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自 传
赵寿山
一、家庭状况
我原名生龄。于甲午之战的那年(1894年11月21日)生在陕西户县北乡的定舟村中。父亲是个贫农。母亲曹姓。我兄弟姊妹六人。一家八口，全赖父母的耕织，生活苦困，可想而知。当我13岁的时候，地主突然收回租给的田地。父亲由愁而病，终至于死。这件事对我的家庭，简直是晴天霹雳。此后，我哥和我渐渐长大，可由母亲陪伴从事陇亩工作。两个弟弟也可分劳。这样，家境也就渐渐的好转了起来。后来，我入军界作事，尤其在汉中任绥靖司令时，利用职权，作商业活动，置产积财，因此致富。近闻胡宗南已将大部分财产拍卖，其余部分，当任解放后的群众处理。我家现人口是39人。在解放区内者九口，多系自己的直系亲属。其他，则受我北来的影响，散逃四方。
二、学历及经历
我九岁时，才开始读书。自己的勤奋，不仅博得塾师魏康侯的赞许，甚至常得其资助。16岁，我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入西北大学预科(后改为省立三中)。旋又转学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于民国3年夏毕业。除在西北大学预科第一学期得族人赵鹤皋资助外，其他全是官费(月得津贴二两)。当时，校方规定，名列前10名的，月可得奖金二三两。这就使我在陆军小学、测量学校时，不仅不需家庭负担，且可年得20余两白银，以补家庭之不足。
民国3年秋，我踏进陆军测量局当测量员。直到7年秋，应友人史可轩之召，才入了靖国军司令部充一等科员。9年，投效冯玉祥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任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11年，冯赴北平陆军检阅使任，升我为少校参谋，仍兼教官职。13年夏，赴陕北杨虎城部任教导队队长。继升教导营营长(吴岱峰、孔从洲、刘威诚都是当时的学兵)。14年，杨[部]被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奉命驱逐北洋军阀刘镇华、吴新田。15年春，刘反攻，杨坚守西安，我被调升师副参谋长，仍兼教导营。后来，冯师东征，西安围解，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参加北伐。我被升补充团团长。继升补充旅长。北伐后，全国缩编，被编为廿二师第七团团长。蒋冯大战后，再被编为十七师五十一旅一○一团团长。19年春，蒋冯大战再起，杨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孙蔚如继任十七师师长，我升五十一旅旅长，继兼汉中绥靖司令。“双一二”[双十二]后，升十七师师长。27年夏，升三十八军军长。33年春，升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秋季，赴陆大受训，34年1月期满。35年8月弃职辗转于36年3月，踏进解放区。
三、思想的变迁
我幼时，由于自己的贫苦，见了有钱有势的人，既妒且恨，甚至主张不与富者结亲。及至在乡间大会上，听了进步绅士张子甲“列强瓜分中国”的演讲，就动了掮洋枪，打洋鬼子之念。后来的由私塾，而陆军小学、测量学校，以至投身行伍，无非受了张子甲、魏康侯等富国强兵思想的所驱使。这笼统模糊的思想，一直继续到大革命的前夕。大革命时，友人中如赵宝华、杨明轩、魏野畴、刘含初、王授金等，都是一时的显要，我虽与之常相过往，由于认识不够，总感觉他们的思想行动太左，未肯随声附和。虽经友人数次征求入党，终未接受。不过，大革命失败后，我对投奔前来的共党分子，仍是妥为掩护，或资助其自奔前程。在十年内战中，由于形格势禁，我的思想愈为模糊，只知盲目服从杨虎城个人之领导，因对杨具有信仰的原故，19年，杨率部入关。我以为正是发展西北，为救亡图存奠定基础的绝好时机，曾力主之。不想为时未几，备受蒋贼压迫，计划一再受挫，精神既极颓丧，生活的堕落腐化更不用问了。25年春，我因病赴平就医。后南下至京沪一带游历，历时七月，得随时购阅进步书籍杂志，并与在沪之杨明轩、杨晓初等不时晤谈，知识一天一天的增加，思想也就因之明确化。认为“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日，非抗日不足以言救亡”。后来回到陕西，就向杨上了个“抗日建议书”，力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救国家、救西北与救十七路军的唯一出路。杨之敢与[于]发动“双一二”[双十二]义举，这建议书似乎起过推动的作用。事变期间，我驻防三原，警备渭北，与红军首脑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等朝夕往还，获益更多。因之当时凡能有助于红军之处，固无不悉力以赴也。曾忆为放蒋事，彭曾不惜费时三日以为说明，忠诚感人，至今难忘。
