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革命的一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委员、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共产党员李敷仁同志，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返省以后，染病不治，于本月十九日下午十时在西安逝世。这出乎意外的消息传来，在京友好莫不感到深沉的悲恸。敷仁同志这次来京后，在民盟大会上的发言，以及临行前和朋友、同志畅谈回省后工作计划的情况，都历历在目，怎能料想到几天后，我们敬爱的同志和朋友，竟然和我们永远分别了呢?
敷仁同志，陕西咸阳人，今年五十八岁，早期曾留学日本，为人勤劳朴素，对待同志诚恳热情。他的前期生活主要是从事教育工作，在反动统治的年月里，他在陕西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无数革命青年，也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使受敌人逮捕的青年学生脱险。他忠于劳动人民的感情，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干劲，深深感召了当时的青年学生。从而促使落后的转变为前进的，前进的转变为更积极的，以至后来，有很多学生成为党的优秀干部。由于敷仁同志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和指示，在学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从而逐步地把广大的知识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从事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可是，作为一个忠心于革命的敷仁同志，并不想把自己只限制在知识分子或者教育界的圈子里。他有坚定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他时刻关心劳动人民疾苦，人民群众称他为“老百姓”。为什么这样称呼他呢?这不仅因为他违反了旧社会一般知识分子的常例，结交了无数劳动人民，种地的、钉锅的……而主要的是因为他在“西安事变”以后，在党的支持下，创办了《老百姓》报。这个报纸完全为老百姓讲话，是纯口语的报纸，因而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他吸收并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自己的革命精神影响和教育这些人，使他们提高了革命觉悟和革命热情。他每天接待来访的读者，多是从农村来的劳动人民，他们要求解答他们的问题，在报纸上反映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就这样，《老百姓》报在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当中传播了革命思想，鼓舞了人民的反压迫的斗志，敷仁同志受到了崇高的爱戴和尊敬。《老百姓》报当时曾通过世界语和七个国家的进步组织和个人建立了通讯关系。一方面把我国当时的抗战情况报告给国外；另一方面也向读者介绍了国外情况。劳动人民欢迎的东西，正是反动派反对的东西。这个报纸终于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被迫停刊了。
敷仁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秋和杜斌丞等同志在西安建立民盟组织，并与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等同志组成民盟组织的青年委员会，敷仁同志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这个期间，他和这个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的青年工作，在陕西、甘肃两省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有上万学生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在甘肃，曾发动了学生的反饥饿游行；在陕西曾发动了反对反动派的反苏游行。这样就使得抗战初期党所领导的蓬勃发展的青年运动，在西北地区保持了活跃的状态，为一九四六年前后白区①学生大批进入解放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敷仁同志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还利用合法手段，使《老百姓》报的精神复活，编刊了《民众导报》，以委婉的手法揭露了反动政权的反动、腐朽和无能，并且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反动政权下的痛苦生活和革命要求。
一九四六年，敷仁同志领导西北青年运动的消息被敌人发觉后，即被捕押到遥远的田野秘密杀害。当时，敌人凶残地向他的头部、肩部连击两枪，扬长而去。但由于未中要害，敷仁同志于昏迷后又苏醒了过来。当地群众知道了被害的是敷仁同志后，即群起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敷仁同志回家。但敌人是不会甘心的，当得知敷仁同志没有被杀死的消息后，又立即派人搜捕。在这紧张危险的关头，当地人民设法巧妙地跟敌人相周旋。一方面派人“招呼”这些坏蛋，阻滞他们的活动，探听他们的动向；另一方面继续不断地转移敷仁同志的休养地点，有时一天要转移几个地方，最后由党接他到陕北。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敷仁同志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当地农民对敷仁同志是何等的尊敬和爱戴!这是广泛的群众的爱，少数人的爱是不能把他从地域辽阔的反动政权下抢救出来的；一般同情式的爱也是不能进行这样艰巨的、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的。敷仁同志从遇难到脱险这一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次群众性的革命活动。
党对敷仁同志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当他进入边区②，就为他施行手术，取出敌人一心想致他于死地的罪恶的子弹，经过疗养恢复后，即派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的职务。敷仁同志没有辜负党交给他的光荣任务，集中精力从事为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工作，他的勤劳朴素的精神为青年作了良好的楷模。胡宗南匪帮进攻边区的时候，他带领延安大学的全体师生在后方进行艰苦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胡宗南溃退后，延安大学搬回延安，担负了为边区运粮的任务。在交通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体师生在敷仁同志及其他同志的领导下，把大量的粮食从遥远的河东运到陕北，支援了遭到胡匪大破坏的延安广大群众。当白区青年于一九四六年前后大批进入边区参加革命的时候，延大就接受了培养这一批新生力量的任务。在敷仁同志和延大其他领导同志的一起努力下，这些青年变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给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增添了一部分力量。
解放以后，在延大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敷仁同志先后担任了这个学校的副校长、校长职务。这个学校配合解放后新形势的需要，担负了教育和改造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旧人员的任务。敷仁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和其他同志一道正确地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不很长的时间内，为党培养了上万名干部，大力支援了西北各省工作的开展。在这期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还继承了延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了勤俭办学的方针，在西北人民和青年学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良好影响，并受到了前中共西北局的表扬。接着，敷仁同志担任了西北中苏友协等群众团体的领导工作。一九五四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北大区撤销后，担任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等团体的领导工作，直到逝世前为止。这个期间，敷仁同志还曾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并曾带领我国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敷仁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生活又是那样的朴素。在他编刊《老百姓》报的时候，他经常吃黑面粉、咸菜，在边区和解放以后，他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深深为同志们所敬爱。他的工作热情很高，常常在病中坚持工作，在西安曾经因审阅文件倒在办公室里。敷仁同志很少谈到他的家务事，虽然我们知道他跟家里的感情是很好的。他就是那样一生忘我地献身于革命事业，把生命完全交给了党和人民，直到他的“心力衰竭”为止。
敷仁同志的死是党和人民的不可补偿的损失。在临死之前，他还是那样热情洋溢地计划和安排自己今后的工作，那样积极地学习汉语拼音字母，准备在归途的火车上修改拥护文字改革的文章。在他遭枪杀之前，曾经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他从文学、哲学和语言学的观点出发研究民俗学。但是，多年来忙碌的革命生活，使他一直不能重新从事这个富有革命意义的研究工作。为了完成敷仁同志的崇高宿愿，为了安慰我们敬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英灵，希望曾与敷仁同志研究过该书编写计划的武伯纶、郑竹逸、杜松寿诸同志能整理和完成这个著作。
敷仁同志勤劳朴素的作风，联系群众的热情和才能，献身革命事业的忘我精神，以及他同劳动人民交织在一起的思想感情，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愿我们永远记着他，学习他。
*本文按《群众日报》(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刊印。
注：①白区，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域。
②边区，指陕甘宁边区。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