他多么希望在祖国统一之时，老友重逢，共建春秋。他对自己的战友，总是情深义长。当彭总受到审查时，他为彭总的处境担忧惋惜，在北京还亲自去挂甲屯吴家花园探望了彭总，回家后失声痛哭。在他病危时，癌块扩散，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苍白的面部一滴一滴地往下淌，他忍着痛紧咬着牙，以微弱的声音喊着：“彭总!彭总!”在一个深沉寂静的夜里，他忽然从昏迷中坐起，嘴唇颤抖着，我急问他想说什么，他老泪纵横地说：“仲勋!仲勋!”我急忙回答说：“听说他还好!他捎话请你珍重。”他点了下头说：“我见不到他了!”又慢慢地进入昏迷之中。父亲就是这样在与病魔搏斗和盼望祖国统一，怀念战友中与世长辞了。
现在全国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为祖国四化和统一而奋斗，我希望现在还在台、港和旅居国外的父亲的故旧老友和世兄弟姐妹们回到祖国来看看，让我们携起手来在不同的地区为祖国四化和统一大业共同奋斗吧!
* 作者系赵寿山同志的儿子。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