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现代教育家杨明轩
屈应超 李敬谦
在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一位曾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他就是卓越的教育家杨明轩。
杨明轩(1891—1967)，原名杨荃骏，清光绪十七年生于陕西户县黄堆村一户农民家庭。1909年至1912年，他在西安上中学时，很爱读进步报刊，渴望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以辛亥革命在西安刚刚举义，他就参加学生队，拿起了枪杆，在西安街头巡逻，维持革命秩序。
1913年初，杨明轩考入三秦公学留学预备班，同年秋被推荐公费留学日本。当时，他以为到日本留学可以学到许多新知识，但到了日本，在东京同文书院读书时，中国留学生却受到了种种歧视，他心中充满了愤慨。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派兵侵入我国，强占了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他和一些同学愤然回国。
1915年夏，杨明轩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一面勤奋学习，一面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和瓜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卖国求荣，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那些日子里，杨明轩忧国忧民，悲愤不已。恰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他跟随着《新青年》所指引的方向，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精神，呼唤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1919年，中国人民的革命高潮——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杨明轩表现得异常勇敢。5月4日，在随高师队伍奔赴天安门广场途中，他高呼口号“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惩办卖国贼”!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行抵赵家楼时，他与李子洲等挺身而出，不顾反动警察的阻挠，率先冲入曹宅，找卖国贼曹汝霖问罪。曹汝霖躲在一个小屋子里，学生未找到他，却发现了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杨明轩追上去痛打章贼，并与保护章宗祥的一个日本人扭打在一起。这时反动军警赶来，逮捕了他和其他三十一名同学。
斗争的烈火愈烧愈旺。反动当局逮捕进步学生的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严厉声讨；北京各校师生的斗争，如火如荼。5月7日，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逮捕的学生。杨明轩等人回校时，受到全校师生的夹道欢迎。6月3日，杨明轩带领同学赴西城区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不幸又遭逮捕。由于此时革命风暴已成燎原之势，反动当局慑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强大威力，次日又释放了他。
杨明轩两次被捕，革命意志经受了磨炼。6月27日，他与各省学生代表团一起再一次冲上街头，包围了徐世昌总统府，要求反动当局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他利用这一时机进行讲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能丢!现在正是我们每个爱国青年为国效力的时候了……。他的讲演，激发了各省学生代表的爱国热忱，当晚，大家露宿在新华门前东、西辕门以内，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直到翌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电告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时，学生代表们才在欢呼声中返回校园。
杨明轩在北京高师学习期间，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对教育作了不少研究，先后在《北京高师周刊》上发表了《人格化为教育第一要义》、《教育者宜认教育为终身事业》、《养成适应之人才》等多篇论文。他认为，教师必须具有高尚的品格。只有教师在品德上为学生们作出表率，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学生。他说：“教师之品性端方，则学生之行为必正；教师之行为不检，则学生之习惯必劣。而教师之言语风度及一举一动，莫不于学生有直接的影响。”他主张学校教育应适应进步思潮，为社会改革服务。他提出“学校教育若不适应乎思潮，社会之不良无由改革之，则社会将永远无进步之希望。”上述观点，为他后来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7月，杨明轩由北京高师毕业后回到陕西。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本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界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然而，当时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仍然顽固坚持旧的教育方针，使学校教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潮流。为此，杨明轩在第一师范担任教师时，组织进步教师，同守旧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撰写的《教育与社会》一文中，明确提出：教育是为了“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主要方法”。他说，重温我们已往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全部有赖于教育，“历来各民族中全赖于教育的力量，才能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世代相传”。他断言，“教育不但在已往的社会演进上占优势”，而且在将来的社会中依然是“有力地原动力”。因此，“现在的教育，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决不能使教育成为私人培植势力的工具，必须将学生培养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骨干力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宛若阵阵春雷，道道闪电，响彻在人们心头，闪耀在人们眼前，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
杨明轩致力于教育，不仅在理论上有颇多建树，而且在实践上时有创新。在担任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和第四师范教育主任期间，他除了聘请进步教师，更新教材，推广白话文，传播新文化，亲自给学生讲授《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问题》、《马克思主义浅说》外，还顶着反动当局的压力，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帮助学生建立学生会，请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议，批评、监督教学工作。在他的教育下，许多学生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走上了民主、科学、革命的道路。
那时，杨明轩的儿子杨士仰在华县咸林中学读书，他感到学校要求参加劳动，不愿再读下去，就给父亲写了信。杨明轩看到这封信后，立即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耐心地开导说：“一个完全的人，不只是发展智力，同时还要强健身体。”他针对儿子信中说的“每天除上课就是劳动”，指出这样做正好，“上课是用脑的工作，劳动是锻炼身体的学习，两者互相调剂，脑筋和肌肉更迭的休息，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封信使儿子深受教育，后来长进得很快。
为了使教育适应新的社会思潮，杨明轩十分注意学习马列主义。1923年秋，他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结识了瞿秋白、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阅读党的刊物《响导》，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6年底，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受到共产主义思想长期熏陶的杨明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4月25日，杨明轩和一些进步人士以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的名义发出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1928年初，他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持革命立场，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一次，宋哲元的亲信、监狱长，叫他给政治犯们讲解《三民主义》，其目的是让他进行所谓的“反省”。杨明轩看透了敌人的阴谋，便利用这个合法机会，大讲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新三民主义的由来。他说，“什么是新三民主义呢?就是为了达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目的，就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否则，就是背叛新三民主义”。监狱长一听，暴跳如雷，不许他再讲下去。杨明轩当即质问：“请问监狱长先生，我那句话讲错了，你们不是也张口闭口讲三民主义吗?”驳得敌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29年8月，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了杨明轩。此后，他又同国民党的“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政策和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他在各界群众大会上痛斥了蒋介石的反动方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7年1月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他在西安组织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并担任“教盟”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教盟”制定了《国难教育方案暨实施办法》、《国难期间青年学生的任务》，推动了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引导一大批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杨明轩根据党的指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同杜斌丞一起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1946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民主爱国运动，残害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着西安。当时，杨明轩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下，党秘密地将他护送到了延安。1948年2月，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延安的日子里，他为推动西北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争取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明轩从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十年里，始终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坚持以马列主义指引方向，教育青年。因此，毛泽东主席在1962年接见孔从洲时，称赞他不愧为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的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是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
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郭琦，张石秋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02