26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我首先奉命，率十七师北上开赴保定前线。中经漕河、阜河、滹沱河及娘子关前线，以及太原保卫战之后，部队因伤亡过重，士气沮丧，军心涣散，悲观失败情绪、逃亡逃跑现象，可谓达于极点。我在碛口切实检讨之后，提出了四项整训的办法：
一、以政治教育提高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并坚强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办理轮训队，一周一期，一月半轮训完毕。
三、撤换腐化庸懦干部，提拔进步勇敢的干部。
四、官长以身作则，把士兵当人看，同甘苦，共生死，准许士兵有权管理自己的事情。
照这样实施月余之后，部队情况改善了许多。接着十七师开抵洪洞，适与八路军总部相距不远，这又与我以与朱总司令、左参谋长、及陆部长聚谈的机会。惜为时不久，部队又奉命向晋东南进发。当时彭副总司令主持东路军，十七师在他指挥下，游击敌后，半年有余。这期间，关于部队的改进，有以下的几点：
一、成立战地服务队，血花剧团，进行对当地人民的宣传、组织及武装各项工作，配合部队对敌作战。
二、各营连选派指导员，从事连队政治工作。
三、选派班排级干部四十余，赴东部军受训。
四、常请彭副总司令到十七师为干部讲抗日战术及抗日政治工作。
五、向当地地主富农商借军队给养等。
六、先后克复晋城、长子、沁水、高平、壶关等城市。
后来，奉调赴豫北封门口王屋镇一带作战。继开抵中条山。到后，就进行了下列各项：
一、血花剧团改组，并将战地服务队扩大为战地服务团。
二、举办茅津干部训练班，内分干训队及教导队，前者旨在改造旧干部，后者旨在培养新干部。
三、创办定期刊物——《新军人》，并发行13种小册作思想、行动之指导。
四、提出四大口号——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济公开，人事公开。三大禁令——禁烟、禁赌、禁嫖。
五、顽固不堪改造者，分批给资遣散，或令其转业。
这时，我已更明显地在抗战、团结、进步总原则下，将十七师改造成坚决、自觉的抗战劲旅。事间，先后粉碎日寇对中条山13次扫荡，使日寇视中条山为盲肠，使一战区长官，卫立煌也不得不喻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这荣誉，也无非当时政治工作之所赐。到29年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部队奉调南渡。姚警尘首被蒋介石电令解职，只好在隐蔽精干政策下积极活动。但干部政策，始终掌握，干部训练，亦从未中断。30年秋，蒋竟电调本部得力干部团长以下刘威诚、张復振等30余人入集中营。当时孙蔚如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亦从而压迫之。经我多方斡旋，及以全家生命财产作保，并酌送三人应命后，才渡过这一难关。但决不是说，此后就一帆风顺，或者阻力减少。正相反，愈往后，愈是灾难重重。干部被个别收买者有之，被检查者有之，被召至政治部谈话者有之，被以各种方式调训者有之，甚至被逮、失踪，被武装袭击者亦有之。在蒋贼，固已极尽伤害之能事。但三十八军，为了抗日的胜利，为了民族的前途，只好忍辱，再忍辱，一般说是团结巩固的。直到33年冬，蒋最后以调虎离山之计，调我赴凉州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我一面将已经暴露，及不可能继续留任原职的干部资送返延。一面妥为布置，嘱令待机起义。我就这样忍痛别离一手抚育起来的三十八军了。
四、要求入党的经过
我的倾向中共，开始于双一二[双十二]事件。但思想的转变，实基于平津沪汉之游。在双十二期间，在抗战初期的晋东南，虽常与中共首脑接触，但尚无入党的要求。觉得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求在抗战团结、进步方针下，与中共一道对民族、人民有所贡献，于愿已足，似无须取得党籍增加不便也。到31年，敌我斗争日见尖锐，国共合作的前途，愈觉渺茫，以往顾虑，已失掉存在根据，于是有要求入党之请。当年10月，范明(郝克勇)奉召回延安，转达了我的愿望。12月返部时，谓已蒙毛主席批准，并允党龄自双十二算起，连同300余党员的名单，也向我公开。惜为时未久，我就被调往遥远的凉州。虽为交通、环境所限，殊少作为。但以常去重庆，得与周恩来、王炳南同志联络，接受中央的指导，使自己克尽一个党员的职责，这是我衷心自慰的地方。今天，我既然回到党的温暖的怀抱，党且为我派定工作。我想，我该有理由请求党正式批准我的党籍，确定我的党龄，使我很快的站在党的岗位，过党生活，为党工作。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了。
此材料来自《赵寿山死亡档案九七四九号》。并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作过核对。(王志强注。1984年10月12日)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